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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2月，驻拉萨的民国陆军400多人以及300多户来自内地的居民，启程经印度返回内地。1913年，钟颖官兵一行退至西藏边境靖西，后又经印度回内地。至此，中央治藏的权力受到严重损害，同时，英国主导下的“驱逐汉军事件”演变成了“驱逐汉人事件”。不过，在一系列事件后，并不是所有“汉人”悉数被驱赶出藏，包括川军士兵和商户的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留在了拉萨及其周边地区，另一部分逝世后葬于本地，拉萨北郊夺底沟还存有其墓地残迹，在拉萨的后人至今还能回忆起父辈口传的一些记忆。后来黄慕松于1834年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双方会谈时，西藏地方政府所提交的陈条中，有“西藏所有久住之汉民等，在壬子年汉藏战争以后，即归西藏政府之农务局管理，屡经维持，将来应遵地方法律，由西藏政府管理，不能由汉政府驻藏代表约束”等字句，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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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次事件的定性，不能简单地说成“藏汉冲突”或“驱汉事件”。史料记载，交战双方在混战过程中都获得了各族百姓的支持和帮助，钟颖一方在被围时得到了藏人的援助，而藏军一方更是有汉人将领作为指挥官指挥作战。驻藏陆军被围时，因粮断饷绝，而求援于九世班禅，于是“后藏僧侣与汉军互相为援，一切饷糈，莫不臂助”，九世班禅还“暗令哲蚌寺僧助之”；此外原西藏地方政府擦绒噶伦等几位高级官员均有援助驻藏陆军的举动。开战中，藏军一方因缺指挥的将领，而将曾为土兵营管带但在驻藏陆军内部变乱时遭哥老会追杀的谢国梁接至拉萨充藏军总司令，故有记载谓谢国梁“与钟军连日混战”“日与钟军鏖战于拉萨”。基于上述记载，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实在欠妥，称其为在英国人挑动下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同样将民初十三世达赖喇嘛驱逐中央政府驻藏陆军官员和士兵的举动称为“驱汉”亦不准确。[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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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康藏军事冲突与英国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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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藏军初次东扩与川滇军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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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帝国主义的挑唆下，十三世达赖喇嘛手下一小撮民族分裂势力利用民国初年的驻藏川军的叛乱，煽动西藏僧俗各界人民对中央驻军和川边改土归流的怨恨情绪，扩大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矛盾。十三世达赖喇嘛不仅发布文告，号召西藏地方驱赶在藏的汉人，而且还明许上层策动西藏分裂势力勾结英人，获得外国武器装备，使藏军主动向川军发动进攻，挑起康藏的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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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抽调驻防川边的军队回四川内地镇压革命，造成了川边军事驻防空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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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西藏的动乱全面爆发，十三世达赖喇嘛伺机于4月派人策动川边西康藏区土司、头人和僧人的动乱。而且在赵尔丰进行改土归流的西康藏区，被废除的土司及头人和上层喇嘛乘机复辟，各地普遍发生了驱逐“汉军汉官”的武装暴乱，川边形势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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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开端，藏军渡过金沙江，先后攻占了西康藏区南部的定乡、稻城，并进入云南的中甸，阻断了川滇的交通要道。接着，又攻占了江卡（今西藏芒康）、乍丫（今西藏察雅）、贡觉、盐井，以及理化（今四川甘孜理塘）、三坝（时设为厅，旋改置为县，地处今甘孜理塘、巴塘之间）。川军接连失地，伤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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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7月，川边没有被藏军攻占的地区，只剩下南路的泸定、康定、巴安（今甘孜巴塘），北路的道孚、瞻化（今四川甘孜新龙）、炉霍、甘孜、德格、邓柯、石渠等，共10余个县。这种紧张的局势，使四川、云南的安全直接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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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严峻的川边形势，川、滇两省不断向北京政府呼吁派兵解决康藏的军事冲突，解救被困的边军。1912年5月，云南都督蔡锷[59]通电全国：“藏卫西蕃，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滇川有覆亡之虞。现藏事危急至此，不能不早为之图，请速迅为筹处，以挽危机。”[60]川督尹昌衡[61]给袁世凯发电报称：“达赖行文传知藏边四百余处喇嘛一齐起事，以牵制边军”，“英军长官都拉蓑、锁伏来二员在珞瑜修整道路，意尤叵测”；“倘藏民效蒙古，宣布独立，秩序必乱，我国无戡定之能力，外国有干涉之口实……全藏沦亡，翘首可待”。江西都督李烈钧认识到严峻的形势，吁请四川、云南两省“联合一气，派遣劲旅，迅赴拉萨，协力救藏”。亚东关监督马师周称：“靖西为全藏东南门户，强邻窥伺……若不速派重兵镇压，藏民永无归顺之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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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严峻的边疆形势以及全国普遍呼吁平定藏乱的请求下，袁世凯举棋不定。5月7日，国务院还命重庆总司令熊克武：“惟国内集款，固属万难；收（借）入外债，启人干涉，此时只宜设法减兵，不宜更增兵队，俟大局粗定，再集合群力经营西藏。”[63]袁世凯的步步拖延，使民国政府军失去平定西藏动乱的良机。袁世凯犹豫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一旦决定西征，将耗费不少的军费，需要想方设法筹集经费；第二，西征会导致川、滇军扩大军备，增强军事实力，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第三，大批地方军进入藏区，可能会加重藏区的动乱程度；第四，派军入藏可能会引起英国的不满，进而影响袁世凯的统治，不利于获得列强对他执政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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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局的恶化，民国中央政府不得不考虑采用军事手段。5月9日，中央政府先是电令川督尹昌衡：“务即拣派得力将领，带军由巴塘一带疏通道路，节节前扎，一面密探中华兵驻所，设法联络，俾声援相见，免成坐困。”[64]5月18日，又电令蔡锷：“请……迅拨得力军队，联合进藏，竭力镇抚。”6月14日，民国政府正式电令尹昌衡西征。同时，民国政府命外交总长陆征祥，向英国驻华公使指出：“川兵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局外中立”，并提议按以下四项原则来改订《西藏条约》：“（一）西藏永为中国领土；（二）一切责任均由中国负担；（三）商务上利益，中英两国共享之，唯政治不得顾问英国；（四）英国不得驻兵西藏，他国亦然。”[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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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当时登载了西征军开拔盛况：六月十六日四川西征先锋队朱登五军出发，举凡军政警商各界以及各学校学生各法团代表于夫城庙内外之男女老幼均执欢送旗帜，从南门大街起直至武侯寺红牌楼外欢送，一时路为之塞。西征之前，尹昌衡告诫出征军人，“军人第一要军纪。第二要名誉，须知此次出师藏人为五族之一部分，不可视之为异种，总要以攻心为上。若能达到目的，他日欢迎必比今日更胜云云”。[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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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川军先锋部队从打箭炉（今四川甘孜康定）向西挺进，与藏军激战于乡城，藏军掠城而去。8月，尹昌衡兼任西征军总司令，亲自出征，兵分两路：北路由刘瑞麟带领，沿道孚、炉霍、德格路线西进；南路由朱森（朱登五）带领，从河口（今四川甘孜雅江），沿理塘、巴塘路线前进。两路军计划在察木多（昌都）会合。北路军巧妙作战，占领昌都；南路军击败藏军，势如破竹，直攻理塘。同时，滇军西征军沿怒江入藏，攻取滇北的入藏门户盐井。至此，川边的形势得以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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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西征军北路的杜培其、刘赞廷等部由德格开进，救援巴塘；30日，刘瑞麟部进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藏军死伤千余。[67]9月，西征军以黄煦昌为司令官，张茂林为前锋，率刘瑞麟等部由昌都西进，以图工布江达。工布江达地西距离拉萨200多公里，堪称拉萨的咽喉，12日，北京政府颁发命令，将工布江达改为“太昭府”（太昭是尹昌衡的号）。西藏的战局出现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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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次激烈交战，西征军陆续收复被藏军所占领的各县。藏军中陆续有人前来投诚，被编入西征军。1912年底，川边的军事形势已趋于缓和，双方处于僵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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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朱迩典向北京政府施加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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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的川滇军节节胜利，并做好了进军西藏的准备。这本是一个主权国家处理自己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力，却遭到英国的无理干涉。1912年6月16日，英国驻华公使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也译为朱尔典）经英国政府指示，向民国政府质询中国不照会英国，就出兵西藏是何理由，并威胁将不给民国政府以财政援助，态度十分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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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迫于英国的压力，于1912年6月22日，命外交总长陆徵祥面告英国使者：“暴乱久未平静，敝国为保护内外商民起见，有不能不遣军入藏之势。然此次出兵，主于绥抚，不为讨伐，绝非正式之战争，幸免疑虑。”[68]袁世凯政府态度软弱，英国公使朱迩典于6月23日会见袁世凯，声称：“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协商为归结，若以武力从事，或于中英两国友睦之办法必有巨碍。”[69]英国此举是对民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试探，但是袁世凯不但没有驳斥英使的无理威胁，反而向英方陈明中国政府并无将西藏变为行省的意图，并且会严格遵守中英双方所订立的条约。29日，朱迩典又向袁世凯政府外交部称：“西藏与英国直接订有条约，英政府不能坐视中国将西藏改为行省”，“若中国派出军队超过西藏境界，其结果必甚危险”。[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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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针对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边疆地区的活动，民国政府向英、俄、日等国发表了《满蒙藏之主权之五事》，指出满、蒙、藏是中国的领土，“民国对于各国侨民力任保护，各国不得借保护侨民之名，增加军队及分派驻扎等事”；“现蒙、藏反抗民国，是为国际公法所不许，外人不得为蒙、藏乱党之主使者”。[71]8月16日，朱迩典又会见袁世凯，声称：“如中国政府调兵入藏，扰乱地方，牵动大局，所有责任唯中国是问。”[72]袁世凯唯恐得罪英国，答复：“并未表示决意调兵入藏”，“又未发调兵入藏的命令”。[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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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英国政府有恃无恐地向袁世凯政府正式提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五项声明，称为《朱迩典备忘录》或《八一七备忘录》。该声明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英国对民国政府的承认作为要挟，逼迫中国政府必须按照英国的意图处理西藏事务，否则就不承认新生的共和国，并封闭了印藏交通要道，阻碍内地与西藏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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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朱迩典会晤外交部次长颜惠庆，威胁“如果民国政府定欲征藏，继续派遣西征军前进，则英政府微特对于中华民国不予承认，且当以实力助藏独立”[74]。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内外交困，由于外蒙古闹独立而饱受舆论的指责，迫切需要英国在政治上的承认和支持，镇压国内革命力量，也急需英国的财政贷款。袁世凯面对英国政府的要挟，一步步软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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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内阁总理赵秉钧在参议院的秘密会议中，做了国民政府有关西藏政策的四点说明：“一、藏人不欲施行新制，故民国在西藏不施行新制，悉依旧法，以定方针；二、承认达赖之归藏，并复其封号；三、英人在西藏之生命财产，由民国十分保护之；四、与英国缔结现在之条约，悉继续遵行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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