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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撤离拉萨返回内地后，1913年1月，达赖返回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曾经召集了一次各地方头人代表会议，广泛听取对西藏今后政务以及其他改革方面的意见。在讨论到与祖国的关系问题时，绝大部分代表提出：只需反对清廷对西藏实行的错误政策，但不愿意西藏脱离祖国。英国殖民主义者贝尔（Charles Bell）在《西藏史》一书中承认：“西藏之官吏僧侣人民中，有左袒中国党，自无容讳”；“在农民中，吾等亦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西藏虽倾向自主，似尚不欲与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之中国完全分离。”[51]这种情况表明，西藏地方僧俗中主张“内向祖国的”人居多，并且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自无容讳），而在民众中经常能听到盼望中央再来人的议论。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很是踌躇，难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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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国主导下的“驱逐汉官汉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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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是藏历的水牛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新年之际，发布了《新年文告》，又称《水牛年文告》。在文告中达赖声称自己的第二次离藏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派兵威胁，不得已离开故土。现如今在西藏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境，使他最终能安全返回故乡。但是由于在康区还有一些残余军队，所以西藏军民仍需继续“驱赶”。甚至提出要“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逐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52]。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二次返藏后，背离中央的倾向已十分明显。达赖在回到拉萨后，还对在拉萨战事中支持过中央、有亲中央倾向的藏族人士进行残酷迫害；疏远爱国的九世班禅；奖励、提拔在对川军作战中有功的人员，以及鼓励反对中央官员和军队、驱逐中央官员和军队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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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离心”“反汉”倾向，有其历史原因：第一，清廷腐败无能，面对英国的两次入侵西藏，不仅不能帮助西藏人民共同抗英，反而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使藏族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杀害，十三世达赖喇嘛也被迫离开家园另寻出路；第二，中央政府入藏的川军不但没有起到保护藏族人民的作用，反而“抢劫烧杀，无恶不为，番族僧俗、兵民死伤甚众，房屋焚烧殆尽，珠玉财宝被掠一空”[53]，使西藏军民对川军产生强烈的怨恨；第三，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物的诱骗、拉拢、腐蚀、挑拨离间、军事威胁，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离心”“反汉”倾向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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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中央政府的反感情绪，从被英国政府利用和挑唆，演变成“驱逐汉官事件”。英帝国主义极力挑拨西藏与中央政府间的矛盾，使两者间的误解和隔阂加深，煽动藏族对汉族的仇恨情绪，挑动十三世达赖喇嘛驱逐在藏的中央派遣的官员和军队。本书上册曾经对西藏地方有关“汉”的观念做过语境分析，指出，在西藏地方的语境之中，很长时间内关于“汉”的指代比较模糊，官方和民间都将清政府称为“汉政府”，将满蒙身份的驻藏大臣也都称为“汉官”（在一百多个驻藏大臣中，只有清末的张荫棠一人是真的“汉官”），将西藏以东地区无论哪个民族的居住地都称为“汉地”，将以东地区的各个民族大多称为“汉人”，将来自内地的军队都称为“汉军”。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西藏比较封闭，人们对外面事物的认识还相当模糊所致。因此，1913年《新年文告》所称的诸多“汉”字含义，不大可能脱离西藏地方的语境含义。即便是清朝驻藏大臣的奏折之中，也经常将清军称为“汉军”。众所周知，驻藏清军统领一般由满、蒙族人担任，士兵则有满、蒙、汉、藏等诸多民族成分。这种模糊的指代语词，是与当时的语境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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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初，十三世达赖喇嘛曾派遣亲信偷偷回到西藏，积极组织驱逐中央政府驻军的活动。达赖的原内侍“坚塞朗岗”（藏语，意为“亲信红人朗岗”）擦绒·达桑占堆到西藏各地积极活动，在英国的武器支持下，组成了“西藏民军”，达桑占堆任“马基”（总司令），准备向驻扎在西藏各地的清军发动军事攻击。1912年3月，还在噶伦堡的达赖喇嘛向拉萨发布了命令：“驻藏汉军官兵因粮饷断缺，内部争抢严重，他们提出如果解决粮款盘缠即可返回，并具保结。他们领到银两十万多，对有秩序返回的人员要给以驮畜行装等帮助，使他们顺利返回。”[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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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3月，达桑占堆率藏军首先向军事力量薄弱，弹药、粮草匮乏的江孜清军发动进攻。双方战事难以分出胜负，由麦克唐纳和尼泊尔代表居间调解，最终藏方以9250卢比换取江孜驻军144支来复枪和许多子弹。同时，藏方提供免费运输、供给驻军口粮，送驻军出藏，要求其返国。接着，藏军又包围驻日喀则的陆军，同样由麦克唐纳调停，强迫驻军人员交出武器弹药，使原川军途经印度返回内地。十三世达赖喇嘛又指示达桑占堆向钟颖及其驻军发动攻击。“三月癸卯，番兵数万人，进围拉萨”，此时拉萨主事者为钟颖，面临紧迫局势，他不得不率军迎战。当时驻藏陆军占据地的范围“西至第穆寺，东至工布塘，南至藏河崇寿寺，北至巡警总局”，钟颖“居中调度”，成“四路策应”之势。无奈，手中兵力非常有限，唯“手下马弁二十余人。郭建勋马队百余，赵本立兵百余，张文华之士兵数十”。另有“均极奋勇”之“清真寺百姓”，但他们却没有枪支只有“刀矛”；其余如“第穆寺僧众，刘荣武、张子青、张鸿升、王久敬、甘秉臣”，但他们平时“均赋闲”，危急“始出一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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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4月，藏军包围了拉萨，前清驻藏的官员、军队人员及藏汉回百姓皆被围困在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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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对驻藏川军从“和平礼送”上升为“武力驱逐”阶段。拉萨战事开展之初，拉萨政、军、宗教、商界各方为自身目的加入团战，在藏军攻击之中有原川军的加入，拉萨各界亦有对钟颖所部的支援，导致局面扑朔迷离，在英国的直接插手下使得冲突愈加纷乱，最终是西藏地方背离国家的力量占了上风。当时，拉萨城内的内地人毫无准备，城中的粮食都已吃尽，汉藏百姓只好日日前往联豫、钟颖处哭诉，希望交战双方能早日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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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联豫出藏，经印度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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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藏军集中优势兵力向拉萨发动了总攻击，川军奋力抵抗。30日，在廓尔喀（即尼泊尔）驻藏官员噶布丹的调解下，双方最终达成四项议和协议：第一，川军枪弹交廓人，封藏藏中，后无驻藏军队、藏、廓三方人齐，不得擅取；第二，驻藏陆军全行退伍，由印回国，钦差、粮台、夷情各官仍照旧驻藏；第三，钦差准留枪30支，统领准留枪60支；第四，所有前次兵变失损财产房屋，需照实议赔。[56]于是8月16日，钟颖所部向廓尔喀、藏官员交出毛瑟枪1500余支，火炮3门，机枪1架，子弹80箱。[57]驻拉萨的川军也被迫交出了武器，并于9月从拉萨启程经印度回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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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被围战事告终后，第一批驻藏川军已返回内地，钟颖及其一小部分卫队仍然驻守拉萨，钟颖以民国驻藏办事长官身份接替联豫在清末担任的相似前职。西藏地方上层认为川军乱藏，钟颖是其中的首领，所以不愿意承认钟颖的驻藏办事长官的地位。9月21日，藏军第二次包围拉萨。双方战事十分激烈，11月6日，在廓尔喀代表的出面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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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2月，驻拉萨的民国陆军400多人以及300多户来自内地的居民，启程经印度返回内地。1913年，钟颖官兵一行退至西藏边境靖西，后又经印度回内地。至此，中央治藏的权力受到严重损害，同时，英国主导下的“驱逐汉军事件”演变成了“驱逐汉人事件”。不过，在一系列事件后，并不是所有“汉人”悉数被驱赶出藏，包括川军士兵和商户的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留在了拉萨及其周边地区，另一部分逝世后葬于本地，拉萨北郊夺底沟还存有其墓地残迹，在拉萨的后人至今还能回忆起父辈口传的一些记忆。后来黄慕松于1834年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双方会谈时，西藏地方政府所提交的陈条中，有“西藏所有久住之汉民等，在壬子年汉藏战争以后，即归西藏政府之农务局管理，屡经维持，将来应遵地方法律，由西藏政府管理，不能由汉政府驻藏代表约束”等字句，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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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次事件的定性，不能简单地说成“藏汉冲突”或“驱汉事件”。史料记载，交战双方在混战过程中都获得了各族百姓的支持和帮助，钟颖一方在被围时得到了藏人的援助，而藏军一方更是有汉人将领作为指挥官指挥作战。驻藏陆军被围时，因粮断饷绝，而求援于九世班禅，于是“后藏僧侣与汉军互相为援，一切饷糈，莫不臂助”，九世班禅还“暗令哲蚌寺僧助之”；此外原西藏地方政府擦绒噶伦等几位高级官员均有援助驻藏陆军的举动。开战中，藏军一方因缺指挥的将领，而将曾为土兵营管带但在驻藏陆军内部变乱时遭哥老会追杀的谢国梁接至拉萨充藏军总司令，故有记载谓谢国梁“与钟军连日混战”“日与钟军鏖战于拉萨”。基于上述记载，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实在欠妥，称其为在英国人挑动下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同样将民初十三世达赖喇嘛驱逐中央政府驻藏陆军官员和士兵的举动称为“驱汉”亦不准确。[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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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康藏军事冲突与英国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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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藏军初次东扩与川滇军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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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帝国主义的挑唆下，十三世达赖喇嘛手下一小撮民族分裂势力利用民国初年的驻藏川军的叛乱，煽动西藏僧俗各界人民对中央驻军和川边改土归流的怨恨情绪，扩大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十三世达赖喇嘛不仅发布文告，号召西藏地方驱赶在藏的汉人，而且还明许上层策动西藏分裂势力勾结英人，获得外国武器装备，使藏军主动向川军发动进攻，挑起康藏的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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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抽调驻防川边的军队回四川内地镇压革命，造成了川边军事驻防空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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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西藏的动乱全面爆发，十三世达赖喇嘛伺机于4月派人策动川边西康藏区土司、头人和僧人的动乱。而且在赵尔丰进行改土归流的西康藏区，被废除的土司及头人和上层喇嘛乘机复辟，各地普遍发生了驱逐“汉军汉官”的武装暴乱，川边形势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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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开端，藏军渡过金沙江，先后攻占了西康藏区南部的定乡、稻城，并进入云南的中甸，阻断了川滇的交通要道。接着，又攻占了江卡（今西藏芒康）、乍丫（今西藏察雅）、贡觉、盐井，以及理化（今四川甘孜理塘）、三坝（时设为厅，旋改置为县，地处今甘孜理塘、巴塘之间）。川军接连失地，伤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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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7月，川边没有被藏军攻占的地区，只剩下南路的泸定、康定、巴安（今甘孜巴塘），北路的道孚、瞻化（今四川甘孜新龙）、炉霍、甘孜、德格、邓柯、石渠等，共10余个县。这种紧张的局势，使四川、云南的安全直接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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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严峻的川边形势，川、滇两省不断向北京政府呼吁派兵解决康藏的军事冲突，解救被困的边军。1912年5月，云南都督蔡锷[59]通电全国：“藏卫西蕃，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滇川有覆亡之虞。现藏事危急至此，不能不早为之图，请速迅为筹处，以挽危机。”[60]川督尹昌衡[61]给袁世凯发电报称：“达赖行文传知藏边四百余处喇嘛一齐起事，以牵制边军”，“英军长官都拉蓑、锁伏来二员在珞瑜修整道路，意尤叵测”；“倘藏民效蒙古，宣布独立，秩序必乱，我国无戡定之能力，外国有干涉之口实……全藏沦亡，翘首可待”。江西都督李烈钧认识到严峻的形势，吁请四川、云南两省“联合一气，派遣劲旅，迅赴拉萨，协力救藏”。亚东关监督马师周称：“靖西为全藏东南门户，强邻窥伺……若不速派重兵镇压，藏民永无归顺之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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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严峻的边疆形势以及全国普遍呼吁平定藏乱的请求下，袁世凯举棋不定。5月7日，国务院还命重庆总司令熊克武：“惟国内集款，固属万难；收（借）入外债，启人干涉，此时只宜设法减兵，不宜更增兵队，俟大局粗定，再集合群力经营西藏。”[63]袁世凯的步步拖延，使民国政府军失去平定西藏动乱的良机。袁世凯犹豫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一旦决定西征，将耗费不少的军费，需要想方设法筹集经费；第二，西征会导致川、滇军扩大军备，增强军事实力，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第三，大批地方军进入藏区，可能会加重藏区的动乱程度；第四，派军入藏可能会引起英国的不满，进而影响袁世凯的统治，不利于获得列强对他执政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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