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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但如果不是前述的失误，使矛盾提前激化，西藏地方则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不致匆忙出走，近代西藏地方发生的许多变故也许能得以避免。由此看来，川军入藏在客观上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至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川军在藏哗变，大肆抢劫勒索官民财物，攻打寺院，把拉萨变成一个战场，给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造成严重损害，为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制造口实，更是令人痛心。历史结果是“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122]起作用的产物。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行为正是在各种力量相互交错中产生的合力的结果，诚然，他的一些做法造成了近代中国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关系的非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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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拉萨动乱的起因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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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骤起，10月9日夜，武昌起义爆发，一场反对帝制争取民主的辛亥革命火焰随即席卷全国。辛亥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拉萨，在原本较为平静的西陲也掀起一场动荡。西藏地方尽管距内地遥远，但它与四川相连，且西藏地区驻防的清军，除原来少数的绿营士兵外，多是1910年由钟颖率领入藏的川军，因此“川省之乱，藏中受影响最大”。[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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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驻藏大臣衙门的翻译人员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人心涣散，消息很快便传遍全藏。军纪松弛的川军早就因欠发军饷怨气冲天，乍闻内地革命，即思回川。川军中的哥老会首领叶纶三、严步云等乘机起事，谓“川乱不得回家，若能劫钦差取库饷，以勤王为名，不但无罪，而且有功”。[124]当时，川军中哥老会势力颇大，动辄杀戮，无人敢不从命。驻藏大臣秘书何光燮、标部书记官范金、兵部处书记官李治平、钦差戈什长郭元珍等为首的一部分驻藏清军官员，遂以“勤王”为名而倡革命。事情发生后，川军内部开始分化，派系林立。当内地革命消息一经证实，官兵中的帮派势力即乘机夺权。凡各营管带不入袍哥帮内的，概被罢免，由他们另举袍哥来充任，管带以下的官佐亦由本营袍哥另行自举。一时，被撤废的军官都纷纷加入袍哥，以图自保。官兵入会者占全军75%。原来的军事建制徒有虚名，无形瓦解，人心浮动，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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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拉萨动乱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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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昌起义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包括深处我国西南边区的西藏。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美、英、法、德以换取借款，激起四川人民的极大愤怒，与湖南等各地人民一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于四川与西藏的地理位置较近，因此四川的“保路运动”对西藏也形成一股有力的冲击。同时，驻扎在西藏的汉军多为川籍士兵，所以武昌起义的消息一经传入西藏地方，就引起了川军在拉萨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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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萨川军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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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办事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为巩固中央的地位与权威，清政府对西藏设官驻兵。清政府任命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统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钟颖从四川陆军中挑选精兵，组成三营统率入藏。由于钟颖并未严格挑选，招募的川军“十九皆地方上之流氓无赖，而哥老会匪亦多投入其间”，造成的后果乃是军中以“哥老会”会规为纪律，军中士兵有犯会规的，也是由哥老会的龙头审断，“时有士兵为龙头，排长、队官犯规，喝之跪不敢不跪，喝之起不敢不起，喝之认罚不敢不遵罚者。会规行而军法弛矣”[125]，官兵袍哥者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成分的良莠不齐，造成了驻藏川军军纪不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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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驻军协统，钟颖在军中显得较为懦弱，对军中败坏的纪律毫无整顿的办法，放任自由，只是靠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而驻藏大臣联豫排斥异己，刚愎自用，在军中克扣了驻藏川军的粮饷，引起川军的极为不满，川军与联豫为首的一派的矛盾一触即发。驻扎在西藏的汉军多为川籍士兵，所以“既而武昌起义消息，由《泰晤士报》传至拉萨……三数日后，消息传遍全藏”。[126]一标三营督队官陈渠珍（1882～1952）对当时驻藏川军的政治倾向有过这样的描述：“渠辈意志，有主张革命者，皆官长职员，及少数部队。有拥护钟颖者，皆哥老会之流……虽革命派拥余甚力，然势力远不及哥老会之盛。”[127]所以，军中的“革命派”与“哥老会”相比，处于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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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12日（九月二十三日），会党利用士兵中的不满情绪，以“索饷”为名[128]，在拉萨北清军驻扎的札什城起事。他们公推兵备处书记官李治平、标部书记官范金为总参谋，于“九月二十三四日连劫兵备处及使署所储枪械子弹粮米，并库存饷银十八万余两，簿据表式，均一并焚毁。二十五日夜劫臣入札什营次，初言勤王……”。[129]乱军以“勤王”的名义，首先控制了兵备处和驻藏大库房各局所，并抢劫了拉萨兵备处的军械粮饷。第二天（11月14日）又洗劫了驻藏大臣官署库房，继而又向噶厦强索饷款，祸及拉萨市商贾。11月15日夜（九月二十五日），李治平下令兵围驻藏大臣官署。是夜10时，“署外枪声顿起，东廓人行如细雨”[130]，起义部队以“西陲”口号相约，直驱驻藏大臣官署，擒获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并将其囚禁于札什城栈房。联豫的钦署卫队排长罗禧，设计入拉萨城营救他，却因兵少失败被杀。时任造币厂总办的钟颖（因率军队前往西藏波密地方与当地民众作战，未能取胜，被调离军职）闻悉此事，即率手下亲兵十余人前往，晓以利害，恳求释放联豫，他的话使在场兵士颇受感动。乘众人犹豫之时，其部下杀毙叶纶三，随后又处死了范金、李治平等人。11月21日（十月初一），联豫得归驻藏大臣衙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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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又传出驻江孜陆军哗变的消息，一支原驻防江孜的卫队，闻拉萨驻军起义，也树起“革命”旗号，打着“大汉革命”旗帜回拉萨，欲取驻藏大臣联豫等人的首级。联豫自知身为清政府大员，为众矢之的，于11月28日（十月初八）即将驻藏大臣的印信交与钟颖，委其代理，自己则以养病为名，潜往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躲藏。钟颖则以发3个月粮饷平定乱事，并将江孜士兵重新编排入伍。[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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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西藏地方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川军部队强烈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给饷回川。西藏地方政府害怕其因故生事，掠夺官民财物，与其八万余金。而此时，波密驻军得知拉萨乱事，也起而响应，杀掉左参赞罗长裿，回兵拉萨。钟颖无计可施，仍以羁縻江孜军的手段收复这批川军，但各军不服，乃自行拥立都督，成立公议局。联豫的秘书何光燮被乱军推为副都督，他与郭元珍（联豫的卫队长）、汪文铭（马队营管带）串通一气，组成“公议局”，由汪文铭任议长（后因袍哥首领刘荣武不服，逼汪辞职，由张谋任总议长，胡元恺逃遁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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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藏乱纪略》载：“驻藏川军将领汪文铭、何光燮、郭元珍、胡元恺等人，创议响应四川独立，成立具有临时政权性质的公议局，下设民政、财政、军政三部。以汪文铭为公议局局长，何光燮为民政部长，郭元珍为财政部长，钟颖为军政部长。并设大同保障总公口，由郭元珍负责。凡事由公议局及总公口议决施行，取消联豫、钟颖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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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孜、日喀则等处驻军也公推代表前往“索饷”。1912年1月26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四川地区发来的饷银解到拉萨。翌日，联豫自哲蚌寺返回拉萨，重新主持藏事，给驻守各地的川军发放饷银。但是，这只是权宜之计，并未能安定西藏，因为川军起事并非仅为饷银。于是，拉萨川军再次挑起事端，枪声迭起。联豫、钟颖实权旁落，空有个“大臣协统”之名，自然难以约束。右参赞钱锡宝见事不好，溜之大吉，拉萨则统归“公议局”以及袍哥组织“大同保障总公口”的领导。一时间拉萨“秩序紊乱，法纪荡然”。[133]“藏、汉人民痛不聊生”。[13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支持下，一方面秘密遣人给拉萨的孜本赤门和仲译降巴丹达等送去指令，要他们秘密组织力量，准备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于1912年1月派遣亲英分子达桑占堆潜回西藏，准备煽动和组织藏军，以驱逐驻藏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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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萨战事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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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桑占堆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内侍，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时，他曾因在曲水阻击追兵有功，受到器重。此次，达桑占堆秉承十三世达赖喇嘛旨意，组成一支近万名的“西藏民军”，于1912年3月向驻江孜的清军发动进攻。3月10日（一月二十二），江孜告急。江孜驻军因大部已撤回拉萨，力量单薄，粮饷、弹药十分缺乏，遂向拉萨守军求援。时任公议局议长的张谋调管带潘文华等前往救助。援兵到时，江孜守军已在英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调停”下，被迫交出武器，先行出藏。潘文华部也由代理监督史悠明做主，卖枪与藏官作为路费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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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拉寺为西藏三大寺之一，川军哗变之初，居住在拉萨的贵族、富商大多避难于色拉寺内，将大量财物存于寺中，故有色拉寺内财富甚丰的传闻。拉萨川军早就对色拉寺非常眼红，苦于师出无名。此次潘部出发，色拉寺不肯支应夫马，随即以此为由，于3月23日（二月初五）向色拉寺发起攻击。这是拉萨战事的开始，寺中僧人多时达5500人，且多有武器。川军围攻两昼夜，不能克之，反激起藏军及僧人的公愤，发起攻击，攻破札什城，焚烧了清军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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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英人一直在挑动十三世达赖喇嘛，达桑占堆组织的民军得到支持，很快将驻拉萨的川军及驻藏官员团团围住。拉萨战事骤起，形势陡变，清朝驻藏官员拼凑的“公议局”“大同保障总公口”根本无法支撑危局，至7月，众人只好再请驻藏大臣联豫和在士兵中仍有影响的原陆军协统钟颖出面维持。钟颖、联豫复出后，很快解散了“公议局”“大同保障总公口”，处死以汪文铭、郭元珍为首的帮派分子。但因衅端已开，川军在藏不得人心，形势仍难缓和。钟颖等人只得率军勉力抵抗，苦战数月，保住城池不破。其间，拉萨城枪声大作，乱作一团。“总之最惨者，为百姓与守分之文武官员而已。汉、番百姓之在围中者，日往联、钟两处痛哭，祈早议和。”[135]札什城被围后，噶厦招募了士兵约万人，由原川军官员谢国梁为统帅，与钟颖率领的军队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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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拉萨划分为南北两大战场，北为藏军，南为川军。札什城士兵驻守第穆寺，寺中百余名僧人均支持川军，帮助川军作战，哲蚌寺亦暗中向川军支援粮饷。驻藏大臣联豫还派人向九世班禅求助。班禅深表同情，降神以求指示，神谕指示保持中立。钟颖、联豫率兵苦守，备尝艰辛，防守战线日见缩短，无援无饷，难以苦支，无心再战。藏方集中兵力攻城，久战不下，也有意调和。联豫、钟颖便致函十三世达赖喇嘛请其派员赴拉萨谈判。幕后操纵西藏上层僧俗活动的英帝国主义再也按捺不住，最终从幕后跳了出来，打着“保护商务”的幌子，声援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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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人插手拉萨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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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5月前后，英印政府指使廓尔喀（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噶卜典出面“调停”。十三世达赖喇嘛乃派伦钦强秋、色拉寺擦娃池（赤）巴佛、僧官仲译丹增坚赞等3人为代表，前往拉萨进行谈判。8月1日（六月十九），川、藏双方官员在廓尔喀驻藏官员噶卜典调停下，于鲁布草坝帐房相见，川军及藏军代表几经协调，仍难得双方认可的意见。8月18日（七月初六），藏军不愿继续拖延，集中优势兵力，向拉萨的川军发起总攻击，但进展不大。当时川军粮弹均缺，兵无斗志，却仍拼死抵抗至8月底，双方始达成协议，最终签订和平条约四款：“1.汉军枪弹交尼泊尔代表封存藏中，无汉、尼、藏三方出面不得擅取。2.汉军全行退伍，由印度回国，其钦差、粮台、夷清各官，仍照旧驻藏。3.钦差准留枪30枝，统领准留枪60枝。4.汉兵出关后，所有兵变损失财产房屋，须照实议赔。”[136]这样，驻拉萨的川军被迫交出武器，大部分于9月1日从拉萨启程，拟取道印度返回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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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八月初四），原驻藏大臣联豫离开拉萨。噶厦按钦差大臣待遇支应乌拉。由于英帝国主义从中挑拨离间，西藏地方上层个别人在中央驻藏官员的问题上耍了手腕，在联豫离开拉萨后，提出只承认原清朝政府的办事大臣，不承认由民国政府新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原陆军统领钟颖。他们提出驻藏大臣已离藏，钟颖就没有理由再留在西藏。西藏地方官员认为：我辈只知有安巴（即清朝驻藏大臣）不知什么议长，概置之不理。钟颖既受任于民国政府，自应接受中央指令。当时北京政府迭电钟颖（也包括联豫，但他系忠于清朝的满族大臣，对“共和”并不热心），要求“我公素任艰巨，谋勇兼全，必能坚守。藏为四川屏藩，切不可疏忽为祷”。[137]钟颖亦上函表示“本长官既奉命驻藏办事，绝无复行出藏之理”。[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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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八月初四）西藏地方欲催促钟颖撤离，钟颖以奉有民国大总统令出任西藏办事长官为由，拒绝离藏，钟颖与噶厦方面的矛盾又趋尖锐。9月21日（八月十一），藏军再次包围札什城，封锁通道。钟颖部前次被围后，元气尚未恢复，大部陆军也已离开拉萨，此刻陷于山穷水尽之境，但因无路可走，倒也齐心，坚持抵抗达两月之久，并设计夺得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重要官员的家眷以为人质。藏军第二次包围拉萨，这次被围情况更为惨烈，川军“粮弹久绝，实难支持，草根树皮及京之牛皮包亦食尽，统计此次被围后，战死者二百余人，饿死者三四百人，援军久无音耗”。[139]钟颖在无弹、无粮、无援的情况下，只得再度请尼泊尔代表出面调停。钟颖顾及被围汉、藏军民的身家性命，见局面已经非其所能挽回，遂同意拉萨尚存的陆军官兵（即其卫队）交出武器弹药。双方达成和约十款：“（1）汉人由藏河南岸撤离；（2）汉人衙署由西藏派人看守；（3）前次所夺枪炮、子弹及此次所存之枪炮，一律封存雪里库房，由汉、藏、廓三面盖戳封锁，非由三面启封不得动用；（4）第穆寺僧众遵照达赖前次来文办理，不能伤害性命；（5）一面收枪，一面即行离藏；（6）沿途乌拉粮秣柴草，藏方均需供应敷用，不得迟误；（7）百姓出藏所需之乌拉，则需出价购买，每骑五两，每驮三两；（8）陆军出藏后，在藏汉人之生命财产需照常保护；（9）汉人出藏日期不逾一九一三年四月初十；（10）汉人出藏需由藏、尼派人护送。”[140]议和条款签字后，钟颖及其卫队等被迫从拉萨撤走，拟取道印度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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