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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告里，十三世达赖喇嘛谈到了历史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但将这种关系说成“供施关系”。随后，达赖喇嘛下令藏军大举东进，一时间川边各县悉陷落。[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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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在西藏地方的语境之中，很长的时间关于“汉”的指代比较模糊，官方和民间对清政府都称为“汉政府”，对满蒙身份的驻藏大臣也都称为“汉官”（在一百多个驻藏大臣中，只有清末的张荫棠一人是真的“汉官”），对西藏以东地区无论哪个民族的居住地都称为“汉地”，对以东地区的各个民族大多称为“汉人”。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西藏比较封闭，人们对外面事物的认识还相当模糊所致。因此，这个文告所称的诸多“汉”字，不大可能脱离西藏地方的语境含义，就是清朝驻藏大臣的奏折之中，也经常将清军称为“汉军”，众所周知，驻藏清军统领一般由满、蒙族人担任，士兵则有满、蒙、汉、藏等诸多民族成分。这种模糊的指代语词，是与当时的语境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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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的《新年公告》并未谈及独立。首先，公告中并无独立字眼与意图；其次，公告中虽然有拒绝接受新政府官员与文书之词，只是表明他尚未接受新的民国政府，并非是叛离祖国。至于当时曾流传的所谓的《蒙藏协定》，从未被十三世达赖喇嘛认可。他曾明确说，“尚未授德尔智以与蒙古订立任何条约之权”。[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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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召集了一次各宗地方头人代表会议，就西藏今后的内政外交问题进行讨论，主要讨论问题有三项：1.西藏应与何国或若干国为友？2.是否扩充军额，若扩充，则如何筹饷？3.司法若有改革，则手续当如何？各代表纷纷慷慨陈词、各抒己见，气氛很是激烈。在对中国中央的关系问题上，绝大部分代表提出：“只须反对清廷对西藏的错误政策，但不愿西藏脱离祖国。”[148]不少僧侣、百姓都担心，西藏如果脱离祖国，“不为五大民族之下”，恐遭外人蹂躏。就连柏尔也承认，当时“西藏之官吏僧俗人民中，有左袒中国党，自无容讳……尚不欲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之中国完全分离”。[149]这表明了当时西藏地方上层人士中，“内向祖国”的言论和主张仍然是主流，并且在会议上可以公开表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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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拉萨动乱的原因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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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内地不靖，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军心动摇。尤其是许多省份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统治，相互之间也多有争斗。值此国家动荡之际，人心不一，各思其事，在所难免。通过史料考察，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拉萨及其他藏区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中，清军内部也发生了不少的事件，这些事件更多地表现为驻藏清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并无革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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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起事的驻藏川军并无明确革命动机与目标，或言“勤王”，或倡“革命”，或直接“索饷”（大量史料证明，这是真正的诱因）。当时的西藏驻军不像内地，有同盟会的活动，这里主要是袍哥势力。袍哥首领及一些驻藏官员一意孤行、蓄意生事也是动乱发生的一大原因，而且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主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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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西藏驻防的清军，除原来少数的绿营[150]与士兵外，多是1910年由钟颖率领入藏的川军。而“前清驻防西藏官兵，向由川省各处绿营拨派，逐年抽换，官军大都真实民籍，均以身家所系，无敢妄作非为。月食盐折两份，一由内地拨给家属，俾资事畜；一由藏中发给本兵，以资食用。故官兵内顾无忧，多有期满不愿回籍者，因娶夷女为配，小营别业，数百年来与番人比间而居，各无猜疑。其子若孙，成丁入营补兵者，至今犹不乏人。上年到藏陆军，半系流氓，籍贯住址，多不确定，犯事逃脱，无从详究”。[151]此外，川军中哥老会势力颇大，动辄杀戮，无人敢不从命。驻藏大臣秘书何光燮、标部书记官范金、兵部处书记官李治平、钦差戈什长郭元珍等为首的一部分驻藏清军，遂由“勤王”而倡革命。响应革命后，新军内部开始分化，派系林立。当内地革命一经证实，官兵中的帮派势力即乘机夺权。辛亥革命兴起后，四川与诸省响应，群雄并起，而“川省之乱，藏中受影响最大”。[152]军纪松弛的川军早就因欠发军饷怨气冲天，乍闻内地革命，即思回川。军中哥老会首领叶纶三、严步云等乘机起事，谓“川乱不得回家，若能劫钦差取库饷，以勤王为名，不但无罪，而且有功”[153]。联豫也曾提到“初言起勤王军”[154]，钟颖亦言“声言起勤王军”。[155]后来，见到革命声势越来越大，共和大势已定，起事清军首领见风使舵，驻藏大臣秘书何光燮、标部书记官范金、兵部处书记官李治平、钦差戈什长郭元珍等遂由“勤王”而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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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抢劫财富的帮会行为是其真正的目的。诚然，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帮派组织，哥老会在内地不少省份参与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哥老会是武昌起义、四川灭赵尔丰而光复的主力之一[156]，但是，帮会毕竟是帮会，缺乏政治远见，没有同盟会领导而发生的一系列军队帮会行动，在许多地方表现为趁势抢劫的军事变乱。当时在藏川军根本无法联络四川的总帮会与同盟会。他们的行动目的主要表现还是为利益之争。起义清军先后抢劫了拉萨兵备处的军械与粮饷，后又攻入驻藏大臣官署，抢劫拉萨市商贾。其实就是趁机闹事，抢劫财富。[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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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川军起事多为内部斗争。起事之后，川军内部开始分化，派系林立。凡各营管带不入袍哥（哥老会）帮内的，概被罢免，由他们另举袍哥来充任，管带以下的官佐亦由本营袍哥另行自举。一时，被撤废的军官都纷纷加入袍哥，以图自保。官兵入会者占全军75%。虽然曾设立公议局，但军中满、汉官员各怀心事，所谓勤王派、革命派、回川派，互相斗争，原来的军事组织无形瓦解，人心浮动，莫衷一是。[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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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西藏民众不了解、不理解更不可能参与辛亥革命。由于历史及地理的因素，民主共和思想难以对偏僻的西藏民众产生多大影响。从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天下帝国”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急速转型，社会秩序的巨大变革，当时大多数内地民众都无法理解，边疆少数民族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够接受与理解。这一点在西藏是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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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对民国政府的不接纳，源于对清朝政府的忠诚，特别是对清朝皇帝的特殊感情。长期以来，受封于清政府的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对清朝皇帝一直是尊崇的。如《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中，记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十六日世祖章皇帝接见五世达赖喇嘛情况的标题就是《会见文殊大皇帝以及在汉地的情况》。再是，顺治十年（1653），第五世达赖喇嘛回藏后给顺治皇帝的《请安奏书》开首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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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致金光四射、银光普照、扭乾转坤、人世之天，至上文殊大皇帝明鉴：今世积善，一尘不染之洁身辉体，耳聆梵音，北斗七星之首，百药之神，率领四大部洲。芸芸众生沐浴在圣主光辉之下。从天而降之金身圣主，在兴世振业众神护佑之下，欢忭于上苍赐福之宫阙中。圣主犹如苍天，与日月同辉，与天地齐寿，小僧恭请圣安。[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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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藏传佛教尊称清太宗、清世祖为曼殊师利大皇帝。那么，以后的清朝皇帝也都被尊称为“文殊师利大皇帝”。乾隆皇帝不仅和清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一样，被藏传佛教尊称为“文殊师利大皇帝”，而且还被称为“文殊菩萨的化身”。他对藏传佛教也颇有研究，遂借机利用，扮演起了人王、法王两种角色，加强了他对僧俗两界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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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藏传佛教首领人物对清朝皇帝都十分尊崇。如六世班禅洛桑班丹益希尊称乾隆皇帝为“文殊师利大皇帝”。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十三日，六世班禅洛桑班丹益希在热河祝釐乾隆皇帝七十大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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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文殊大皇帝吉祥万寿庆祝之日，为祝莲足万万永驻，作吉祥祝寿词，献吉祥哈达、无量寿佛像、羊脂玉柄、珍珠一大包。”[160]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对此认为：“诸佛化身的文殊菩萨，为在世间传播吉祥法，沿着宝梯从天界降下，成为世间转轮大皇帝。”[161]他还说：“从了义上讲，大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从不了义上讲，在徒众看来，他是转大力法轮的君王。”[162]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是非常尊崇清朝皇帝的。1906年5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他在奏请中央政府，汇报西藏地方情况时，开篇语即：“统率万邦之大皇帝、皇太后御前谨奏”。[163]这种特殊复杂的关系，很难被一场革命在短时间内所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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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即使在拉萨战火燃起，西藏地方已取得极大优势的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噶厦的本意也只是要求清朝陆军出藏“仍复制营旧例”，他们对于清朝中央政府派驻的官员如驻藏大臣、陆军统领等则无太大妨碍，即使是辛亥革命之后，他们也不是立即断绝关系而是有所顾忌。当时双方达成的约定中“照旧驻藏”四字，就很能说明问题。而且，这批川军在形式上仅是“退伍”并非“驱逐”，因为它毕竟是清中央政府派来的。既为“退伍”，今后便有“入伍”的可能。其枪弹也是由第三者监督收存，而不是由藏军收缴，并且规定以后没有中央政府驻藏官员在场不能擅取。这些问题，涉及地方与国家的关系，西藏地方政界应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这也是后来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召开的会议上“内向祖国”派能够提出主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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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3年9月14日（八月初四），原清朝驻藏大臣联豫离开拉萨，噶厦仍按清朝钦差大臣待遇支应乌拉。而当时联豫“遂交印，钟接事，藏人不悦”，“藏人犹欲留联不让行，概一则因兵恨钟，不欲接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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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清朝驻藏大臣联豫离开拉萨后，噶厦提出只承认原清朝政府的办事大臣，不承认由民国政府新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原陆军统领钟颖。他们提出驻藏大臣已离藏，钟颖就没有理由再留在西藏。他与噶厦的矛盾再度恶化。事实上，辛亥革命对拉萨的直接影响只是川军起事，拉萨民众并无响应者。至于藏军获胜，更不能说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川军起事后，包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内的上层人物与贵族，更多的是观其自乱。其后川军对西藏寺院与民众实行抢劫，才引起了拉萨僧俗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反抗，噶厦召集万余民军进入拉萨，围困攻打川军，最终导致以革命口号起事的清朝驻藏川军被逐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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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内地共和已成之际，有人见风使舵，变“勤王”口号为“革命”旗帜，成立所谓公议局意图夺取原驻藏机关的权力，其后的所作所为均系无法无纪的变乱行为。显而易见，所谓“革命”的旗帜只是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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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由哥老会首领及部分驻藏官员引发的变乱行动，在引起驻军内部的混乱和斗争后，经由钟颖等人的努力维持曾在短期内稍微得到平息。但是，内地革命成功的局势却使得为乱分子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反对作为前清陆军统领的钟颖指挥为由，再次掌控了权势。他们的再次掌权导致更为严重的败坏藏局的恶果，他们为了钱财劫掠色拉寺的恶劣行为终于招致藏族军民的反抗，也为逃居印度本就对驻藏陆军极力反对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提供了绝好的驱逐契机，更为英国提供了挑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机会，以致这场局限于驻军内部的动乱演变成驻藏陆军与藏军的激战。两军之交战，在性质上并非属于“汉藏”冲突，因为在冲突的双方都有汉藏人员包括僧人参与。且这场旷日激战，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势力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旨在尽数驱逐驻藏官兵的行动，其驱逐对象并不是在藏的所有汉人，后来仍然有少部分川军士兵在解除武装之后留在拉萨，而当时在拉萨经商的汉族商人多数并未被驱逐。[164]因此，拉萨发生的战乱自然不能笼统简单地以“驱汉”事件称之，其实质是在错综复杂的情势下由于英国的挑唆，西藏地方一部分背离国家的力量发起的驱赶中央派员和驻军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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