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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寺本婉雅（1872～1940），日本爱知县人，日本东本愿寺僧人。1898年6月，受京都东本愿寺派本山之派遣，从日本抵达中国，曾在北京雍和宫学习藏文，并促成了雍和宫高僧——青海塔尔寺主五世阿嘉于1901年7月至8月的日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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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能海宽著、能海宽追忆会编《能海宽遗稿》，东京五月书房，1998，第178页；寺本婉雅：《藏蒙旅日记》，第79页。转引自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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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详见何大勇《日僧能海宽入滇进藏求法研究》，《中国藏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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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详见何大勇《日僧能海宽入滇进藏求法研究》，《中国藏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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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参见寺本婉雅《西藏秘密国之事情》，1929年武田长兵卫氏家刊，东京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第12页；寺本婉雅《藏蒙旅日记》，第240页。转引自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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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佛教禅宗派别之一。宗名取于福建福清之黄檗山。唐贞元五年，正干禅师传六祖弘忍之法，开创此山。断际禅师希运住此，大振宗法。希运寂后，临济义玄之门裔，大为繁兴。尔后，黄檗之道场与临济之宗风，一其盛衰，隆于宋，废于元，至明复兴。崇祯九年，隐元来住此山，中兴黄檗之道，后应日本僧人之请，于南明永历八年（1654）东渡，在日本京都建黄檗山万佛寺，遂为日本黄檗宗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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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详见秦永章《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二章“河口慧海——第一个进入西藏拉萨的日本人”，第38～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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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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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德国人威廉·菲尔奇纳在其《亚洲风暴》（Wilhelm Filchner，Sturmüber Asien：Er-lebnisse eines Diplomatischen Geheimagenten，Berlin，Neufeld & Henius，1924）一书的第10章，把寺本婉雅作为达赖喇嘛的最高顾问专门做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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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911年4月，达赖喇嘛派遣西藏色拉寺擦瓦池活佛擦珠·阿旺罗桑（1880～1957）到京都西本愿寺留学，成为西藏历史上的首位赴日留学生。日本西本愿寺方面也于1913年派遣青木文教、多田等观两名西本愿寺僧人到西藏拉萨留学。不过，达赖喇嘛和日本西本愿寺互派的这些留学生，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是一方的代表。曾担任过擦珠.阿旺罗桑日语教师的多田等观认为：“这些西藏人的到来与其说是为了研究日本的佛教，倒不如说是带有某种外交目的，他们似乎具有西藏外交官的身份，擦珠就是一位具有这方面才智的人物”。参见〔日〕多田等观著《入藏纪行》，钟美珠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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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详见秦永章《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第三章“外务省间谍成田安辉的西藏潜入活动”，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6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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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转引自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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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陈崇凯：《近代日本人在西藏的活动及与藏传佛教的联系——兼述十三世达赖与日本人的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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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转引自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53、169页。此外，1908年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获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山西五台山，派他的弟子大谷尊由赴五台山，与达赖喇嘛秘密会晤，并协议互相派遣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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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佚名：《内厅侦察达赖报告》，线装手抄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藏。转引自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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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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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冯建勇：《1888～1911年英俄在西藏的角逐》，《西藏研究》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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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石楠：《关于英俄争夺西藏的矛盾与冲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82～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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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七章 清政府在西藏的新政及西藏局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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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民族危机意识日益增强。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提出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虽然“百日维新”在慈禧太后的强压下无果而终，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使得清廷官员们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于是纷纷上书请求变法。1901年，清朝末年一场为期十年的在全国各地开展的“新政”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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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中国西南边疆天然屏障这一重要地理位置上的西藏，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同祖国内地一样，未能摆脱西方列强的觊觎与蹂躏。清朝中央政府此时也认识到兴革西藏以抵御外敌的重要性。然而，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四面楚歌的清政府不得已选择了妥协，还与英印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年）和《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清中央政府派往拉萨的驻藏大臣，大都是中下等人才，昏庸怯懦碌碌无为，被耻笑为“熬茶大臣”[1]，严重削弱了清政府在西藏民众心中的威信和形象，加上帝国主义分子的离间，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一度陷入紧张的关系之中；尤其是驻藏大臣与西藏地方上层之间，矛盾愈加明显。使得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施政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亟待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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