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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月和5月，能海宽、寺本婉雅先后抵达重庆，日本驻重庆领事馆设法为他们办理了入藏手续。两人经由成都，于6月27日在打箭炉会合，计划由此西行入藏。7月20日二人进入里塘，8月11日抵巴塘。抵达巴塘后，他们的入藏行动遭到当地藏族僧俗群众的坚决抵制。巴塘江卡土司还以“交界僧俗众人”的名义上书粮台吴文源，云：吴大人台前，为具夷事，江卡满康僧俗人等为具禀事。缘近闻得，巴塘现抵有洋人二名，由省随带牌票，欲进藏等语。小的僧俗人等，现已议结阻滞〔止〕我等界内，不能前进，伤害黄教佛门，外国之人一概不前行。自今以前，外国洋人及教民人等，若要进藏之人，均已阻挡，并所行各事，均所共知，想必有案可查。至今该等虽带有牌票前来，我等万不能叫他人前行一步，盟誓是实……而该等不听吩谕，任意前行者，其时或好或反，无怪我等乎。[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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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源收到禀书后，即刻下令能海、寺本二人停止入藏活动，立即返回打箭炉。能海、寺本二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在巴塘滞留50天后，于10月1日在4名土司土兵的武装“护送”下，一起踏上了归途，22日返抵打箭炉。由川进藏的计划失败后，寺本婉雅告别能海宽，经重庆乘船至上海，独自返回日本。但是，能海宽不甘心失败，企图改道青海入藏。1900年7月，他北上抵达青海丹噶尔厅（今青海湟源县），但因旅费失窃，其由青入藏的计划搁浅，折回西宁，于同年11月返抵重庆。回到重庆后，能海宽又计划经由云南进入西藏，具体的入藏路线是：昆明——大理——丽江——中甸（今云南香格里拉）——阿墩子（今云南德钦）——江卡（今西藏芒康）——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里（今西藏嘉黎）——拉萨。1901年2月，能海宽装扮成一名汉族和尚从重庆出发，于3月30日抵达昆明，4月16日抵达大理。4月18日，有研究者认为，能海宽行至滇藏边界的阿墩子后，被当地藏族民众劫杀。[123]临去丽江的前一天，他给自己的恩师、著名梵学家南条文雄（1849～1927）写下《不惜身命》一文，从此再无音信，成为“求法”路上的不归之人。[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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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川入藏活动中遭遇失败的东本愿寺僧人寺本婉雅，于1901年12月又以日本外务省派遣的“西藏蒙古研究生”身份再次来到北京。他于1903年2月进入青海塔尔寺，并于1905年5月成功潜入西藏拉萨，在拉萨滞留20余天。当年10月经由印度回国。寺本归国后重点进行日本净土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教义的比较研究，还翻译出版了藏文苯教典籍《十万白龙经》。与此同时，寺本还与日本军政要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外务省、参谋本部以及皇宫举行了讲演，讲述他的进藏体验，阐述和强调西藏对日本帝国的重要性，还向上述机关呈交了他的入藏活动报告。寺本的蛊惑激起了不少军政要员对西藏的“兴趣”，他们对寺本以后渗透中国西藏的活动从多方面给予支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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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口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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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能海宽、寺本婉雅试图经由中国四川入藏时，日本佛教黄檗宗[126]僧人河口慧海（1866～1945）为了获取梵文及藏文经典，经由印度进入拉萨，成为第一个进入西藏拉萨的日本人。河口慧海曾先后两次入藏。1897年由日本神户出发，在印度曾会见九世班禅，在大吉岭多次受到在此避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召见。然后取道印度于1901年3月进入西藏，在拉萨停留一年多时间，并在色拉寺研习藏传佛教。其后，河口慧海的日本人身份暴露，他迅速逃离拉萨，1903年离藏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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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15年，河口慧海再次入藏，公开以日本人的身份在西藏活动。1914年8月7日，河口慧海一行抵达拉萨，被安排到已故噶伦擦绒·策丹旺秋家中住宿。当时正在拉萨的其他三名日本人青木文教、多田等观、矢岛保治郎前来他的住所问候。9月29日，河口慧海在罗布林卡拜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献上大花瓶、绢绘挂轴、涂漆茶具、木雕等礼品，并请求十三世达赖喇嘛给东京大学寄赠藏文《大藏经》。1915年1月19日，河口慧海离开拉萨。此后经由日喀则进入印度大吉岭，于9月4日抵达日本神户。在藏期间，他与亲英派实权人物、藏军总司令擦绒·达桑占堆来往密切，并搜集和带走了大批西藏珍贵文物。此外，河口慧海还受托为日本理学博士伊藤采集150余种西藏生物标本和各种化石。他归国后，先后出版了《西藏旅行记》和《西藏重游》，其中详细记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俄国间谍德尔智的交往情况。[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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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日本佛教的“清国开教”过程中，日本僧人以“求经”“研佛”等为名开始涉足我国西藏。研究者指出：“他们的这些活动看似一种宗教活动，其中也有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但是，无论从其宗旨、目的还是行为来看，无不围绕着日本的国策与对华侵略目标而行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服务，发挥了配合与协助侵略的作用，因此，其活动的实质是对中国的一种侵略行为。”[128]尤其是寺本婉雅，与其说是一名僧人，倒不如说是一名富有外交手腕的政治活动者，他曾一度成为日本与西藏，尤其是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联系的中介人。[129]1901年，他不仅成功地将两部《大藏经》从北京盗往日本，还将著名高僧阿嘉呼图克图等人“邀请”到日本访问月余。1904年十三世达赖出逃库伦及内地以后的几年间，寺本穿梭于青海塔尔寺、山西五台山和北京等地，处心积虑地接近和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给他及其幕僚灌输“亲日”及“联日”思想，怂恿西藏独立。1906年，在寺本的积极斡旋和努力下，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之弟大谷尊由，在五台山会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双方达成了互派留学生的意向。[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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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政府机构（外务省）及军方向西藏渗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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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于对中国进一步扩张以及对俄战略的需要，日本外务省和情报特务部门等机关也开始直接介入渗透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中，他们千方百计派员入藏，主要任务是搜集西藏的有关情报，伺机觊觎中国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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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外务省间谍成田安辉的西藏潜入活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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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末，经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及其继任者西德二郎、原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等人的倡导，日本外务省制订了为期5年的“西藏探险计划”。次年2月，派遣具有国外生活工作经验且有“爱国热情”的成田安辉（1864～1915）潜入重庆，企图经由四川进入西藏。成田安辉抵达重庆后，化名“陈良玉”，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积极打探入藏途径。1899年3、4月间，他与驻重庆领事加藤义三一起赴成都、打箭炉一带“考察”了56天。1900年6月，成田安辉又利用各种手段，极力接近新任驻藏大臣庆善，企图与他同道进藏，后因庆善病死而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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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四川进藏的各种企图失败后，成田于1900年10月受命撤至杭州，后赴上海。他在上海结识了刚从西藏归来的原藏印勘界委员会翻译沈锡侯，遂决定以白银5000两雇佣沈氏为向导，取道印度进藏。1901年9月，他化名“成辉”，化装成汉人，从上海出发，经由香港、印度，从大吉岭经锡金于11月进入西藏，于1901年12月8日成功潜入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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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拉萨以后，成田安辉虽然未能拜见达赖喇嘛，但对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做了仔细的观察，尤其对拉萨地区的商业贸易状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此后，成田安辉以自己的入藏经历写成《进藏日志》一书，为日本当局提供了西藏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1902年5月5日，成田安辉受命返回日本。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扮演着日本外务省西藏问题顾问的角色，曾向外务省提交了《关于西藏的将来》《关于西藏的时局》《印度至西藏的道路状况以及关于英藏纷扰之私见》等重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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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06～1908年日本当局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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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武装侵入西藏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逃。7月26日，达赖喇嘛匆忙指定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摄政，自己带少数随员秘密逃离布达拉宫，取道藏北黑河，越过唐古拉山、通天河进入青海，又经甘肃到达蒙古地区，于12月2日到达外蒙古首府库伦。从此开始了他在祖国内地等地四年多的流荡生活。日本当局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加紧了对达赖喇嘛的接触和拉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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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自拉萨出走后经过青海等地赴库伦，有求援清政府的想法，也确有“联俄抗英”的打算。但当时俄国内忧外患，在对日战争中遭到惨败，国内又发生了革命，自顾不暇。虽然俄国在口头上对其有所承诺，但始终未能有实际帮助，十三世达赖喇嘛逐渐对俄国失去了信心。加之英国政府当时正在策划新的阴谋，企图以班禅额尔德尼取而代之。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急于返回拉萨。另外，他在库伦逗留期间，出现了与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睦的现象，这更促使十三世达赖喇嘛想早一点返回拉萨。清政府也催促他尽快返回西藏，并答应他从库伦启程后，恢复已被革去的达赖喇嘛名号。1905年底，西藏噶厦以及拉萨三大寺的僧俗代表抵达库伦，迎请他返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遂决定次年春季动身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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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统治者深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倾向不仅对日本的对藏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同属藏传佛教圈的满蒙地区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他们获悉十三世达赖喇嘛准备由蒙古返藏的消息后，迅速派遣日本东本愿寺僧人寺本婉雅潜入他返藏的必经之路——青海塔尔寺，利用佛教的名义接近和拉拢达赖喇嘛，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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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方在渗透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企图利用日本与西藏之间的佛教联系，达到“日藏邦交”的目的，其中参谋本部中将福岛安正（1852～1919）是一系列阴谋活动的总决策者。1908年12月26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一封密电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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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来京后，我们利用能接近达赖的寺本婉雅观察其动静，并示予怀柔。我们随时能得到寺本提供的情报。与达赖喇嘛建立关系的想法，原出自参谋本部的福岛中将。他与西本愿寺商量后，将寺本用于此目的。在当地由青木（宣纯）少将制定其具体的行动方针，本馆（即日本公使馆——引者）则积极协助，决定在不引起外交麻烦的前提下对寺本进行指导和利用。福岛中将的希望是通过达赖喇嘛向我国派遣视察员，自然地与西藏建立关系……以后邦人入藏，亦可利用本愿寺的名义，这是最为稳妥的方法。[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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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指出，“从十三世达赖喇嘛方面来看，也在随时寻找机会与日本方面建立某种联系。其原因是由于在清末民初复杂政治形势和政治事件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英人的煽动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了自治自立或地方割据的思想，企图以扩大藏军作为建立所谓的大西藏国的工具，但一时又难以从英国取得武器。他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武器的先进，另一方面又认为日本人在宗教信仰上与西藏同属佛教文化圈，便急于从日本得到武器。所以早在日本僧人开始入藏之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就主动派遣擦珠活佛到日本学佛，先与日本建立宗教文化的联系”。[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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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日本驻华公使馆的积极配合下，日本参谋本部利用寺本婉雅极力接近和拉拢达赖喇嘛。1908年6月，达赖喇嘛驻锡五台山时，福岛安正让寺本捎去了一封邀请十三世达赖喇嘛到日本“观光”的信及一支十连发手枪。[134]1908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入觐北京期间，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寿太郎、伊集院彦吉、武官青木宣纯及著名浪人川岛浪速等人，先后会见了他，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亲善，积极联络感情，并为西藏的“独立运动”出谋划策。[135]他们还曾策划邀请达赖喇嘛及其幕僚到日本“观光”。后来，日本当局为了避免引起外交麻烦，取消了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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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西藏的一系列渗透活动，不仅表明了日本染指我国西藏的不良用心，同时也对当时西藏分裂倾向的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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