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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走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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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分析，十三世达赖喇嘛原来还是准备留在亚东，等待与清朝中央政府商谈。但是，当十三世达赖喇嘛从麦克唐纳那里听到追赶他的清军正要离开帕里宗，当晚可抵达亚东的消息，最终决定越境到印度。[92]至此时，清朝政府了解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势难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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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出逃只是为了躲避川军入藏后紧张局势，保护自己的安全，本意并非要出逃印度，其最终逃往印度是在仓惶中临时决定的。实际上，驻藏大臣联豫也承认：“达赖本意，欲往后藏，旋因有人唆使，中途变计，借英弁保护，径往印度。”[93]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之初并未有明确的目的地，当其一行人员行至帕里时“对是去印度，还是去喜马拉雅山国不丹犹豫不定”[94]，去印度的路程远，路上条件恶劣。不丹近在咫尺，且道路平坦。为此，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了占卜，得出的结果决定了他前往印度。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其自述中指出，他之所以前往印度，不仅因为佛教发源于古印度[95]（对西藏人来讲那是圣地），而且还因为他想把英国政府作为他向中国陈述意见的中间人。[96]1910年（宣统二年）2月12日夜，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往印度，15日到达日喀则，20日抵亚东，21日抵锡金边境，同日到达龙洞，27日到达大吉岭。“达赖行至亚东时，托当地英国商务委员代告藏方，谓本人决定往印度一行，就商英印政府，藏中政务已派一摄政暨一代理司伦会同处理，印信已经带走。渠将向英政府请求保护。”[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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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1910年2月25日（宣统二年正月十六）清政府应驻藏大臣联豫所奏请，再次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并另访灵童取而代之。清政府所下谕旨说：“西藏达赖喇嘛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夙荷先朝恩遇至优极渥，该喇嘛具有天良，应如何虔修经典，恪守前规，以期传衍黄教。乃自执掌商上事务以来，骄奢淫佚，暴戾恣睢，为前此年未有，甚且跋扈妄为，擅违朝命，虐用藏众，轻启衅端。光绪三十六年六月间乘乱潜逃，经驻藏大臣以该达赖声名狼藉据实纠参，奉旨暂行革去名号。”“前年来京展觐，赐加封号，锡赉骈蕃，并于启程回藏时，派员护送。该达赖虽沿途逗留，需索骚扰，无不量予优容，曲示体恤，宽既往而策将来，用意至为深厚。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藏人本无庸疑虑。讵该达赖回藏后，布散流言，借端抗阻，诬诋大臣，停止供给。迭经剀切开导，置若罔闻。”而且“查该达赖反复狡诈，自外生成，实属上负国恩，下辜众望，不足为各呼图克图之领袖。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着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并着驻藏大臣联豫迅速“访寻灵童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制〔掣〕定，作为前代达赖喇嘛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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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同时，对跟随达赖逃亡的几个大臣一并革职，并予通缉。此时距清政府令积极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下落开导其回藏仅四天，为何清政府如此快速地转变了态度？其中驻藏大臣联豫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档案材料所载，即使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已决定外逃的时候，如果驻藏办事大臣联豫愿及时阻止的话，仍然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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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宗尧谈，初四日凌晨，他就接巡查兵丁报告，说“达赖传集马队，预备私逃”。他立即求见联豫，报告情况，“商劝派兵驻扎曲水，阻其西往之路”。联豫不听，“以无妥员可派为辞”。其实当时卫队管带王久敬、马队管带张鸿升、第一营管带谢国梁都在侧。拖延至傍晚，又接尼泊尔驻藏甲必丹票报，知达赖已于下午逃走。这时联豫才勉强命三管带分率少数兵分路追截。当骑兵赶到曲水时，达赖一行方才过江，“隔江抵抗，将追赶的汉军用火枪击毙十余名，因而阻止了汉军过江，达赖乘机走脱”。[99]可以设想，如果当天早上驻藏大臣联豫闻讯后就采取措施的话，十三世达赖喇嘛是逃不到印度去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既是联豫失策和川军入藏后纪律不好而致，而且也存在联豫故意纵其外逃的因素。驻藏大臣联豫本身刚愎自用，嫉贤妒能，心胸特别狭窄。其任驻藏大臣期间，与所有历任同事皆不相容，张荫棠、温宗尧、赵尔丰都被他排斥。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蔑视他，常使他耿耿于怀，伺机报复。他之所以奏请派川军入藏，不过是想以兵力“树声威”，“镇慑”西藏地方。联豫入藏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赴库伦，联豫对藏内事务本可独揽，但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事事遥控，藏官并不遵从于联豫。故当川军抵藏之时，联豫感到自己实力大增，更不愿达赖在身旁掣肘。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正好遂联豫独揽藏政的夙愿，对他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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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刚刚出走没多久，联豫不是按照清政府旨意迅速寻找其踪迹，而是急不可待地上奏，要求清政府革除十三世达赖名号。达赖喇嘛名号被革除后，联豫请求裁去帮办大臣，温宗尧被开缺赴川，清政府电谕联豫所有藏中一切大小事务责成其经理。这样联豫借机独揽了西藏大权。此后，为了能长期控制西藏地方，联豫对清政府要求选定达赖灵童的事务也迟迟不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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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本意是想维护清朝在西藏的统治权威，但是由于清政府自身的腐朽，加之受到联豫的挑唆，这样的做法实际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不仅失去了蒙藏地区的民心，更加激化了清政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矛盾，而且将其送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正如后来担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的陆兴祺所说，“及川军入藏，达赖出奔，英人更以为奇货可居也，以兵力护送至大吉岭，礼遇之隆，一时无二。印度之佛教徒，亦日系前往参拜，不绝于道。……然达赖平日与俄交结亦深，方其被革也，英俄两国，舆论嚣然。其时，驻俄公使、新疆巡抚、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库伦、阿尔泰诸办事参赞大臣，均交章奏请召回达赖，此皆俄人暗助之力也。至英使，则更不惜亲自交涉，借条约为口实，以正式提出质问于我外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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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的此种情形换言之，在处理西藏地方的问题上，任何不慎重的决断都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反应，尤其是图谋分化中国的英、俄帝国主义为自身利益始终准备随时介入中国内政，一旦西藏地方与中央有隙，便是他们的机会，不仅大造舆论，混淆视听，而且直接动手，大力培植分裂势力。历史反复证明，外国敌对势力最欢迎那些背离国家的内部力量，通常也会在背离国家的内部力量上下足功夫，这是由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而背离国家的内部力量一旦与帝国主义勾结，往往越陷越深，给国家利益带来极大危害，也为自己造就很难挽回声誉的窘迫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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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印政府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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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亚东时从印度报纸得知清政府已宣布革去其名号，另寻灵童代替，驻藏大臣联豫张贴布告等情况后，自加尔各答七次向北京外务部打电话请示不得再向西藏派兵，但清廷则答以“尊爵位既已撤去，不能宽恩赦免。请安居山上，自行修道，不必再生来京之念，作无益之劳动”。[101]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心想如再次去北京面陈，亦不会有何结果。从此以后，他向清朝皇帝或清政府直接面商的想法已不复存在。英人麦克唐纳《旅藏二十年》中记载：“当达赖喇嘛到达亚东时，适值午后五点钟，天已昏黑，他直驱英商务委员公署，请求英人保护。我在我的寝室里，用点心招待他，当他从我手中接受一杯牛奶时，就毫不迟疑地享用。”[102]“在达赖喇嘛离开亚东前，他曾经交给我一个关于他出亡的叙述状，我马上翻译成功，送达西姆拉外交公署，兹特列举如次：‘……我同六大臣，不得已，相率出奔，现在我到印度的意思，就是和英政府作一度磋商……我和我的大臣，将重要印玺，一并随身带来。我曾由英政府方面得到优渥的待遇，心中非常感激，现在我正盼望你们保护……希望你们指导’。”[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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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尔感慨于十三世达赖对英人态度转变之迅速：“西藏在此五年中，情形大变。达赖及其大臣今忽倾心于素来仇视之人，此为前所未有；数年前万万不能望也。”[104]十三世达赖喇嘛从第一次出走时与英国为敌，到第二次出走时与英国为友，短短五年，变化却令人惊讶，他对英国态度的变化一目了然。对此，牙含章先生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述：“达赖喇嘛与英帝国主义者可以说是死对头。现在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昨天的生死冤家，忽然投入敌人的怀抱，这是一个较有骨气、较有血性的普通人也很难做出的事。何况达赖喇嘛以西藏僧俗人民领袖的身份，以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统帅的身份，忽然向英帝国主义者卑躬屈膝地投靠，这从普通的人之常情来判断，也是很难讲得通的。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逃亡印度，投靠英帝，是在当时的形式逼迫下，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105]“尽管内心则常觉接近祖国以延续其对西藏之封建神权统治终较沦入英国外教之殖民统治为得策”。[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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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一直希望能与西藏建立直接交往的关系，认为这是挑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实现分裂西藏阴谋的大好时机，故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出逃，大喜过望，这对他们来说，是企盼已久却难以如愿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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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立即在加尔各答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加以优待，以增进所谓的“友谊”。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达锡金后，即由锡金行政长官英人贝尔负责接待。随后前往大吉岭，被安置在大吉岭市郊，接受了英印政府的接待和供养，派由警察严密监视，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达赖既至大吉岭，锡金政务官柏尔氏曾请叩谒……旋屏退左右，向柏尔缕述其出亡原因及经过，略谓……本人特来印度求助英方以反抗中国云”[107]，然后乘火车和轮船前往加尔各答，于1910年3月14日，在英国驻锡金行政官贝尔的陪同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达加尔各答与印度总督明托会晤，并在此地驻锡七天。他表示“对印度政府的关怀和给予食宿的方便感激至深，谓1908年《英藏通商条约》，望予承认，保护西藏应得权益，如当年五世达赖嘛及上世历辈所处之地位，立即将汉兵驱逐出西藏”。[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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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次出走使英帝国主义对藏策略有所改变。他在会晤中将1888年和1904年英国发动两次侵藏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清政府身上，并表示希望英方击退清军在西藏的势力，使西藏以一个“平等”的“国家”身份与清政府直接谈判。荣赫鹏也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态度变化颇有想法，认为“世事之翻云覆雨，变化不测，宁有甚于此者？”[109]十三世达赖喇嘛落入英国的掌握之中后，即被英国作为分裂西藏，策动西藏脱离中国的一颗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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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2月23日，英国驻北京代办慕勒向清廷提出抗议：“英国虽声明不愿干涉西藏内政，然而对于西藏的混乱局面不能漠然视之，因为西藏不但与我们毗邻，而且更与我们边界上其他邻国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尼泊尔。我们不能阻止尼泊尔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所采取必要步骤。根据英国和西藏及中国的条约关系，英国政府认为有权利要求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某种政策以前，先向英国作恳切的解释。否则英国政府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有意破坏1904年《英藏条约》，及1906年《中英条约》中所肯定的政治形势。”[110]清政府下令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第二天，英国驻北京公使正式照会清外务部，其内容与上述基本相同，“惟称英政府望仍存西藏切实政府，以便随时按两次条约商办事宜。盼复文时，于将来中国于西藏如何拟办，俾能以安心之语，详报本国”。[111]2月27日（正月十八日），清外务部以照复英国，强调中国派兵入藏，是为维持治安，保护商埠；入藏军队与警察无异，其任务系保护商场并监视藏人履行条约；表示“中政府重视印藏条约，毫无破坏之虑，决不因一人之去留，于全局情形有所改动”。[112]3月初，慕勒又向清政府官员提出质问：中国为何派兵入藏，为什么将达赖革职，有何罪状？清政府对英国一系列的无理干涉再三婉言解释：此次“派兵前往，以为保护地方之用。且中国原有三十九族驻藏之兵，此次不过调换新练之军耳”；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斥革名号，系我朝自有之主权。查印藏条约与西藏订立，并非与西藏一人订立。达赖被革系个人之事，与西藏政府毫无关系，故除更换达赖一人外，如商上、噶布伦等官仍令照常供职，一切政治均不改变”。[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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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以“西藏与印度毗邻，双方关系密极”为借口，对清军驻藏和清政府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更为严重的是，1910年6月，英国还直接派兵两个纵队携大炮4尊，进驻中印边境的郎塘，叫嚣“倘若达赖回藏，藏境发生变乱，英军则须入藏以当保护之任”[114]，公开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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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英国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阻止清政府维持和恢复同尼泊尔、锡金、不丹的原来藩属关系，以免影响到英国在这一带已经取得的有利地位，正如英驻华公使奉英国政府致外交部文“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内政如有改变，不得妨害尼泊尔、不丹、哲孟雄诸部落”。[115]故英国一方面暗中密探沙俄拉拢达赖，而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要求帮助他反对清政府之答复是，英国不干预中国有关西藏之内政，拒绝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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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印政府采取上述政策的情况下，急于想借助外国势力重返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便转向沙俄请求“援助”。沙俄虽与英国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的协定，但它对西藏同样怀有野心。十三世达赖喇嘛被除去名号后，沙俄驻华公使紧跟着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声称：俄国西伯利亚等地，“所有佛教徒约百五十万人，夙皆尊崇达赖，景仰不置。中国若用强硬手段，恐藏民思乱，与此等佛教徒联络声气，各地呼应，则机势之变不知如何。念及大局，不免寒心，愿中国于抚绥藏事之致意焉”。[116]1911年（宣统三年）初，达赖喇嘛直接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请求沙俄帮助他返回拉萨，脱离中国。尼古拉二世为了避免因插手西藏而引起英国的反对，从而导致俄、英对德同盟出现裂痕，决定沙俄暂时不明确表态支持达赖喇嘛。他授意由沙俄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起草复函，信中委婉地表示：“朕的政府极其关切地注视着西藏问题的发展，满怀善意地对待西藏的愿望——在现行条约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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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命令一公布，立即在国内及国外信奉佛教民众中产生了很大震动，引起强烈反响，外国势力也趁此机会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挑拨清政府和其之间已经非常脆弱的关系。当时“印度大吉岭一带之喇嘛，开一大会，满场一致议决三条：（一）认中国革去达赖一事为侮辱佛教，要求复达赖喇嘛之职。（二）要求中国撤回驻藏之兵。（三）要求将驻藏大臣革职。……而新疆巡抚，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库伦、阿尔泰诸办事参赞大臣等，联名电奏，谓蒙古人民不以朝廷举动为然，请召还已革达赖，以镇抚之，政府未准”。[118]英、俄两国政府得知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后立即照会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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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自各方的一致反对，清朝中央政府认识到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决定欠妥，为了平息各种反对声音，决定拿驻藏大臣作为“替罪羊”，把一切责任推到驻藏大臣身上。不久，清政府下旨切责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办理不善，另有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奏请开缺，清政府许之。温宗尧于1910年7月返川，密奏稳定藏内形势对策：“今日中国治藏，须分表里，善为操纵，不必遽改为行省，而当以法行省之道治之，不必强同于汉民，而当以爱汉民之心爱之，宣威布德，较蒙古各藩为易。”[119]与此同时，鉴于西藏情势严重，赵尔丰卸任驻藏大臣之职，调为四川总督，停止进藏；同时也不再寻访达赖灵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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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清政府派罗长裿赴印度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会见罗长裿时言：“藏众欲拒川军，我禁之，藏众欲投英而我阻之，所以来大吉岭，初意欲航海赴北京，因革除达赖喇嘛名号，无颜前去，现承劝我回藏，固所甚愿，但更改藏中政教之事，必须仍复旧观，诸提议叙入正式公文，作为善后办法。”[120]罗长裿提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回西藏后，驻藏大臣必为奏乞天恩予以自新之路。此后，由噶伦边觉多吉、彭错顿柱及喇嘛噶伦钦饶白桑、大仲译丹增曲扎、代本格桑坚参、江堆夺吉、堪布阿旺洛桑，以及英文翻译扎喜翁府等人，均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名义，与罗会商，竟然要求“一不能驻川军，二不能设巡警，三不能封闭造枪造币两厂，四不能惩办僧俗官员，五不能平反第穆呼图克图”。[121]推其意在尽揽政权，尽废现制，并谓若能允许以上各条，还要请英国官员作为中正，以昭凭信。经罗长裿百般劝导，他们仍坚持不变。见商谈并未收到成效，罗长裿奉命返藏。可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抵印度后，已被英印政府和诸噶伦所操纵和控制。从这些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与清中央政府的分歧所在。显然，川军入藏是主要的症结。但是，西藏地方当时如同各省均在帝国主义的入侵、渗透之下，逐渐被各个侵略势力所控制，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偌大国土没有一块安宁之处，晚清大厦将倾的征兆已经来临，西部边疆上层已经出现离心离德的诸多情况，清中央出于稳固边陲的目的，依照《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旧制，派兵入藏，从国家行使主权的角度看并无不可。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内忧外患错综复杂的局势中，驻藏大臣与川军统领没有做到“审时度势”，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清朝已经失望，并对“新政”将会触及地方利益集团的改革充满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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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但如果不是前述的失误，使矛盾提前激化，西藏地方则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不致匆忙出走，近代西藏地方发生的许多变故也许能得以避免。由此看来，川军入藏在客观上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至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川军在藏哗变，大肆抢劫勒索官民财物，攻打寺院，把拉萨变成一个战场，给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造成严重损害，为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制造口实，更是令人痛心。历史结果是“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122]起作用的产物。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行为正是在各种力量相互交错中产生的合力的结果，诚然，他的一些做法造成了近代中国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关系的非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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