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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政府之所以同意威廉逊访问拉萨，是希望其当面向达赖和噶厦解释英国全力支持西藏的政策。英印政府的目的在于恢复西藏对英国的好感，而威廉逊本人也期望同西藏领导层建立起良好的关系。1933年8月14日，威廉逊夫妇由诺布顿珠等人陪同前往拉萨，他们住在功德林所有的德吉林卡，自贝尔访问拉萨以来，这里已经成为英国访客的住所。达赖喇嘛同威廉逊夫妇多次晤谈，根据威廉逊的报告，他这次对拉萨的访问，气氛显然要比1930年及1932年威尔的两次访问好得多。[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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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威廉逊在锡金甘托克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阐述了对班禅返藏问题的看法，认为班禅返藏现在变得至关重要。他承认“西藏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希望他能够回来”，“不论是谁在拉萨保持或获得政权均乐于让他返回”，尤其是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如果他返回西藏，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英国现在关心的主要是班禅对英国和中国的态度。威廉逊认为，班禅“过去对我们很友好，但他已在中国生活了近十年，处处受到极大的尊敬。如果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亲中国倾向，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但“即便这样，我也认为西藏利益可能总是他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至于西藏利益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参与札什喇嘛返回的话，我认为，我们应该促成而决不要阻拦此事”。威廉逊进一步指出：“不管怎么说，他都是要回来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协助他而不是反对他的情况下返回，让他得到这样的印象或许更好。”威廉逊担心的并不是班禅能否回到西藏，而是西藏噶厦根本忘记了允许班禅返回西藏的附加条件，他强调：“西藏政府可以合理地提出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带任何中国人同他一起回来，但是他们可能是渴望他回来，以致于可能根本忘记或忽略了强加给他的任何附加条件。”[230]从这个报告中，我们不难发现，防止中国中央政府的影响力随着班禅一道重返西藏，这是英国政府判断是否支持班禅返藏的原则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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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热振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从一开始便非常小心地避免显示出任何明显的亲英倾向，不仅如此，他们还表现出积极的亲中央政府的姿态。有两件事让英印政府触动颇深。其一，前锡金政务官贝尔于1934年7月访问西藏时，噶厦拒绝他前往拉萨。其二，一个月后，黄慕松使团却抵达了拉萨。黄慕松使团有双重目的：首先，他要在丝毫没有英国人介入的情况下，开始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对话，从而表明了要彻底解决西姆拉会议遗留问题的决心；其次，他试图在拉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代表，其地位与前清驻藏大臣相当。黄慕松的目标基本达到。为了同中国抗衡，威廉逊于1934年4月派印度驻亚东商务代办处职员、藏人诺布顿珠来到拉萨，一直待到1934年底。诺布顿珠的任务是获取黄慕松使团在拉萨一切活动的情报，他在拉萨同威廉逊在甘托克的办公室保持通讯联络，且用的是野战发报机，其目的在于避免使用西藏的报务员，防止泄密。[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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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松受中央之命往拉萨，迫使英印政府重新审定其西藏政策的主要原则，以便精确规划出英国在西藏的利益究竟是什么。英国政府印度部政治部主任沃顿（J.C.Walton）在1934年2月12日拟定的备忘录中，确定了英国西藏政策的主要原则：（1）外藏的完整和自治应当得以保留。（2）在外藏应保持一个有效率的西藏地方政府，这个政府能够维持“印度边境上的这个缓冲国”的和平与秩序。（3）这样一个西藏地方政府应该能够不受苏俄的影响，或者确切地说不受除了中国以外任何其他外国列强的影响。（4）英印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然而，英国政府明白无误地表示：“假如中国试图（在西藏）重建完全主权的话，我们不会熟视无睹。”他们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西藏必然会出现动乱局面，因为西藏的一个派别肯定会抵抗中国人。西藏人的反抗将会导致中国人在西藏无效率的行政管理，从而导致西藏对苏俄或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敞开大门。印度事务部指出，如果黄慕松访问拉萨是中国人逐步将他们在西藏的宗主权上升到主权计划的第一个步骤的话，这将直接威胁英印政府的边境政策。[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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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姆拉会议以后，英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即西藏在英印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已不如阿富汗和印度西北边境那么重要。但卡罗（Olaf Caroe）于1934年担任英印政府外务部副部长后，英印政府对西藏的兴趣又重新恢复。1935年6月28日，卡罗在致英国政府印度国务大臣马奎斯·齐兰（Marquess Zetland）的电报中，详尽阐述了英国对藏政策的初步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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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黄慕松受命往拉萨以及九世班禅返藏等一系列事件，卡罗提出，如果中国人要在西藏重建主权的话，印度政府必须予以强有力的反对。他坚持英国对西藏应该有一个积极而持久的政策。卡罗认为，西藏现在并不稳定，尽管目前的当权者倾向于英国，但他们缺乏对英国的信任感，他们不了解英国是否愿意或能够帮助他们来对抗中国。此外，还有一个班禅问题。班禅显然计划在西藏扩大其神权，但他也需要同英国维持友谊，因为他需要英国来调停他同拉萨的关系。卡罗因而认为，现在是英国在西藏扩大影响的绝好机会，因为地理条件有利于英国保持在西藏的影响。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除了在藏驻留一小部分人员外，还无法在那里做更多的事情，他们现在还无法仿效赵尔丰的功绩。因此，英国应该抢在中国（国民党或共产党）或苏联准备占领这块与英印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接壤的领土之前，扩大在西藏的影响。这就是卡罗拟定的英国西藏政策大纲的核心。[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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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于1934年9月致函威廉逊，要求他收集所有的证据来说服白厅的印度事务部，对英印政府来讲，保持在西藏首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卡罗的意思是要威廉逊申请得到访问拉萨的许可，威廉逊自然领会了这一暗示。[234]出于总体上的思考，卡罗代表英印政府为威廉逊的拉萨之行拟定了一整套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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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拉萨同班禅的争端。由于班禅的领地紧挨印度北部边境，任何动乱都将会立即影响从印度经亚东到江孜的交通要道，因此，威廉逊到拉萨后应该尽一切努力以调停者的身份进行斡旋。“我们认为应该授权威廉逊先生向双方询问：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保证才能使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同时，应该查明双方在实施适当的保证时，英印政府是否准备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样一种保证不应该发展成为暴力干涉，而是在争端出现时，受另一方之邀请提供长期有效的仲裁，因为这种争端会不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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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威廉逊使团结束访问后，是否应该在拉萨常驻一名英国代表。卡罗认为：“假如印度政府要想保持在拉萨的地位和影响的话，他们必须同西藏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于“中国人已决定在拉萨保留一名外交代表或地位相当的人，他应该就英国为保持平衡而在那里派驻代表的问题询问拉萨政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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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英国军事支持西藏抵抗中国（国民党或共产党）进攻的问题。卡罗认为，威廉逊目前最好不要明确提出英国的这种援助，“印度政府认为，无论是英国政府或是印度政府本身目前都不会考虑通过武力来反对中国政府维持西藏完整的任何计划”。威廉逊应使西藏人对此确信不疑。然而，假如进攻是来自其他大国（即苏联）的话，那么，威廉逊将被授权表明，英印政府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这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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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卡罗认为，威廉逊应该告诉西藏人，“尽管印度政府准备承认中国理论上的宗主权，但仍将坚持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的自治国家的方针……如果西藏代表的平等地位得不到承认，他们就不应该开始就西藏问题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对于中国政府派驻拉萨的任何代表，“印度政府都将其视为外国代表来对待而不是作为西藏政府组织的一个部分，并且决不承认其有权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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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印度部对卡罗的有关“苏联威胁论”表示认同，然而，并非完全赞同英印政府和卡罗的观点。他们对卡罗的一些措施表示怀疑。例如，他们无法绝对保证在没有地位相等的西藏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英国驻华大使馆就不会同国民政府讨论西藏问题。又如，在未来的任何汉藏危机中，可能完全是西藏方面的错误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指望得到英国的支持。印度部认为威廉逊应该告诉西藏人的是：英国将不会瞒着西藏人同南京政府讨论西藏问题；威廉逊应该避免使用任何明确的措辞向在拉萨的中国代表谈及他们是外国代表，因为这种提法同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观念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印度事务部还指出：蓝普森主义（Lampson Doctrine）仅仅适用于有关中国和西藏东部边界划分的事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西藏可以在没有英国人出席的情况下举行谈判；而在中国和西藏举行的有关外藏地位的任何讨论，英国都应该作为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参与其中。[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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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公使对卡罗的建议比较反感。贾德干指出：（1）现在不需要在拉萨常驻1名英国代表，英国官员偶尔去访问就行了。（2）假如必须向西藏人提供物资援助以反抗共产党，应该在让南京政府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去做。（3）英国驻华公使馆有权在没有西藏人参加的情况下，就西藏的任何问题同国民政府举行英中双边谈判。（4）将中国驻拉萨代表视为外国使节的看法是同英国承认中国在西藏拥有的宗主国的概念完全不一致的。贾德干在致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还指出：“关于英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我赞同我的前任们所表述的观点，即我们应该公开地把西藏看作是中国联邦的一个自治领；我们不应该试图鼓励西藏人在政治上脱离中国，并且应该允许中藏争端的解决按照其自然进程发展（但我们必然要尽力限制中国的武力入侵）；我们应该相信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和鼓励〈英藏〉经济、商业交往的政策会维持并增强英国在拉萨的影响以及对西藏的控制。……只有当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或发生受到一个外国统治这种灾祸时，我们才应该重新考虑我们的（西藏）政策。”[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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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伦敦和英国驻华使馆的不同意见，英印政府给威廉逊的指示有了较大的改动，比较趋于温和。经过修正后的威廉逊使命是：（1）查明蒋致余留在拉萨的真实用意是什么，他是中国政府的外交代表吗？（2）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威廉逊可以试探一下西藏政府对于英国设立地位相等的代表问题的态度。（3）如果西藏地方政府问到英国军事援助西藏的问题，威廉逊的回答应该是：目前似乎不可能有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军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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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能够向西藏地方政府给予的保证是：（1）英国认为中国的宗主权绝不能改变英国“西藏是一个事实上自治国家”的看法。（2）英印政府“渴望维持同西藏的传统友谊，并继续一如既往地同西藏政府直接打交道”。（3）英国准备在西藏同中国的任何争论中“就事情的是非曲直进行辩解”，在南京给西藏人以充分的外交支持。（4）在没有预先通知西藏的情况下，英国将不同中国谈判西藏问题。但如果中国和西藏间要举行一些处理西藏地位等广泛问题的大规模会议的话，英国希望能够参加。英印政府特别指示威廉逊“不要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因为这有可能会使英国在将来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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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第二次使藏，是在九世班禅同拉萨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1935年4月上旬，威廉逊收到了热振的私人信函，摄政建议威尔逊申请另一类访问拉萨的许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请求才会被（西藏当局）接受。显然是贝尔介入影响了威廉逊的拉萨之行，于是，英印政府正式知会西藏噶厦，声明贝尔不再具有任何官方身份。[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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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于1935年8月26日抵达拉萨，陪同他访问的有新任江孜商务代办贝蒂（Keith Battye）、江孜医务官古施里（James Guthrie）和诺布顿珠。当他们到达拉萨时，热振摄政恰恰因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外出，所以，他们不得不在拉萨等待热振的归来。其间，他们同中国留在拉萨的代表聚餐2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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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抵达拉萨时，班禅代表同噶厦代表之间的谈判已陷入僵局。噶厦询问威廉逊，如果中央政府派给班禅的卫队真的进入了西藏，英国政府是否会派英印军队来西藏帮助他们抵御汉人卫队？威廉逊非常清楚地回答，“英国政府不可能提供积极的军事支持”，但他保证，英国政府会在南京给西藏以外交上的援助。不过，无论有没有英印政府的军事援助，假如九世班禅由民国政府派遣的卫队护送返藏的话，噶厦似乎决心要用武力予以抵抗。[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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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在访问拉萨前已被发现染上了尿毒症，但他坚持前往。在拉萨访问期间，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古施里反复劝告他离开拉萨返回锡金，但他坚持要等热振返回，同他举行会谈。威廉逊的团队希望10月20日离开拉萨，就在这一天，热振回到了拉萨。威廉逊同热振谈到两个问题，一个是班禅返藏，另一个是中国使团。威廉逊了解到，尽管中国使团的确切身份尚未明确，但他们并不打算离开拉萨。他也以非官方的身份询问了西藏当局对英国在拉萨常设使团的态度，并表示，具体计划将等到他们回到印度后再做决定。[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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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威廉逊突然卧床不起。古贝蒂询问西藏噶厦，可否允许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飞机飞来拉萨实施救援，西藏人拒绝了。理由有二：其一，他们害怕这会开创一个先例，以后为中国人所利用；其二，计划中的简易机场地处哲蚌寺旁边，他们担心这样的一个现代新事物会激怒僧人，并招致攻击。更重要的是，由于技术原因，皇家空军的飞机也没有能力在拉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起降。[242]11月16日，44岁的威廉逊病情突然恶化，次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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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古德在拉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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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Basil Gould）于1935年12月接替过世的威廉逊出任锡金政务官。古德在1912年5月至1913年3月期间担任英国驻江孜商务代办，西姆拉会议期间，他接替贝尔担任锡金政务官，是贝尔西藏政策的忠实追随者。1912年，他陪同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因此，同达赖喇嘛关系密切。[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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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再次就任锡金政务官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抵消中国代表在拉萨的存在，尤其担心中国无线电台的能力。为了回应中国的行动，古德主张采取一个更积极的干预政策，此点得到英印政府外务部长卡罗的坚决支持。为了强化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力，他于1936年7月先后任命诺布顿珠担任亚东商务代办，黎吉生（Hugh Richardson）担任江孜商务代办。诺布顿珠出生在印度，其父亲是一名西藏商人，毕业于大吉岭的印度政府高级中学。黎吉生当时才31岁，苏格兰人，其祖父就是英印政府的官员。[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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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就职后急于访问拉萨，一是因为威廉逊之死耽搁了英印政府对于中国人在拉萨存在的反应，最令古德担忧的是，西藏自主派领袖、首席噶伦赤门于1936年4月辞职，热振控制了西藏政局，他担心英国人在西藏的声誉毁于一旦。二是西藏噶厦和寺院集团在班禅返藏问题上，均采取欢迎的姿态，就连热振活佛也于7月9日对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长蒋致余表示，“切盼班禅大师迅速入藏”[245]。但由于锡金政务官访问拉萨必须得到印度事务部的批准，他就以安排班禅返回西藏为名提出申请。古德的访问很快得到白厅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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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一行于1936年8月24日抵达拉萨，代表团成员除了先期到达的诺布顿珠外，还有古德的特别助理、江孜商务代办黎吉生，医官摩根（Morgan），秘书查普曼（Spencer Chapman），两名电讯军士以及前来考察藏军的英军准将尼姆（Philip Neame）。该使团号称是荣赫鹏以来最大的代表团，离开甘托克时，光驮运行李的牲畜就有200匹之多，包括25匹驮运无线电通信设备的矮种马，其规模亦可同黄慕松使团相媲美。该代表团的用意旨在抵销黄慕松使团的影响。[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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