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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品级名。源自蒙古语札萨克（执政官）。清代沿用于西藏。起初地位高于噶伦，后降至噶伦以下而略高于四品。其中有僧有俗，按惯例僧官札萨列于俗官札萨之前。在藏语里札萨和台吉常被合称为“札·台”，排序在四品官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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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本：西藏地方行政单位“宗”的长官，宗本又被称为“宗堆”，即“驻宗”的意思，官序五、六、七品，每个宗一般设僧、俗宗本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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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本：西藏的军官职名，“代”（正确的发音应该是“达”，“代本”应是“达本”）是“箭”的意思，“本”是“官”的意思，合起来就是“箭官”的意思。职务相当于团长，下辖500名士兵，官序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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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本：代本下辖的军官，相当于营长，每名代本下辖茹本二名，每名茹本带兵2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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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本：茹本下辖的军官，每名茹本下辖甲本两名。“甲”是藏语“百”的意思，“甲本”即“百人长”，相当于连长，每名甲本带士兵12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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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甲本下辖的军官，每名甲本下辖5名定本，定本相当于排长，每名定本带士兵2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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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本：定本下辖的军官，“纠”是藏语“十”的意思，“纠本”即“十人长”，相当于排长，每名纠本带士兵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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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藏语音译，“马”是“兵”或“战”的意识，“基”是“总”的意思，直译是“总兵”，意译是“司令”的意思，是藏军最高领导职务，僧官、俗官都可以担任，官序一般是四品，如果由噶伦兼任，则是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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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布：寺庙或扎仓的领导人。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僧官里又分为大堪布（堪切）和小堪布（堪琼）。大堪布虽然地位略高，但无实职、实权；小堪布地位虽然比大堪布地位略低，但有实职、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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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重要组成机构，最初于乾隆十六年（1751）经乾隆皇帝下令成立，有些文章里把噶厦称为“噶厦政府”，这是错误的，是不了解西藏地方政府构成的不严谨的提法。西藏地方政府是政教合一的政权，是由僧俗官员共同执行管理的，而噶厦仅是俗官系统的最高机构，它无权管理僧官系统，所以它不能完全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只有与僧官系统的最高机构“译仓”合起来，才能称为“西藏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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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仓：藏文音译，相当于达赖喇嘛的秘书厅，该机构工作人员全部是僧人，其中主持日常工作的有四名秘书长（藏语称为“仲译钦波”，即“大秘书”），四品僧官，负责保管和启用达赖喇嘛的办公用印，管理布达拉宫僧官学校、培养僧官、参与地方政府管理的事务。其首脑是总堪布，藏语称为“基巧堪布”，又称为“古加堪布”，即达赖的随侍堪布，所以译仓的事务可以随时由总堪布直接向达赖喇嘛汇报、请示。遇有重大事务时，总堪布可以参加四噶伦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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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本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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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敲完初稿的最后一个字符时，我真正感觉到了何谓岁月如梭，逝者如斯。距离进入“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组，一晃竟然三年了。提笔写后记，是因为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心情要与同仁分享。想起当初接受此项任务时的忐忑不安，不由得感慨万千。那年，冬季的成都，在微风中，由于深知责任重大，面对西藏社会科学院这项重点课题，我再三推托，犹豫执拗。数日后，最终，我被说服，坚持下来，心神不宁中，从一个起点走到又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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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近代史是我研究的重点，几十年来都在为之努力。遗憾的是自从做了行政工作以后，精力分散，时间分散，读书少了，研究少了，写作自然也少了，于是才有了前面所说不敢接受任务的事。面对厚厚的初稿，我不敢有丝毫的自得。事实上，这部初稿的完成，首先得益于西藏社会科学院对我的信任与鼓励；得益于课题组全体同仁的帮助和关心；得益于我身边老师和学生的尽心尽力。在这个求真务实的课题组中，我自己深感受益匪浅，感触良多。因为深知问题还很多，我更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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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上册，涉及西藏近代史的开端，较古代史有着颇多的不一样。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农奴制的没落，多股势力的角逐，一会儿是前台的枪炮，一会儿是后台的阴谋，使得西藏高原的这段历史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如果是读书，曲折诡异，波澜起伏，自然十分惬意。但是动笔却感觉十分沉重，难以下手。所幸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组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颇多关照，使课题组同仁潜心写作，最终完成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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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册的负责人，我首先要在这里感谢整个课题组年龄最大的索文清教授，他年事已高，治学严谨，在多项事务缠身的情况下，依然关心课题的进展，并亲自动笔写了一章。他认真的态度，朴实的学风，都使人难以忘怀。西藏社会科学院孙勇书记也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抽出时间为本册撰写第二章，并且多次与我通话通信，研究写作中的问题，让人感受到他的认真和精益求精，受益匪浅。参与上册写作的还有学术底蕴深厚的黄维忠研究员，他为上册写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撰写了三章，充分显示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在写作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总是积极地帮助化解。参与写作的还有我的博士生田甜、邱熠华，她们为书稿的完成付出了很多心血。特别是田甜同学写作之余，具体负责全书的通联工作，并为修改、完善书稿做了大量工作。另外，文厚泓、罗莉、孟娜等同学也对本书有所贡献。可以说，没有他们，这部书稿的完成是难以想象的。此外，必须提到在百忙之中对论著提纲的确定、观点的提炼等方面都给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和指导，抽出宝贵时间审稿的孙勇、仲布、罗广武、何宗英、徐广智、王炎等专家，感谢他们对论著的意见与建议，如此，我们的书稿才进一步减少问题，加以改正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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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提的是，西藏社会科学院在课题开展期间所召开的三次“西藏百年史研究”专题工作研讨会，有全国不少的西藏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到会，专家学者们对如何认识西藏百年历史的脉络、如何厘定各种观点和资料，包括如何挖掘历史表象后面的实质性问题，展开对西藏百年史多线条的说明等方面的建议，对我说来不无裨益。同时，这对于所有参与课题的人员，尤其是各册负责人来说，起到了统一认识的作用。如果说上册课题组的写作还比较顺利的话，与三次研讨会的讨论意见、所确定的课题大纲和方法以及体例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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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上册初稿完成之后，我们深知还有很多地方离预想的目标有着不小的距离。尽管可以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但都不能掩饰我们，尤其是我本人在学术能力，特别是学术视野上、知识积累上、资料的掌握上的欠缺。不过，好在我们还会努力，还会继续这项工作，不断修改充实，使其真正显现出百年西藏的“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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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的上册初稿提交之后，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组将稿件分送沈开运、孙勇、普布次仁、仲布、何宗英等专家再次审阅，诸位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使得初稿在再次的修改中得到了提升。尤其是何宗英研究员，已到古稀之年，在审阅中耗费大量精力，对上册的每一个藏汉文献索引一一进行了校勘，并新增了部分资料，其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动。最后，上册经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组总主编白玛朗杰、孙勇、仲布、何宗英等专家学者统稿，在考订全书观点和资料校订补充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在此特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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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饶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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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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