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72772
1706672773
二 朱迩典向北京政府施加政治压力
1706672774
1706672775
西征的川滇军节节胜利，并做好了进军西藏的准备。这本是一个主权国家处理自己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力，却遭到英国的无理干涉。1912年6月16日，英国驻华公使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也译为朱尔典）经英国政府指示，向民国政府质询中国不照会英国，就出兵西藏是何理由，并威胁将不给民国政府以财政援助，态度十分强硬。
1706672776
1706672777
袁世凯迫于英国的压力，于1912年6月22日，命外交总长陆徵祥面告英国使者：“暴乱久未平静，敝国为保护内外商民起见，有不能不遣军入藏之势。然此次出兵，主于绥抚，不为讨伐，绝非正式之战争，幸免疑虑。”[68]袁世凯政府态度软弱，英国公使朱迩典于6月23日会见袁世凯，声称：“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协商为归结，若以武力从事，或于中英两国友睦之办法必有巨碍。”[69]英国此举是对民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试探，但是袁世凯不但没有驳斥英使的无理威胁，反而向英方陈明中国政府并无将西藏变为行省的意图，并且会严格遵守中英双方所订立的条约。29日，朱迩典又向袁世凯政府外交部称：“西藏与英国直接订有条约，英政府不能坐视中国将西藏改为行省”，“若中国派出军队超过西藏境界，其结果必甚危险”。[70]
1706672778
1706672779
8月13日，针对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边疆地区的活动，民国政府向英、俄、日等国发表了《满蒙藏之主权之五事》，指出满、蒙、藏是中国的领土，“民国对于各国侨民力任保护，各国不得借保护侨民之名，增加军队及分派驻扎等事”；“现蒙、藏反抗民国，是为国际公法所不许，外人不得为蒙、藏乱党之主使者”。[71]8月16日，朱迩典又会见袁世凯，声称：“如中国政府调兵入藏，扰乱地方，牵动大局，所有责任唯中国是问。”[72]袁世凯唯恐得罪英国，答复：“并未表示决意调兵入藏”，“又未发调兵入藏的命令”。[73]
1706672780
1706672781
8月17日，英国政府有恃无恐地向袁世凯政府正式提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五项声明，称为《朱迩典备忘录》或《八一七备忘录》。该声明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英国对民国政府的承认作为要挟，逼迫中国政府必须按照英国的意图处理西藏事务，否则就不承认新生的共和国，并封闭了印藏交通要道，阻碍内地与西藏的交通。
1706672782
1706672783
9月7日，朱迩典会晤外交部次长颜惠庆，威胁“如果民国政府定欲征藏，继续派遣西征军前进，则英政府微特对于中华民国不予承认，且当以实力助藏独立”[74]。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内外交困，由于外蒙古闹独立而饱受舆论的指责，迫切需要英国在政治上的承认和支持，镇压国内革命力量，也急需英国的财政贷款。袁世凯面对英国政府的要挟，一步步软弱下来。
1706672784
1706672785
9月16日，内阁总理赵秉钧在参议院的秘密会议中，做了国民政府有关西藏政策的四点说明：“一、藏人不欲施行新制，故民国在西藏不施行新制，悉依旧法，以定方针；二、承认达赖之归藏，并复其封号；三、英人在西藏之生命财产，由民国十分保护之；四、与英国缔结现在之条约，悉继续遵行之。”[75]
1706672786
1706672787
9月18日，外交总长段祺瑞在参议院秘密会议中，主张对藏不用兵。从民国政府两名要员的说明可知，袁世凯为避免英国的反对与干涉，对于西藏问题，改变了原来的派兵西征、入藏平乱的政策，改为退让的态度。
1706672788
1706672789
三 北京政府军事反击的停顿
1706672790
1706672791
在英国的阻挠与干涉下，北洋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所派出的西征军的军事反击停顿。
1706672792
1706672793
1912年8月30日，尹昌衡电告北洋政府，自己的先锋队已抵达昌都。袁世凯当即回复尹昌衡：“派兵入藏，恐致不可收拾。一虑英人派兵，届时与战，则全国摇动，退则见侮于藏番。”因此，命尹昌衡：“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76]9月12日，又电令尹昌衡“藏事迭经英使商阻进兵，尚未解决，刻国务院筹议办法。该军已到察木多之队，务饬切勿过该处辖境，致酿外衅，牵动大局”[77]，命其暂且不要率军过工布江达，令滇军就地在盐井驻防，随后又令滇军从盐井撤回。9月26日，电令尹昌衡“入藏一节，事关重大，宜存妥慎，当交国务院会议办法……暂勿深入，再候进止”[78]。10月1日，发电尹昌衡：“应饬前敌各军队，万勿入拉萨辖境。……倘川军轻进，致启衅端，大局何堪设想。”[79]同日，四川总督胡景伊也收到大总统令：“该护督等慷慨出师，壮心堪佩，惟现在时局孔棘，财政困难，正如病夫，元气已伤，百孔千疮，尚须调摄，岂可竟忘远虑，轻启衅端。望遵迭次前电，勿得进入藏境，致滋渔利。已饬外交部与英使严重交涉矣。”[80]
1706672794
1706672795
袁世凯不仅令西征军停止军事进攻，而且连西征军的名称也进行改换。由于西征军战事节节胜利，士气高昂，袁世凯担心会因此得罪英国，于是命令取消西征军的名称及其新旧机关。尹昌衡受令后，无奈下令撤掉筹边处、新旧各机关和西征军称号，但是仍报告中央请求在打箭炉设立边藏镇抚府，由他任镇抚使。对于此事，袁世凯下令改为川边镇抚使。尹昌衡立即致电袁世凯，表示“川边”二字对国内可能适宜，但是却会给外人干涉的借口，提议改为“关西镇抚使”，这一名称“字义浑含，外人莫由干涉，将来努力充足，凡事便于扩张”。[81]但是袁世凯始终坚持，在“关西镇抚府”前加上“四川”二字，实质上是要尹昌衡守在四川，不再西进，不打算派军入藏，川滇军失去了西征的时机。
1706672796
1706672797
当然，西征军军事反击停顿，也有财政供给乏力的因素。据《申报》所载的一篇记录尹昌衡条陈的电文中，其“厉言川边之困，至上年十月止，积欠政费十九万八千九百两，商款五十七万三千三百两，饷项六十三万六千一百两，上年冬腊两月亦需银五十万两”[82]。照此算来，缺口居然将近二百万两之巨！从《申报》驻打箭炉的记者发回的电稿中也可窥其一斑，“边军欠饷已有三月之久，谣言四起险象环生。前月稍有四团兵士向营官索饷，几酿变乱”[83]。因军饷粮草积欠所造成的军心浮动、士不用命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可见此时川边的形势已经陷入了攻已乏力、守亦堪忧的被动局面。尹昌衡出征之前已经预料到供给的问题，曾经提出：“此次一切昂贵军饷较内地加多，粮米由雅州采贩运至察木多每担二百余斤，需运费二十五六两，合计原有边军四千余人及陆续新派各标兵额一万数千人每月额派全支约计三十余万两，为数甚巨……川省每月勉能担任十余万两，不敷甚巨，应恳大总统念及边藏关系大局，电令各省都督量力分担此项军饷，以期士饱马腾不致中道哗变。”[84]然而，各省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在中央尚不能给予西征军足额粮饷的情况下，各省自然虚与委蛇，相互推诿，所以粮饷器械的补给就成为制约川军继续西进的一个重大问题。
1706672798
1706672799
另外，孙中山提出的新治藏方略，也是西征军军事活动停顿的一个重要因素。孙中山在北上北京与袁世凯会晤说到西征时，谈出了自己的想法：“自尹司令进藏迄今数旬，虽无失利，然伤人耗财，究属得不偿失。且达赖背叛之原因，大半受外人之运动。故收拾西藏，亦须由运动着手，施以种种政策，如诱以高爵，饵以重币等类。若徒恃征伐，不惟无济，且恐坚其外向之心。”[85]孙中山提出的对西藏地方的方略，被袁世凯采纳，也为其后民国中央决策层采纳，于是民国政府之后对西藏地方（也包括对川边藏族地区）的政策以政治收抚为主，军事平叛不再是唯一的手段。
1706672800
1706672801
西征军的军事反击停顿后，北京民国政府采取赴藏“宣慰”方式，宣谕共和大义，尝试避免英国干涉，采用和平方式处理西藏问题。但是，由于英印势力的插手作梗，西藏地方上层亲帝国主义的一些人，趁机兴风作浪，使得西藏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1706672802
1706672803
1913年4月，北京政府任命陆兴祺为驻藏办事长官，拟由海道前往拉萨。《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记载，自民国政府宣布川军停止进藏以后，在西藏爱国僧俗等人士的要求下，达赖派人赴新疆，通过新疆都督袁大化，向北京民国政府也提出了西藏与中央政府恢复关系的5个条件：“（一）西藏人保有与华人同一之权利；（二）中央政府每年补助西藏五百万元；（三）西藏有权许可他国之民，采掘矿山，但西藏与英国所结条约，当遵守之；（四）西藏有自由训练军队之权，中央政府驻藏军队，其数不得超过一千五百名以上；（五）西藏官制，由中央政府制定之，但西藏政府之官吏，应以西藏人任之。”[86]
1706672804
1706672805
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派代表赴打箭炉，与尹昌衡谈判，提出的条件是：第一，藏民与汉满蒙回四民族一律待遇；第二，藏民自由保守其宗教；第三，西藏领土仍在中国政权之下；第四，有教育及谙汉语之藏人得为华官，而北京中央政府亦得任命汉官赴藏；第五，达赖喇嘛每年津贴费仍得照常。[87]
1706672806
1706672807
10月28日，北京民国政府宣布恢复达赖的名号，试图使之与英国脱离关系。
1706672808
1706672809
面对中央政府停止军事反击、改以宣慰的和平方式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做法，英帝国主义不愿见到西藏当局和中央政府关系的这一改善，于是阻挠北京派往西藏的办事长官假道印度进入西藏，英国人贝尔在《西藏史》中记载：“吾等实不宜承认中国有管理西藏内政之权，于是决定于必要时，运用压力，不准中国官吏经过锡金而入西藏。……若许中国官吏立足于印度或西藏毗连之邻国，则足以为威吓印度西藏之源泉，故不许假道为一有力之武器。”[88]正因为英国人意在控制西藏的一贯策略，千方百计挑拨各个方面的关系，所以，民国政府派往西藏的办事长官陆兴祺滞留印度，无法进藏。另外，英国直接阻挠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谈判，必须要有英国代表在场，举行中英藏会议，以解决一切悬案，并提出威胁：“中国如不与会议，缔结关于西藏之新约，则与西藏政府直接商订矣。”[89]
1706672810
1706672811
在英国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同意举行中英藏三方会议。中国方面提议在北京或伦敦召开，后在英国的坚持下，计划在印度大吉岭（Darjeeling）召开，后又改在印度西姆拉（Simla）召开。
1706672812
1706672813
[1] 原名阿旺·德尔智，俄名德尔捷也夫（Agvan Dorjiev）。
1706672814
1706672815
[2] 顾祖成、于乃昌：《评沙俄特务德尔捷也夫在西藏的活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第9～16页。
1706672816
1706672817
[3] 蔡凤林：《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藏协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2～125页。
1706672818
1706672819
[4] 朱锦屏（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京报社代印本，1925，第39页。此据青海人民出版社吴均校注本，1996，第37页。
1706672820
1706672821
[5] 吕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第233页。
[
上一页 ]
[ :1.70667277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