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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自英国第二次侵藏并与清政府签订《中英藏印通商章程》后，“凡英国官商在商埠内，以及商埠道中之身家财产，应随时由巡警局及地方官实力保护。中国允在各商埠，及往商埠道中筹办巡警善法。一俟此种办法办妥，英国允即将商务委员之卫队撤退，并允不在西藏驻兵，以免居民疑忌生事”。[17]英国同意从亚东、江孜、嘎大克三处商埠撤军（即撤走以商务委员卫队名义留驻三处商埠的士兵），但是清廷“必须办妥巡警”。为此，驻藏大臣联豫认为“切查藏中现下已无兵，以前驻防队营，已窳败不堪；而藏军涣散无几。纵有之，实不堪用。如其训练新军，调官招兵筹饷购械等项事，非二三年后不能成军。而商埠成立，需兵孔急”。[18]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驻兵数量少，战斗力弱，无法实现在各商埠巡警。因此，不论是外力的干扰（主要是迫使英军撤兵），还是清政府自身巩固统治的需要，训练新军以促使英军撤兵已成为当务之急。可以说，《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的签订成为川军入藏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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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张荫棠、联豫在藏实行新政，引起西藏僧俗的强烈不满。张荫棠最早在藏实行新政，他离藏后，联豫继续其新政措施，新政内容与西藏政教合一的传统制度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直接导致驻藏大臣联豫与噶厦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联豫认为，对西藏地方的控制，必须以“军事压力为助，否则一事均不能办，若不及时以兵力慑服，则将来更无从措手”。[19]1909年2月（宣统元年正月），联豫奏请“速派知兵大员入藏，既问罪，即以收瞻，且以整顿藏事”[20]，川督赵尔巽亦向清廷报告说“联豫兵单，不足以制之”[21]，建议派兵入藏。事实上，驻藏大臣孤处西域，除分散于各处各地站台的兵士外，根本没有可以调遣的军队，所谓“形同守府”。就这样，清廷中央采纳了联豫派兵入藏“镇慑”的主张，下令钟颖于1909年8月（宣统元年六月）率精旅入藏，其意以军事力量支援联豫，助其完成西藏的新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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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后期，清廷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产生隔阂，清廷想利用他来京之机，加深理解，消除隔阂，通过厚加抚绥，改善双方关系。清廷的努力对安抚十三世达赖喇嘛起了一定作用，但双方的隔阂并未消除。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礼仪问题上，双方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十三世达赖喇嘛要求今后奏事不再经过驻藏大臣转奏，直接与清廷打交道。但是，这个意见被清廷拒绝了。正值此时，由于赵尔丰推行“改土归流”引起川边等地的诸多矛盾，清朝政府委派达寿和张荫棠诘问十三世达赖喇嘛，要求他约束西藏地方政府，停止对康区的骚扰，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回答时“答词闪烁、意涉支吾”[22]，表示了其对这一事件的不满情绪。因此，清中央政府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桀骜难驯”，他也对清政府的态度“意存观望”。1908年11月（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十三世达赖喇嘛上奏请求返藏。此时，清廷又接英、德等国公使照会，称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密使德尔智在俄国活动，有购买枪支和聘请俄人教习之事。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一系列行为使清廷感到事态严重，遂在催促其回藏的同时最终作出了派遣川军入藏的决定，以防止他返藏后西藏地方局势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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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赵尔丰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推行新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得到清朝政府的高度赞赏。1908年3月赵尔丰被赏尚书衔任命为驻藏大臣，仍兼边务大臣，一身二职，计划由赵尔丰率领边军入藏。但是，赵尔丰包括此前的马维骐在川边一系列的改土归流措施影响颇大。特别是他们的军事“征剿”，被指为滥杀无辜，焚毁寺院，给其在川滇边的行为罩上了一层阴影。当得知他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后，引起西藏僧俗上层的极大恐慌。他们担心一旦赵尔丰率领边军入藏会危及政教合一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危及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西藏方面视赵尔丰为洪水猛兽，竭尽全力反对其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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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月29日（宣统元年正月初八），西藏地方为阻止赵尔丰入藏，电呈清廷外务部，指控赵尔丰杀害喇嘛，毁灭佛教，请求清廷将他撤职治罪。抗议电云：“闻赵大臣奉派驻藏，心中甚为忧惧，曾在现任驻藏大臣处，禀求阻止赵大臣前进，未蒙允准，兹特专电恳政府，即将有害西藏佛教之赵、丁（丁昆泰）二人撤换，并治伊二人之罪.否则全体藏民或将叛乱，于中国大局甚有妨碍，务求速允藏官之请以免激生事端。再藏境内现有之兵队足敷保护之用，祈勿另派兵队入藏。至应用军火等物.均可照张大臣荫棠在藏时办法办理。”[23]噶厦和三大寺随即调兵至江卡（芒康）一带阻拒赵尔丰进藏，同时三番五次具“阖藏僧俗公票”，指责赵尔丰“独专弄权，欲置藏人于水火”，要求“另简贤员驻藏练兵，共计大局”。[24]请求撤换赵尔丰的驻藏职务。西藏地方政府的武装亦和赵尔丰的“边军”经常发生摩擦。在此情况下，清中央政府为避免操切肇乱，“以致失藏人之心”，不得已命赵尔丰在川边“择地暂住，以待后命”。[25]最终，考虑到西藏地方对赵尔丰入藏极其反感，清廷才改换由钟颖统率川军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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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也是力阻赵尔丰入藏的。对联豫而言，赵尔丰被任命为驻藏大臣使他一人兼四职的格局被打破，意味着自己地位不稳。联豫略有小才，但嫉妒心极强，缺乏与同事、下属的合作精神。在藏期间，他曾与有泰、张荫棠、赵尔丰、温宗尧、钟颖等人共事过，其中，联氏与有泰间的构恶，张荫棠力辞帮办大臣之职及离藏，钟颖最后被杀，都与联氏有关，他实难脱干系。而赵氏之资历、才识、政绩，他更不能望其项背，赵氏如若入藏，联豫就不能作为清中央治藏政策的实际操作者。联豫为了一己私利，借西藏地方僧俗上层拒绝赵尔丰入藏为由，向清中央政府上奏以新军代替赵氏之边军入藏。于是，由于联豫拒赵入藏，加之藏人反对，结果赵尔丰只落得一个空衔虚位而已。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时，他最西边只到过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其军队也只到过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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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改令川军入藏的缘由在军机处致驻藏大臣联豫及四川总督赵尔巽的一则电文中剖析得极为清楚：“川督皓电奏已进呈，查藏番自去年攻打三崖后，始终并未退兵，扬言阻止赵尔丰进藏，其狂悍情形自系有恃不恐。惟赵大臣尔丰从前办事既为番众积愤，自未便仍令入藏，致使他族借口。然今日藏地情形，介在强邻之间，意存首鼠观望，必须设法经营，以保边圉。前于光绪三十三年，联大臣曾有详陈藏中情形一疏，所拟办法颇有斟酌，拟即采择试办，但无兵不能惮压，多兵亦不相宜，拟先设兵三千人，由川督挑选精锐川兵一千，饷须极厚，械须极精，并派得力统领一员，带同营哨弁目数十员，率之入藏，归驻藏大臣节制调遣，作为驻藏大臣本标之兵。其士兵二千名，由联大臣就近选募，或照前奏募用三十九族之类及归化已久之番民，唯哨弁长必须川中调来，如此则藏中僧俗可资慑服，而饷需不致过巨，可期持久。赵尔丰即仍作为边务大臣，驻扎川境，仍可遥为藏中声援。学堂即照联大臣前奏，先从底处浅处办起，其余开垦、开矿等事，从容量力筹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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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川军入藏在当时是必要的，清廷改派川军代替边军入藏也是符合西藏实际的。清朝决定派兵入藏既有替换涣散的前驻军的动机，又有迫使英军撤离的客观需要，同时还在西藏地方加强了国防，巩固了清廷的统治。实际上，这种影响也真正显示出来了。当时，英国和英印政府的一些官员对川军入藏颇为恼怒，他们感到了一种威胁，认为“衰弱的、半野蛮的西藏人”“为中国人——强悍的、警觉的、执着的邻居——所取代，有一天，他们会成为一支可畏的军事力量”。[27]加拿大历史学家谭·戈伦夫谈及此段历史时说：“大清帝国在最衰弱之时，却成功地恢复了在西藏所失去的权力和威望。”[28]这一评价似乎有些过于乐观，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川军入藏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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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川军入藏，沿途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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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宣统元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之时，驻藏大臣联豫正在藏中实行政治改革。与此同时，赵尔丰正在西康大力推行“改土归流”。赵尔丰在推行“改土归流”过程中，曾有过毁坏叛乱寺庙，处决叛乱僧人之举，西藏上层担心赵尔丰会剥夺西藏各大寺院的权力。另外，清政府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北京，准备返藏的同时，对西藏地方又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宣布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进驻昌都；二是由四川陆军中挑选精兵两千人，编为三营，由知府钟颖统率，1909年6月自成都出发，取道打箭炉、昌都，向拉萨挺进。赵尔丰兼任驻藏大臣和川军入藏，导致清朝政府与西藏僧俗上层的关系发展到最尖锐的对立阶段。赵尔丰的入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看来意味着西藏亦将实行改土归流，这不仅将会剥夺西藏贵族的权力，剥夺西藏各大寺庙的权力，还要剥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统治权力，因此也引起了西藏上层的一致反对，并扬言如川军强行入藏，藏人将要派兵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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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2月，西藏地方政府分别寄信给英印政府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此外，还向清中央政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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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西藏人尽管是一家人，但是中国官吏赵与驻藏大臣联豫对我们企划阴谋，不把我们的抗议文送给中国皇帝，而篡改它，改造成合乎自己的计划送出。彼等把军队送进西藏，想废止我们的宗教。因此，送电报给中国皇帝，请求中国皇帝阻止现在正在进军的军队。切望透过欧美各国使中国军撤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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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安、心碎的西藏人，送这封信给中国皇帝。外观看来似乎都很顺畅，但是，内部大虫正在啃食小虫。我们直率地行动，然而他们在不知不觉之间辜负我们。军队派遣到西藏，西藏人吃惊、担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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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政府坚持川军进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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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央没有理睬西藏上层的抗议，下令川军于1906年6月自四川出发进藏。1909年4月4日（宣统元年闰二月十四日），川督与驻藏大臣会衔奏复，建议以钟颖为统领，“于五月青草发生后”进兵；进兵路线“以大路为宜”。“枪械以川中最好者配给，并配给过山炮数尊，以壮军声”。[31]在饷需方面，他们认为“此举关系西陲大局，断难惜费”[32]，将军饷都大大增加。清政府在得到答复后，于次日下达了谕旨，正式批准了这个进军计划，由此开始川军入藏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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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辛亥革命爆发时，四川地方所编练的新军数量也仅有一镇。[33]1910年，钟颖[34]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招募蜀中流民无赖千余人，组成陆军一协”[35]，率之入藏。清廷派川军入藏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国家主权，然而由于并未严格按照新军的标准进行招募[36]，以致为日后西藏的动乱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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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7月30日，四川总督赵尔巽因藏人反抗，曾向清政府请示，藏人在江卡练兵铸炮，声言抵抗川军入藏，必然引发战端。如果藏军抵抗，川军究竟是迎头痛击还是停战以另谋进军的办法。清政府给予的答复是：若藏人胆敢开衅抗阻，川军不能不示之以国威，相机剿办，决不可停顿半途，致误机宜。因为川军入藏的目的在镇服番情，将应行整顿革新的事宜，次第举办。[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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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领旨后，挑选川军三营，分别由管带陈庆、张葆初、陈渠珍统带，马兵40名，并备有新式机关炮一尊，由都司张鸿升统带。但是如前所述，这支军队主要以在凤凰山所练的分部新军及新募的市井无赖、破产农民等组成，官弁除少数陆军学堂毕业生外，皆亲信官佐。钟颖自己也因出身满洲贵族，托庇父荫，虽22岁就当上川军协统[38]，但纨绔习气很深，“不学无术”，“浮躁跋扈，因亏空公款，大受舆论之攻击。不得已而率军入藏”。[39]故这支部队纪律废弛、毫无营规、放荡无绳。但在装备上，进藏川军却堪称当时第一流的。该军“编为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工程兵、炮兵、军乐队各一队，配有法国造管退大炮16门，机关枪24挺，并有长途电话，渡江铁驳等先进装备。全军1700人，号为一协，实为一标”。[40]为了支援川军入藏，清廷批准了赵尔丰在康区改土归流的计划，让其率军进驻巴塘，并将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划归其管辖。命他继续将川边地区各土司地方改流设治，借为藏援。接到清廷旨意后，赵尔丰率军至德格，击败受到西藏地方支持的正与其兄争袭德格土司之位的昂翁降白仁青，使康北最大的德格土司“自愿”申请缴印改流。之后又孤立了西藏地方政府设在康区的据点——瞻对（今四川新龙）[41]，使金沙江以东的藏族地区尽归川边，脱离了西藏地方之影响。接着，赵尔丰又以察木多已划归边务大臣管辖为由，请求将察木多以内的乍丫（今西藏察雅）、江卡（今西藏芒康）等地划入川边，并为了追剿“残匪”，派兵进占左贡、贡觉一带，为进藏川军扫清道路。与此同时，他还赶修打箭炉、巴塘至察木多之电报线路，在巴塘和德格囤集大量军粮、军备，以供入藏之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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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8月11日（宣统元年六月二十六日），经过半年的筹备，钟颖统率川军自成都起程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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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总督赵尔巽于1909年8月21日（宣统元年七月初六）向清政府奏报了关于川军启程日期及行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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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六月二十六日（8月11日）启程。进兵之路，察木多以内，拟取道德格至察。绕过江卡，以免横生事端；察木多以外，亦与联豫、温宗尧商定，取道类乌齐入三十九族[43]，由三十九族入藏界至拉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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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申报》也刊登了川军进藏的情形：藏番即以江卡（今芒康）为扼要之地，拟各处调兵以资防守，赵尔丰亦知江卡为适中要道，距巴塘尤近，若川兵至此，藏人竟敢拦头迎击，内地蛮民势必大受震惊，故与川督商定改由德格至察木多（今昌都），驻藏大臣联豫亦拟定由察木多入三十九旗。[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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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赵尔丰、联豫等人对于川军入藏的路线是做了较为周详的准备与考虑的。然而，这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一经开拔，障碍横生，尤其以夫役逃亡一事最为苦恼。川藏间道路崎岖，本不易行进，加之入藏川军装备多、重武器多，辎重难行，军队所到之处四出拉夫，不少夫役或病或亡，虽奖赏丰厚，但沿途百姓恐被征调，纷纷逃避一空。致使“行李沿途遗弃，虽出重资，不能雇得一夫”。[46]故而军行迟缓，七月底始抵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九月至德格，十月初至察木多，因为藏军在恩达聚阻，不敢贸然前进，于是留察木多等待支援。川军军纪败坏，沿途奴役藏族人民，连钟颖在自己的《传知录》中也记载，“乃查第一营自开拔后，途中用民间柴草，竟有不给偿者，且强拉番民背运，甚至殴打”[47]，造成沿途部分藏民对入藏川军很反感，而噶厦方面秘密指示各地官员，组织民兵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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