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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侵藏战争后，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战略发生改变，由直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引诱、笼络、扶植亲英势力为主，挑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北京时，英驻华公使乘他对清朝在西藏之整顿不满和恐惧时，多次会见，设法掌控他。他在京了解到英国是阻止其回藏的主要因素，为了能顺利返藏，十三世达赖喇嘛主动向英国示好。他派人与英国驻华公使联系，表示深信能与英属印度当局维持友好关系。当他得知川军入藏，便积极向英国请求帮助，从外交上对清廷施压，以迫使川军停止入藏。在西藏上层中，英帝国主义积极寻找代理人，培植亲英势力，被达赖喇嘛任命的四大噶伦之首谢札·边觉多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样，通过引诱和拉拢，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已经成功渗透到西藏上层，能够对西藏地方的行为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川军入藏是清廷巩固中央的地位与权威，遏止外人窥视之心，加强国防的措施，势必对英国在藏的扩张侵略产生抵制作用，英国必然会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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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他与驻藏大臣的矛盾开始出现，他曾先后与驻藏大臣文硕、升泰、纳钦、有泰、联豫等人共事，尤其在对付英国人的态度上，对驻藏大臣的投降政策愈发不满。有泰在第二次抗英战争中的表现，让十三世达赖喇嘛大失所望，无奈之下选择出走。张荫棠、联豫在藏大搞新政，试图改变西藏原有的一些制度和风俗，这一行为必然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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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西藏推行新政的一些措施，和西藏原有的封建农奴制度以及农奴主的利益有很大的冲突，遭到了西藏僧俗上层人士的反对。他们或者表示新政措施“万难办理”，或者在实际行动中“多未实力奉行”，有人甚至在驻藏大臣衙门等处张贴传单，反对张荫棠的改革措施。联豫上奏清廷派遣川军入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以军事力量“弹压”西藏地方的反对势力，保证新政措施顺利实施，联氏的这一措施必然遭到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上层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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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要在西藏实行以“政教分离”“收回治权”为核心内容的新政，意味着十三世达赖喇嘛将失去其来之不易的世俗政治权力、地位。尽管清政府仍将保留十三世达赖所谓格鲁派“教主”的地位，但他却不能干预政治，只能枯守经堂，终日诵经礼佛。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僧俗集团不仅有宗教上、政治上的特权，还有在其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把持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多年、桀骜不驯的他岂肯俯首帖耳，其必然会尽其所能地进行抵抗，一场激烈的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地在清政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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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近代史上，此次川军进藏，是清政府面对边疆危机，巩固国防、维护领土主权而作的一次努力。在当时的形势下派遣川军入藏是正确的，但由于行动失当，其结果和本意适得其反。川军入藏引起了西藏当局的恐慌，川军、藏军的军事对抗，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伤害了清政府与西藏统治阶级之间的情感。并引发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拉萨动乱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国近代史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不正常的开端，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清政府在抵抗英国列强入侵上妥协退让，驻藏大臣声望日低，其权威大打折扣。英、俄等帝国主义在西藏影响扩大。仅以少数兵力“弹压”西藏地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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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这段历史，清政府有几个派军入藏的绝好时机：一是当英帝国主义两次大举侵藏时，藏中向清政府求援派兵。二是张荫棠查办藏事，提出要在内地选派4000新军入藏的主张。当时，西藏上下对张荫棠极力拥戴，自然欢迎川军入藏。三是川督赵尔巽的意见，“以护送达赖回藏”为名进军。三次机会，不是清廷畏惧英国不敢派兵，就是以无兵可派为由，拖延下来，或是清政府没有采纳，直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由西宁动身之前，才派出了川军，终至失去时机。这支川军在清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矛盾极其尖锐的时候奉派入藏，这就必然会使西藏上层更加疑虑，产生对抗。驻藏官员是联系西藏地方和清中央政府的纽带，清朝后期驻藏大臣之职所托非人，造成了清政府与西藏地方的矛盾升级。驻藏大臣联豫“忌才昏愦”，与噶厦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早就不睦，难以得到藏中的信任，尤其是联豫早先反对川军入藏，而后在川军抵达拉萨时却恣意横行，其卫队开枪伤人，影响极坏；赵尔丰一路推行高压政策，不能审时度势处理相关事务，引起西藏人民的反感；钟颖“纨绔无军事知识”，放纵士兵，纪律败坏，引起藏民怨怒；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略得达赖喇嘛信任，但对藏事不熟悉，又无实权。清政府将治理西藏这一大事委于他们办理，徒增许多人为的冲突，自然使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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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第二次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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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请求外国势力帮助，从外交途径迫使川军停止入藏，各帝国主义并未能对他有任何实际援助。清政府亦不允所请，继续进军。达赖指使调聚的藏兵，也未能阻挡住川军入藏。面对这样的情形，为保护自己在川军入藏后的安全和权力不被损害，他只能在川军进入拉萨前，争取主动缓和与驻藏大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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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二次出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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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素与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不和。联豫继承并发展了张荫棠新政的措施，意图趁十三世达赖不在西藏，西藏地方“群龙无首”之机，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政策。新政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农奴主统治集团的利益有所侵害，当十三世达赖喇嘛回拉萨的当天，按照惯例驻藏大臣应率官员迎接，联豫勉强为之，达赖喇嘛对他也不予理睬，结果是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双方一直保持这种僵持局面，直到川军迫进拉萨。面对日益逼近拉萨的川军，十三世达赖喇嘛从自身权力、安全出发，不得不主动缓和与驻藏官员的关系。主动约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往布达拉宫商谈。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商谈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川军进入拉萨城，联豫卫队枪伤百姓、侮辱藏官的事件，“一时全城震动，人民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7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安全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面对装备精良的川军，自然是不知所措，在匆忙安排甘丹赤巴暂代相关事务后，率员仓皇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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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联豫矛盾的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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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在拉萨被英军侵占之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亲信，出走内地，一度企图寻求沙俄势力帮助，赶走英国。由于正值日俄战争，沙俄自顾不暇，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外蒙古滞留一年多。他“联俄”不成，又不甘愿受英欺凌。在此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清政府派人至库伦宣慰，并劝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给他找到一条出路。考虑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采纳清廷的意见，在1906年抵达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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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1月，光绪帝降旨，令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应诏抵京。尽管清政府对达赖加以宣抚、鼓励，加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每年将赏以廪饩银万两，但是在觐见的仪式上，坚持要达赖行跪见礼，这就使他认为伤害了他的尊严。同时清廷未加分析便拒绝了他希望能直接奏事的要求，仍要其先行经过驻藏大臣，使得十三世达赖喇嘛十分失望。不久，慈禧太后、光绪帝相继去世，清朝统治摇摇欲坠。对清政府极度失望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8年10月返回西藏。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一次出走以及返回西藏的情形，充分显示了清朝的昏庸，埋下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破裂的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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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藏途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北部的那曲居住了将近一个半月，此时西藏在政治、军事各方面正发生着巨变，使其极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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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荣赫鹏所著《英国侵略西藏史》一书记载达赖自那曲致电北京的英、法、俄、日各国公使：“一九○九年十月，我驻藏商务委员会始来电报称：活佛已到达纳楚加（注：即那曲），距拉萨约半月程，渠对于赵尔丰近在藏东压迫喇嘛教一切行动，此时似有所闻，故遣人送电致江孜，托我商务委员代发致英俄各国公使，计于一九○九年十二月七日共发电稿三通，其一声言汉藏两族虽属一家，而近来驻藏汉官赵尔丰、联豫辈种种措施，大不利于藏人，藏人或向清廷声诉，若辈则从中颠倒是非，不以真情上达清宫，又派大批军队入藏，以消灭西藏之宗教，以此声请各国政府向清廷抗议，要求撤退川军云。另一电稿嘱于前电发出后未获复电时，再行拍发，谓目前西藏汉官虐待藏人之程度，殆有弱肉强食之概。第三电系拍致中国边务当局（注：即理藩部），词意略同前电，诘责清政府不守信义，欺压藏人。……观于达赖上述之行动，可知彼于未抵拉萨以前，对于赵尔丰氏在藏东取缔喇嘛之行动，已深怀疑惧，且虑本人回藏以后，中国当局对之不怀好意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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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素与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不和。联豫自简任驻藏大臣之初，就雄心勃勃，意图竭尽全力以图藏事，想利用在藏之机通过新政措施削弱达赖的权力，加强自清中后期以来驻藏大臣被逐渐削弱的权力，重整清廷昔日之威。他入藏之后，切身体会到处理藏事之艰难。联豫继承并发展了张荫棠新政的措施，意图趁十三世达赖不在西藏，西藏地方“群龙无首”之机，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政策。新政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农奴主统治集团的利益有所侵害，加上联豫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因而受到噶厦的阻挠和反对。联豫感觉到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不在西藏，却遥控藏内的大小事务，西藏地方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均是达赖意思的表达，自己却无力操纵这些政策，其新政措施的实施处处碰壁、举步维艰，因而对十三世达赖喇嘛颇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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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虽在内地，却通过噶厦的书信对藏内事务了如指掌，他对联豫在藏内搞的新政很不认可，认为这是驻藏大臣背着清廷所为，目的是削弱自己在西藏地方的权力，因而对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也没有好印象。十三世达赖喇嘛回拉萨的当天，就与联豫发生了摩擦，双方关系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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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豫本来就痛恨达赖“桀骜不驯”，当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城时，按照惯例驻藏大臣应率官员迎接，联豫勉强为之。据载，“驻藏大臣联豫率属吏迎于扎什城之东郊，达赖不理，目若无见，联豫愤甚，即言达赖私运俄国军械”，作为报复，以此显示驻藏大臣之威，并“亲赴布达拉宫检查未获，复派员往黑河查验达赖之行李，翻箱倒筪，搜检殆遍，未获枪械，而各物被检验军队乘间携去者颇多”。[76]十三世达赖喇嘛遂采取报复措施，命令停止对驻藏大臣的粮草、夫马供应。并禁止藏民与汉商贸易。驻藏办事大臣联豫等人身陷扎什城，基本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身边只有少数卫队和一营土兵保护安全。同时，拉萨城中流言四起，称清政府意图消灭格鲁派，毁寺灭教，引起西藏民众与清朝驻藏人员的紧张情绪。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在其奏折中曾作如下描述：“（达赖）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九回藏，奴才等循例出迎，该已革达赖气象矜张，言词傲慢，护卫皆系马兵，执持快枪，导以号鼓，如临大敌。上山以后，奴才等订期往见，皆借故辞却。与其党边觉夺吉等，日夜密谋，赶造枪枝子弹，分路调兵。番官番民稍拂其意，立加酷刑，并欲将其举家投河，以故各番官皆不敢违。拉萨有五层楼，即乾隆十五年珠尔墨忒谋逆之所也，该已革达赖调兵千余人屯踞其内，于楼上竖狮形大旗。藏中又私设造币厂，所铸银钱、铜圆，两面印花，亦擅改从前定制，铸为狮形。又于拉萨市中遍设蛮兵，名为巡警，实以伺察汉人举动。凡番商皆禁与汉人交易，米粮、柴草概加限制。”[77]“番气骄横……喧言某日围攻奴才衙署，谋劫我营盘……情势岌岌可危。”[78]双方一直保持这种僵持局面，直到川军迫进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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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逼近拉萨的川军，十三世达赖喇嘛从自身权力、安全出发，不得不主动缓和与驻藏官员的关系。1910年2月11日（宣统二年正月初二），十三世达赖喇嘛请尼泊尔驻藏代表出面斡旋，约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于布达拉宫商谈，主动提出改善双方关系的请求。“达赖面允三事：（1）将各处阻兵番众立刻调回；（2）渥荷朝廷封赏，咨请奏谢；（3）仍尊重联大臣，一切供应照常规复。温宗尧欲安其心，亦允以四事：（1）川兵到日，自必申明纪律，维持安宁秩序，不至骚扰地方；（2）诸事均和平办理；（3）达赖固有教权不加侵损；（4）决不杀害喇嘛，以昭信守。”[79]议定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口说无凭，请彼此对换公文，互昭信守”。温宗尧请联豫会衔盖章，联豫对达赖心存怨恨，因而表示对温宗尧与达赖会晤结果不满，以为“全藏为我属地，向无立约之例，因与温宗尧谈及，将其约内之和平办理四字，改为秉公持平办理”，并不肯会衔，温宗尧只得“单衔译咨达赖”。[80]而更为不满的应该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上述各条藏军停止抵抗、接受川军入藏、藏内事务仍由驻藏大臣上奏清政府、恢复对驻藏大臣的一切供应，十三世达赖喇嘛原来并不认可。尤其是温宗尧只承诺对“达赖固有教权，不加侵害”，“而于政权则未提及，关于此点，十三世达赖喇嘛亦曾提请驻藏大臣注意”。[81]同时掌握政教大权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实现其在西藏地位的基础，历数西藏历辈达赖喇嘛，其中十三世达赖喇嘛最具权力欲和政治抱负。189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不久，就以有人企图加害于他的所谓“妖鞋事件”（又称“第穆事件”），处死了西藏地方的实力派人物、政治态度内向的原摄政第穆呼图克图。至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威服全藏，莫敢有违”，站稳了脚跟，成为握有大权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因此，要让十三世达赖喇嘛就这样轻松地放弃既得利益，实属不易。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愿意按照驻藏大臣的意思办，已是作了最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心胸狭窄的联豫删去“和平办理”一条，明显地针对之前十三世达赖喇嘛抵抗川军入藏，与驻藏大臣交恶的事情，意图以此震慑其他违抗命令的西藏官员。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忧心忡忡，自然对这一条被联豫所删的条文感到忐忑不安。即使这样，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于无奈，当晚复文，仍允照办，表达了他一心修好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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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存在太多的巧合，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商谈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川军进入拉萨城，联豫卫队枪伤百姓、侮辱藏官的事件。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安全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在匆忙安排甘丹池（赤）巴暂代相关事务后，率员仓皇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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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联豫为撇清自己与十三世达赖第二次出走一事的关系，竟然向清廷上奏：“达赖貌似和平，而阴用数人，相为抵抗。盖其意，成则可以自立，败则委于他人，较之乾隆年间珠尔默忒之事，尤为明目张胆。……我欲和平而彼思决裂，我愈退让而彼愈鸱张，桀骜不驯，欲脱羁勒，殊不知其士农工商之程度，皆不足以以语此。三百年来，若非我国家极力保持其黄教，恐已渐即澌灭，其疆土亦不能至今保存也。丧心昧良，至此已极。”[82]“奴才以全藏为我属地，向无立约之例。因与温宗尧谈及，将其约内之‘和平办理’四字改为‘秉公持平办理’，由温宗尧单衔印发。……不意该已革达赖内怀愧惧，闻大兵将至，即于次日夜间下山潜逃。闻其本意欲赴后藏，旋因有人嗾使，中途变计，径往印度。”[83]正是由于联豫的昏聩，使得驻藏大臣与十三世达赖的矛盾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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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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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的情况，史料记载均不尽相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木龙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英国侵略西藏，达赖喇嘛逃往北京，觐见皇帝和皇太后及各大臣，并详细奏报了有关西藏佛教等事，同时得到了光绪皇帝、皇太后、宣统皇帝的‘西藏政教事务无需新开例规，按达赖喇嘛之意愿行事’”的敕谕。但因四川总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驻藏大臣联豫等人，在巴塘、理塘、察雅、洛绒、佐贡、三岩等地实行“改土归流”，损害了当地僧人、土司的利益，引起僧人、土司的武装叛乱。赵尔丰等人的平叛活动引起了一些谣言，这些谣言不但传到西藏，而且西藏上层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还以这些谣言为依据上奏朝廷，要求清政府撤换赵尔丰和联豫，并向英、俄等国传递这些谣言，以求得外国人出面干涉中国内政。此时，清廷还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率千人军队于1908年（藏历土猴年）三月入藏，并颁发就此方面的信函、传票、布告等。于1910年（藏历铁狗年）一月三日几千名陆军到达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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