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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六月二十六日(8月11日)启程。进兵之路,察木多以内,拟取道德格至察。绕过江卡,以免横生事端;察木多以外,亦与联豫、温宗尧商定,取道类乌齐入三十九族[43],由三十九族入藏界至拉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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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申报》也刊登了川军进藏的情形:藏番即以江卡(今芒康)为扼要之地,拟各处调兵以资防守,赵尔丰亦知江卡为适中要道,距巴塘尤近,若川兵至此,藏人竟敢拦头迎击,内地蛮民势必大受震惊,故与川督商定改由德格至察木多(今昌都),驻藏大臣联豫亦拟定由察木多入三十九旗。[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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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赵尔丰、联豫等人对于川军入藏的路线是做了较为周详的准备与考虑的。然而,这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一经开拔,障碍横生,尤其以夫役逃亡一事最为苦恼。川藏间道路崎岖,本不易行进,加之入藏川军装备多、重武器多,辎重难行,军队所到之处四出拉夫,不少夫役或病或亡,虽奖赏丰厚,但沿途百姓恐被征调,纷纷逃避一空。致使“行李沿途遗弃,虽出重资,不能雇得一夫”。[46]故而军行迟缓,七月底始抵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九月至德格,十月初至察木多,因为藏军在恩达聚阻,不敢贸然前进,于是留察木多等待支援。川军军纪败坏,沿途奴役藏族人民,连钟颖在自己的《传知录》中也记载,“乃查第一营自开拔后,途中用民间柴草,竟有不给偿者,且强拉番民背运,甚至殴打”[47],造成沿途部分藏民对入藏川军很反感,而噶厦方面秘密指示各地官员,组织民兵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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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噶厦派兵阻击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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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因川军入藏引起西藏地方惶恐,清朝令联豫晓谕西藏地方官员,川军入藏“系按照藏印通商条约办理商埠道中巡警,以为撤退英兵,保安清净藏地”,“拟于三商埠设立巡警,并护卫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俾黄教日盛,百姓安谧”,“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因虑路程遥远之百姓不辨善恶,散布谣言,扰乱人心,滋生事端,使治下不安,故特颁布文告,以安民子心”。[48]清朝虽有上述说明,但噶厦得知川军进藏消息后,仍具合藏公禀给清廷,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请求撤退川军,撤掉联豫、赵尔丰等人之职。并声言如果不允所请,“则藏众必将反叛”,“无论是何汉兵,终将拒阻”。[49]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暗中指派“代本改桑坚参、硕第巴鲁朱、堪布降巴曲桑三人,潜运军械,在距察二站之恩达勒,调洛隆宗、硕般多、边坝各路之兵,屯聚数千人”[50],并明言训练藏兵,暗中调兵,唆使已归边务大臣管辖之察木多、丫乍等地藏兵抗旨撤台站,暗窥巴塘,以图阻截从巴塘到察木多之路。藏兵又从八宿向类乌齐派兵,驻察木多。另有大批藏兵集聚恩达,以阻川军进藏之路。川军不愿与藏军轻启兵衅,但藏兵的聚阻使清廷认为必须一战以示国威,旋即命令钟颖相机驱剿,“毋稍操切,万不可停顿半途,致误时机”,“能收能发,以资镇威为主”,又“边防尤不可忽”。[51]但年轻气盛没有战斗经验的钟颖,在藏兵聚集,战云密布的情势下,不知如何是好,不敢前行一步,也未排兵布阵。赵尔丰得知钟颖情况,知其统兵乏术,建议川督改派他人替代钟颖统领川军,但一时未能找到合适人选。川军仍由钟颖继续统领,而命赵尔丰率边军三营,进驻察木多,以督催护送川军前进。十月下旬,赵尔丰率军昼夜兼程,自德格冒雪驰赴察木多,先以偷袭之法,活捉了恩达藏军军官邓珠(即降巴曲桑),使恩达藏兵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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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川军乘藏军南移由北路经类伍齐,由三十九族小道前进,绕开藏军聚集之江卡、恩达,取三十九族间道迅速径往西藏,边军驻察木多遥为声援。因江卡为适中要道,距巴塘尤近,若川军由江卡进藏,必与藏军相接战,则巴塘等地之民众,悉将震惊,人心惶恐,故川军避开江卡,避免与藏军发生军事冲突,以期军行迅速。赵尔丰事前已招抚了三十九族总百户丹珍汪都,命他准备柴草迎接。驻藏大臣联豫也派有专人在三十九族调士兵配合,故川军一路颇顺利,直抵拉里。三十九族为边务大臣管理,方便支应物资,乌拉足用。当川军先头部队至察木多,藏军仍据察木多以西之恩达、类乌齐一带聚兵堵截,复闯入察木多,焚烧川军粮饷,杀戕官兵,打伤向导。川军到达江达时,达赖喇嘛尚在调工布之兵,在江卡、墨竹工卡地方阻截,并派理塘之大土司及德格土司各率士兵助藏军,这是藏军组织的最后一次抵抗,藏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十二月中,藏兵在江达“肆行抢掳,焚毁汉民房舍四百余家,杀毙台站汉兵民三名,又幼孩一名……在汛储备军粮,亦为烬”。[52]因这里距拉萨较近,联豫唯恐遭到藏兵的袭击,十分恐慌,急电令钟颖率部加速前进。但钟颖此时兵分六队,只有前锋方到拉萨。于是,联豫又电请边军支援,赵尔丰急调正在硕、洛、边的三个营,迅速开拔前进。复饬川督派来之中路第一军统领张继良,分督各营自察木多填扎至边坝一带。时值隆冬,大雪封山,边军兼程前进,“乌拉倒毙甚多,军士冻坏手脚及感风寒疾者数十人”。“及抵江达,乌拉存者不及一半”。[53]在川、边两军的夹击下,江达藏军大败,奔逃于山中。川军不及搜索,继续前进,又在堆达及乌斯江两处与藏兵小有接触,彼此伤亡不大。清中央政府在接到江达一役“迫杀三十余里,阵毙百余名,生擒二十余人”的报告后,立即命令“传谕各将领,相机因应,剿抚兼施,勿得过事诛戮”。[54]其实,当时除工布地区尚有部分藏兵据守外,川军一路并无阻挡之人了。最终藏军被击溃,江达战役胜利,使拉萨门户大开。钟颖派骑兵40名为前驱,且战且进。1910年2月12日(宣统二年一月三日)川军先头部队安抵拉萨。其后,川军各部陆续抵达拉萨。川军入藏严申纪律,“益加严行约束部众,毋得稍有滋扰,以免借口,而圃民心”。但是,驻藏大臣联豫的卫队在拉萨城中鸣枪,射杀西藏官员,引起慌乱。由于工布仍聚兵未服,赵尔丰所率边军仍暂时驻扎江卡,以视其变,当藏内形势稳定后返回昌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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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为反对川军入藏前后调集数千藏兵,在抵抗川军的战斗中却表现不尽如其意,毫无战斗力可言。究其原因是因为西藏地方和祖国大家庭千百年来形成的不可分裂的亲密关系,在广大西藏人民心中深深植根。虽然由于清末中央政府对藏政策的一再失误,彼此形成了一些隔阂。但这与长期以来中央与西藏地方深厚的关系相比,只是暂时的,其影响力有限,不可能动摇到西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根本态度。故这些被征调来的藏军并不敢,也不愿拿起刀枪公然反对中央政府。西藏地方之所以武装聚阻川军入藏,除了迫于专制压力之外,还认为这是联豫、赵尔丰等人背着清朝大皇帝干的,只要清朝皇帝明白了,就会将川军撤回的。故聚兵恩达之初,藏军首领邓珠曾邀请钟颖“单骑往见”,拟向钟说明苦衷。[56]后来川军管带陈渠珍前往侦察被俘,邓珠以礼相待,再三请他向赵尔丰转达他是不得已而统兵出藏,并写信请“允以三日为期,撤退藏兵”。[57]正因为如此,赵尔丰之偷袭才得成功。据当时目击者述,当边军冲入恩达时,见藏军“帐幕林立,号火满山,正在酣睡”[58],毫无战斗准备之态。很明显,这是邓珠确知川军是奉命而来后,已准备撤兵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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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入藏旨在整顿藏务,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干涉,巩固国家的西南边防。阻止川军入藏,是西藏上层亲英势力做出的行为,故藏军内部多“面从心违,藏官虽日集兵,而民实无斗志”。[59]且藏官噶伦边觉多吉等人已久为藏人所侧目,当驻恩达之藏官噶伦邓珠被俘释放,百姓皆因不愿战而纷纷溃退。正如当时清朝边疆官员所言,“盖此以之抗阻大兵,不惟藏中百姓不愿,即喇嘛多怨言,皆以与朝廷相抗为非”[60],又如驻藏大臣联豫函称布赉绷寺(哲蚌寺)堪布为最恭顺,川军到后,毫无猜疑,“皆言虽系藏属,仍是朝廷百姓,受豢养二百余年,岂肯背叛”,因藏官威迫,“不敢相抗”[61],又如事后藏商赴打箭炉买茶,言及此次抗拒川军“系出于达赖一二心腹,强迫百姓出兵力”。[62]不仅民众毫无斗志,人数居拉萨三大寺之首的哲蚌寺“各堪布独能约束僧侣,表其恭顺。达赖唆使番官,百计诱令邦(帮)兵,该堪布等力斥其非,毅然却之。且时以番党阴谋密告(驻藏大臣)……因之色拉、噶勒丹(即甘丹寺——引者按)两寺僧众,遂亦多不附和(叛乱)”。[63]可见阻止川军入藏是违背西藏僧俗意愿的,只是少数藏官所为。川军之所以迅速进至拉萨,很大程度是因为被西藏地方政府强迫征调为兵的群众不愿与中央为敌,有厌战情绪,而即使是西藏上层人士也对与清中央公开对抗和决裂持犹豫态度,只有一部分亲英分子坚决抵抗川军入藏,这才有了恩达的不战而退和川军在江达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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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世达赖对川军入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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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对达赖喇嘛也十分重视,皇太后和皇帝不仅亲自接见多次,听取他面陈藏事,而且于1908年11月3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加封达赖喇嘛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规定每年赏给廪饩银一万两,由四川藩库分季支发。并要求达赖回藏后“务当恪遵主国之典章,奉扬中朝之信义,并化导番众,谨守法度,习为善良”。11月21日,达赖离京返藏。但这时西藏的局势日益复杂,以谢扎·边觉多吉边为首的亲英分裂势力,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一方面派藏军到川西藏区煽动叛乱,阻止赵尔丰进藏;另一方面在拉萨处处与联豫作对,采取各种措施对抗联豫的改革措施。联豫为了稳定局势,推动改革,要求清政府派川军二千入藏,“以保边围”,清政府责令川督挑选精锐川兵二千,由知府钟颖率领取道德格、察木多奔赴拉萨。并谕令驻藏大臣联豫晓谕西藏地方政府:川军入藏“系按照藏印通商条约,办理商埠道中巡警,以为撤退英兵,保安清净藏地之意”。[64]然而,在英国挑唆下,西藏地方政府仍然坚决反对,并且急忙增调藏军,分途开往察木多一带,企图用武力阻止川军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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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已由西宁赶到西藏的黑河(今西藏那曲),得知清军的情况后,滞留热振寺达两个月之久。他一方面敦促藏政府派军到康藏边境阻截川军,另一方面秘密派人到江孜,托英国商务委员先后三次代为拍发致北京英、俄驻华公使的电报。在电报中,一方面诉说和指责驻藏大臣联豫、赵尔丰所作所为不利于藏人,欺压藏民,现在又派兵入藏是欲“消灭西藏的宗教”,另一方面请求各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撤退川军,想借外国的力量来阻止川军入藏。同时,还派人经印度赴北京,向英、俄驻华公使递交达赖亲笔信,要求他们采取措施,干涉清军进藏。在拉萨以亲英派谢扎·边觉多吉为首的噶厦,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叛乱,停止驻藏大臣一切供应,给驻藏大臣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于12月8日通过赴加尔各答的藏官扎覃翁底等人,盗用西藏僧俗大会的名义,向清政府拍发电报,控告联豫、赵尔丰等人在巴塘、理塘等地“烧毁村落、寺院”,“杀戮无辜人民”的罪行,“故藏众于忧闷忧乱中,将驻藏大臣之供给暂时停止。如政府不将联、赵及其士兵即行撤回,藏众必将反叛”。[65]同时,西藏僧俗大会还派代表至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处,控告联豫罪状十九条,要求转奏清政府,撤换联豫。[66]1909年12月2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返抵拉萨。西藏僧俗上层鉴于赵尔丰在川边的改土归流及驻藏大臣在西藏的新政改革,主张阻止川军入藏的意见渐居上风。达赖喇嘛在途中就委派以谢札·边觉多吉为首的伦钦3人以加强权力,准备不得已时采用武力阻止。川军、边军在此同时分路锐进,三十九族、波密、八宿分别改流,川军继续挺进,在江达击溃了企图抵抗的藏军,迫近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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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力及地位,十三世达赖喇嘛采取各种措施寻求援助,除上奏清朝收回成命外,又乞援于英、俄等列强,企图通过外交手段,借英、俄对清政府施压以阻止川军进藏。他屡次派员去江孜,托英国商务委员代其致电英、俄等国驻华公使,“声请各国政府向清廷抗议,要求撤退川军”。[67]要求廓尔喀公使“声请各国政府向清廷抗议,要求撤退川军”。甚至要求廓尔喀王“出兵相助”。[68]并派人赴印度加尔各答,请求英国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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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月31日,印度总督向英国政府建议:“必须向北京提出抗议。我们可以向中国指出,对于我们边界上发生的混乱局面,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它可能导致现状完全变化的后果。”[69]可是形势的迅速发展已使英国来不及作出干涉的决定。他假借“西藏公会”名义致电北京外务部,威胁说:“如(清)政府不准联(豫)、赵(尔丰)及其兵士即行撤回,藏众必将反叛”。[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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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入藏,直接影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的进程,比照一下川军进藏的日程,就不难发现他在这几个地方的逗留,是和川军入藏的行动密切相关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9年初抵塔尔寺,清政府为他在此举行了加封典礼。礼成之后,达赖喇嘛却迟迟不肯动身返藏,且经再三催促,他却借故滞留,不做返藏打算。其原因就在于他对清政府在藏的动向尚欲观望。直到清廷“着理藩部严催达赖迅速起程”,他才勉强决定“四月十三起程”。[71]1909年9月1日(宣统元年七月十七日),到达通天河,达赖喇嘛向清政府请求改道经德格入藏,清廷很勉强地同意了,但他却又按原计划继续由青海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何以改道德格呢?那是因当时赵尔丰正在追剿受其支持的昂翁降白仁青,他欲假道于此,对昂翁以支持和庇护。后来,待清政府批准他改道之求时,昂翁降白仁青已败逃入西藏,投到他身旁来了,故再假道德格已无意义。达赖喇嘛在通天河一带逗留时,正是川军集合打箭炉,等待决定入藏路线之时。当他在那曲住下时,正是他指令西藏调兵于恩达聚阻。川军停在昌都犹疑不进,双方似战非战的时候。他要等待双方相持的结果,故逗留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写信乞援于驻北京之英、法、俄、日各公使,电江孜英国商务委员,转达美国及欧洲各大僚,声援各国政府向清政府抗议,要求撤退川军。九月中旬到热振寺,在热振寺期间,任命前来投靠他的昂翁降白仁青为代本。九月下旬,去达隆寺,此地距拉萨仅有三天的路程,但却在那一带徘徊。他又派专人由加尔各答经海道进京,向清朝皇帝请求撤回川军,同时,向英、俄公使呈献书函,“书中力言彼对英印政府实有依依之情,今本人已抵达拉萨附近,对于中国军队在藏种种不法行为,闻悉之余,深为忧虑,异日如有必要时,深盼英公使尽力为之声援,未尽之意,并嘱来使面达……公然恳请俄政府干涉中国云”。[72]赵尔巽上奏军机处电:“据密探称,达赖在热振寺名为坐静,实候赴俄人回信,且带有俄国勇装者二十四人,并俄五子枪千支。”[73]直到1909年12月21日(宣统元年十一月九日,藏历土鸡年十一月九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他的一系列部署均未取得成功。清廷命令川军继续向拉萨开进,英、俄政府仅向清政府抗议川军入藏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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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驻藏大臣与噶厦之间的关系也日趋恶化。噶厦一方面给驻藏大臣施压,另一方面遵十三世达赖喇嘛之意调兵遣将,阻击川军。西藏地方政府甚至一度中断了对驻藏大臣衙门的例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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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英帝国主义也乘清朝派兵入藏引起西藏上层惶恐之机,挑拨西藏地方和清中央政府的关系,导致清政府和西藏上层关系恶化,并通过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势力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施加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英的态度由之前的不予理睬、坚决抵抗转为主动示好,并寻求支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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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抗英战争中,西藏地方多次请求清廷派兵入藏,抗击侵略势力。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时,亲自上书清廷提出派兵入藏,为何仅仅过了很短的时间,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西藏上层对清廷派军入藏的态度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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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侵藏战争后,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战略发生改变,由直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引诱、笼络、扶植亲英势力为主,挑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北京时,英驻华公使乘他对清朝在西藏之整顿不满和恐惧时,多次会见,设法掌控他。他在京了解到英国是阻止其回藏的主要因素,为了能顺利返藏,十三世达赖喇嘛主动向英国示好。他派人与英国驻华公使联系,表示深信能与英属印度当局维持友好关系。当他得知川军入藏,便积极向英国请求帮助,从外交上对清廷施压,以迫使川军停止入藏。在西藏上层中,英帝国主义积极寻找代理人,培植亲英势力,被达赖喇嘛任命的四大噶伦之首谢札·边觉多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样,通过引诱和拉拢,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已经成功渗透到西藏上层,能够对西藏地方的行为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川军入藏是清廷巩固中央的地位与权威,遏止外人窥视之心,加强国防的措施,势必对英国在藏的扩张侵略产生抵制作用,英国必然会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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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他与驻藏大臣的矛盾开始出现,他曾先后与驻藏大臣文硕、升泰、纳钦、有泰、联豫等人共事,尤其在对付英国人的态度上,对驻藏大臣的投降政策愈发不满。有泰在第二次抗英战争中的表现,让十三世达赖喇嘛大失所望,无奈之下选择出走。张荫棠、联豫在藏大搞新政,试图改变西藏原有的一些制度和风俗,这一行为必然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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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西藏推行新政的一些措施,和西藏原有的封建农奴制度以及农奴主的利益有很大的冲突,遭到了西藏僧俗上层人士的反对。他们或者表示新政措施“万难办理”,或者在实际行动中“多未实力奉行”,有人甚至在驻藏大臣衙门等处张贴传单,反对张荫棠的改革措施。联豫上奏清廷派遣川军入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以军事力量“弹压”西藏地方的反对势力,保证新政措施顺利实施,联氏的这一措施必然遭到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上层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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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要在西藏实行以“政教分离”“收回治权”为核心内容的新政,意味着十三世达赖喇嘛将失去其来之不易的世俗政治权力、地位。尽管清政府仍将保留十三世达赖所谓格鲁派“教主”的地位,但他却不能干预政治,只能枯守经堂,终日诵经礼佛。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僧俗集团不仅有宗教上、政治上的特权,还有在其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把持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多年、桀骜不驯的他岂肯俯首帖耳,其必然会尽其所能地进行抵抗,一场激烈的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地在清政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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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近代史上,此次川军进藏,是清政府面对边疆危机,巩固国防、维护领土主权而作的一次努力。在当时的形势下派遣川军入藏是正确的,但由于行动失当,其结果和本意适得其反。川军入藏引起了西藏当局的恐慌,川军、藏军的军事对抗,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伤害了清政府与西藏统治阶级之间的情感。并引发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拉萨动乱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国近代史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不正常的开端,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清政府在抵抗英国列强入侵上妥协退让,驻藏大臣声望日低,其权威大打折扣。英、俄等帝国主义在西藏影响扩大。仅以少数兵力“弹压”西藏地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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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这段历史,清政府有几个派军入藏的绝好时机:一是当英帝国主义两次大举侵藏时,藏中向清政府求援派兵。二是张荫棠查办藏事,提出要在内地选派4000新军入藏的主张。当时,西藏上下对张荫棠极力拥戴,自然欢迎川军入藏。三是川督赵尔巽的意见,“以护送达赖回藏”为名进军。三次机会,不是清廷畏惧英国不敢派兵,就是以无兵可派为由,拖延下来,或是清政府没有采纳,直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由西宁动身之前,才派出了川军,终至失去时机。这支川军在清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矛盾极其尖锐的时候奉派入藏,这就必然会使西藏上层更加疑虑,产生对抗。驻藏官员是联系西藏地方和清中央政府的纽带,清朝后期驻藏大臣之职所托非人,造成了清政府与西藏地方的矛盾升级。驻藏大臣联豫“忌才昏愦”,与噶厦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早就不睦,难以得到藏中的信任,尤其是联豫早先反对川军入藏,而后在川军抵达拉萨时却恣意横行,其卫队开枪伤人,影响极坏;赵尔丰一路推行高压政策,不能审时度势处理相关事务,引起西藏人民的反感;钟颖“纨绔无军事知识”,放纵士兵,纪律败坏,引起藏民怨怒;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略得达赖喇嘛信任,但对藏事不熟悉,又无实权。清政府将治理西藏这一大事委于他们办理,徒增许多人为的冲突,自然使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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