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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汉藏暂时交界地方”，规定：“巴安、盐井、义敦、得荣、理化、甘孜、瞻化、炉霍、道孚、雅江、康定、丹巴、泸定、九龙、定乡、稻城等十六县与该处迤东之地方，归汉官管辖，藏军文武（官员）不得驻扎该处之境内。类乌齐、恩达、昌都、察雅、江卡（宁静，今芒康县）、贡觉、武城、同普、邓柯、石渠、德格、白玉等县与该处迤西地方归藏官管辖，汉军文武官员不得驻扎该处境内。俟中藏两政府批准此约后，所有驻扎甘孜或瞻化之藏军文武官员必得退出该处之境外。”又定“云南、青海仍以旧界，现在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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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除地方维持秩序用土兵外，藏军不得驻金沙江之东，其驻扎南路之汉军不得过金沙江之西，而江西仍用土兵一百名；其驻扎北路之汉军不得过雅砻江之西，俟中藏两政府议决允准此约，汉藏各军均应照以上办理，并一律退兵，不得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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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以上所载各地内庙宇寺院以及佛教之事，都归西藏达赖喇嘛主权，汉人不得干预；所有各地喇嘛不得干预汉人行政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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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俟中藏两政府批准此约以后，所有汉藏俘虏各人员均宜互相释放各回原籍，概不得借故拘留，如不愿回者，亦听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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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自立此合同后，若边地汉藏长官再起有冲突事，彼此均不得擅开兵端，可速将冲突实在情形函知英国领事，出面调停。”[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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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该停战条约是以藏军所占领地区为内地与西藏划界，基本与《西姆拉条约》中的内、外藏线划分格局一致；此外，还将以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双方冲突的调解权交予英国方面，这就为英国以后进一步插手西藏事务提供了方便。条约签订后，因刘赞廷为私自签约，民国政府不予承认，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接到停战条约后也表示：“核其所议，种种狂悖，损失权威，概不承认。”[106]然后，陈遐龄派交涉员韩光钧赴藏重新议和。此时，川藏军队还正在绒坝岔激战，台克满急忙从昌都赶到绒坝岔居中调停，几经磋商后，韩光钧、明正土司甲宜斋、藏军代表康曲洛桑邓竹、后藏代表却让、贞冬在绒坝岔签订了《藏汉停战退兵条件》，共四条。[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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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汉藏长官均愿和平办理，汉军退甘孜，藏军退德格所管之境内。自退兵之日起，南北两路汉藏各军不得前进一步，停战一年，听候大总统与达赖喇嘛允否昌都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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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此系停战退兵之条件，并非正式之和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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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退兵日期以中历10月17日起至10月31日，藏历九月十二日起至九月二十六日退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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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此条约以川边镇守使派出之交涉委员韩光钧、甲宜斋，与西藏噶布伦派来之委员康曲洛桑邓竹、后藏代本却让、贞冬认定，英国副领事台克满为证人。此条件成立后，画押人员必得立时飞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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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川军和藏军按《藏汉停战退兵条件》约定停战退兵，第二次康藏冲突宣告结束，川边的局势暂时稳定，但这一停战条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康藏边界的矛盾，第三次康藏军事冲突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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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金白利纠纷与第三次康藏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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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白利纠纷是指1930年甘孜县内的大金寺与白利土司之间因争夺寺产而起的利益纠纷事件，该事件引发了第三次康藏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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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寺位于甘孜县的绒坝岔，与白利村相距30里，是康北地区较大的格鲁派寺院，并从事商贸，开办商号“桑都昌”，分支机构遍布拉萨、康定，颇为富裕。大金寺向来与西藏地方关系密切。1912年西藏动乱，拉萨爆发驱逐驻藏川军的动乱之时，大金寺在藏学经的300多名僧人，积极参加战斗，立下“功勋”，因此受到嘉奖。在授奖仪式上，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今后的大金寺即是我的大金寺，大金寺需要什么，由拉萨拨款补助。”并赠送英国步枪500支，子弹25万发，还将大金寺僧人按照藏军编制编为一个代本（团），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在康巴地区的一个据点。在1917年的第二次康藏军事冲突中，大金寺也派出僧兵配合藏军攻击川边军队。达赖又赠送大量土地与农奴给大金寺。战后，康藏双方以甘孜绒坝岔为界，大金寺在康区但距绒坝岔仅10里，以藏军为援，并不把川边及以后的西康当局放在眼里。大金寺还凭借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以经商、放贷等手段聚积了大量财富，还组建武装，称霸一方：“增修城垣两层，建设炮碉十八座，购置快枪四五千支，以保寺为名，延请技能，不时操练。凡经过该寺，无论官民必先下马，否则鞭挞之。前甘孜知事周其昌因此饱受其辱。”[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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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利土司为乾隆年间封于甘孜白利乡的长官司，清末经改土归流后，在民国初年又复辟。其有一家寺亚拉寺，白利土司因亚拉寺僧众帮助其袭击强盗，便划拨15户差民给亚拉寺，并许与其共管白利地方事务。民国初年，亚拉寺住持智古活佛转世于林葱桑多家，属于大金寺辖区，因而与大金寺关系密切。1927年，白利土司病故，其女孔撒土妇袭职，随后，与智古发生矛盾，她将原来老土司给亚拉寺的文契骗来扣留。智古与其理论数次均无结果，双方矛盾加剧，便在1930年4月入居大金寺，并将亚拉寺所属的15户差民与土地献给大金寺，以寻求保护。大金寺趁机向白利乡扩张势力，接管了这15户差民。但白利土司与当地百姓均不同意，双方争论不休。大金寺便向甘孜县知事韩又琦申诉，不料，昏庸的韩又琦对此案置之不理，致使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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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寺对15户差民志在必得，决心用武力夺取。1930年6月18日，大金寺僧兵攻入白利乡，强占亚拉寺，并进行掠夺焚烧。到23日，白利土司的十乡之地已有五乡被其攻占。白利土司前往孔撒避难，僧俗民众向官署求救，甘孜驻军罗海宽出兵弹压，但还未交战，就遭到大金寺僧兵的袭击，死伤官兵十多人。随后，西康政务委员会得报大金寺攻占白利乡之事，驻康定的川康边防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马啸，一面派遣参议朱宪文到甘孜去调解，一面急调边军四十二团，以团长马成龙为征甘先遣司令，率3个营的兵力出关北上，进行镇压。此时，大金寺见西康派军过来，也向西藏地方政府求援，西藏地方政府派德墨色代本率两个军营的士兵（相当于两个团，但每个“团”只有五百名士兵）进驻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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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军对峙的情况下，驻甘康军致函德墨色代本，表示康军为维护地方秩序，会秉公处理大金白利纠纷，绝不偏袒。德墨色代本函商马成龙，约请各县的绅商、喇嘛、头人和班禅驻康办事处，进行调解。当时，“各方人士皆乐从，齐集甘孜者十余人，充任议和代表。内有寿宁寺喇嘛剌利格希者颇识大体，密语大金主僧，谓此事咎在大金，不应焚掠白利，今既愿调解，非向官府方面认罪不可。大金颇然其言，愿赔偿白利损失，并缴纳官府罚款，各（割）银二百秤（每秤五十两）。惟要求代表等，须有官府凭证为信，方可正式谈判。剌利格希回甘，请求县政府发给谕帖，以资凭信。乃韩知事坚不肯给，各代表无以答复大金，且以官方意见分歧，遂纷纷返里，不复过问此事矣”，[109]调解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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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大金寺僧兵在藏军的援助下，向甘孜驻军发动攻击。将排长李哲生击毙，并斩首示众。康军因此群情激奋，征甘先遣军渡过雅砻江，于9月1日向藏军发动进攻。双方激战一个多月后，康军收复了白利乡失地，“阵斩首恶四人，逆党百余人，夺获狮式旗两面，并进而围攻大金寺”。[110]由此，原本是大金寺与白利土司之间的财产小纠纷，演变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第三次康藏军事冲突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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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寺在失利后，迅速请求西藏地方政府支持。达赖便拨给大金寺500支步枪，武装3个炮队，调派詹东两个代本，率藏军千人，至绒坝岔一带助战。由于增援藏军还在途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假装和谈，于10月13日致电民国蒙藏委员会，声称大金白利纠纷是由班禅方面与驻防汉兵怂恿导致。“汉官偏袒白茹（利）寺，攻击达结（大金），该寺抗御，职是之故。适值汉藏恢复旧谊之间，忽生此衅，大局有碍，请速电撤兵。”[111]见藏方有停战意向，蒙藏委员会立即致电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刘文辉“设法排解，弥患无形”。刘文辉回电称，“此事起因，纯由达结擅开衅端”，“达赖覃电自属达结片面之词，迥非事实”，“仍冀贵会转电达赖，俾其明了真相，并严令驻康藏官不得有暗助达结情事及越轨行动”。[112]刘拒不撤兵，后在蒙藏委员会的多次敦促之下，康军撤兵。10月27日，达赖致电蒙藏委员会，对于康军的撤退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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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后，1931年2月9日夜（农历腊月二十二），大金寺僧人同四千余藏军乘康军春节放假、防务空虚之际，向甘孜发动突袭。当时康军仓促应战，而且由于长期防守于冰天雪地之中，士气不振，结果一战既溃，节节败退。3月1日，藏军攻占觉母寺，10日攻陷白利乡，11日围攻甘孜县城，守军激战数日后，因孤立无援弃城向东退至朱倭，又因朱倭土司有附藏嫌疑，也不敢驻守朱倭，遂一退200里到达炉霍。藏军随即占领白利、大金及整个甘孜，西藏地方政府维护大金寺利益的目的已经实现，康藏冲突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看到不堪一击的康军一战即溃，一退200里，西藏地方政府就有了进一步向东扩张势力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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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占领甘孜后，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乘胜出击。一路向东，接受朱倭土司的投诚，随后进攻炉霍；一路向南进攻瞻化。4月27日，藏军围攻炉霍，后马啸派部救援，收复了雄鸡岭、朱倭等地。5月3日，藏军进攻瞻化，瞻化失陷，县长、公务人员、眷属等共30多人被俘，由藏军押往昌都。随后，藏军又在英国军官的指挥下，进一步由甘孜、瞻化南下，向理化进攻。26日，藏军代本还致函理化知事刘明哲称：“瞻化地方原属达赖辖区，故奉命带兵到瞻，该县百姓，襄归藏属。又理塘穹、霞二坝，亦为藏王百姓，立有界碑，应归藏收回管辖，我并派兵到瞻化各村暨穹霞二坝防守。”[113]“并迭谕曲登、崇喜、毛垩各土司速往投诚；复令各喇嘛寺、各保正等驱逐汉官”[114]，随后，藏军攻下理化霞坝，周围的曲登、崇喜各土司也纷纷投降。6月，藏军又增兵两千，由英国军官指挥，向炉霍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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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藏军的咄咄攻势，蒙藏委员会多次致电达赖喇嘛，要求藏军停止进攻，退回原防，听候调解，但达赖未予理睬。1931年3月，民国中央政府督派蒙藏委员会委员唐柯三为专员赴康区调解康藏纠纷，4月，唐柯三从南京出发一路商议藏事，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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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员会于6月11日致电刘文辉，让其做应战准备：“现藏军既节节进逼，连陷甘、瞻，进窥理化，似此情形，和平主张恐难贯彻。为国防前途计，不得不另作良图……切盼尊处体察情形，预筹应付办法，以为准备。”[115]同日，蒙藏委员会再次致电达赖：“仍盼遵（尊）处迅饬前线退还侵地，立回原防。并饬派员会同唐专员妥商调解办法。”达赖回复称：“去岁达白纠纷，迭电中央，奈防军违令反攻达寺，以致藏员莫法，不得不抵抗。今再制止，前线势难听从。”[116]7月4日，蒙藏委员会致函达赖称：“现唐专员已前往炉霍，即与噶布伦拔墨得巴会商解决办法……应请迅饬前线将进占甘、瞻两县之藏军限期撤退，以期达白事件迅速解决。至以前康藏纠纷，应俟商洽藏事时并案办理。”[117]从中可见，当时国民政府的立场是藏军先从甘、瞻撤退再来和谈解决大金白利纠纷，但这在藏军已经占领甘孜、瞻化等地的情况下，显然是一厢情愿的。27日达赖回电称，“甘、瞻原属藏地，藏军占领，责有攸归。惟唐与琼让、噶伦未面，提议屡促退回，殊属非是”[118]，拒绝退兵。对此，民国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在后来的回忆文字中写道：“是康案虽起于大白两寺之争执，扩大于川藏两军之冲突，而此时藏方则移其目标于康藏界限问题，已昌言不讳了。”[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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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8日，国民政府特派专员唐柯三抵达炉霍，12日派其随员刘赞廷前往甘孜与藏方代表商谈解决康藏纠纷。但藏方借口谈判地点问题，采取拖延策略。经蒙藏委员会和唐柯三一再催促，十三世达赖回复称，“噶伦新任冗忙，设再赴甘，加派三大寺代表，枉费时日。藏军安静，撤兵一节，碍难转谕。唐等远到，何畏数程，仍饬唐赴昌（都），汉番会议和衷解决为要”。[120]藏方一再更换地点意在拖延谈判。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力主武力收复失地，便与唐柯三向国民政府建议，联络滇青两省与四川康军配合出兵收复甘孜、瞻化与昌都，彻底解决康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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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恰逢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致使东北沦陷，国民政府无力西顾，所以，仍然希望与藏军和谈，对康藏纠纷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这也使得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强硬，和谈陷入困局，唐柯三在10月15日电呈蒙藏委员会，“接琼让复函谓，大白教民原系达赖所管，无须汉藏交涉；康本藏属，无须分别界址。至大白冲突，由川军扰乱酿成等语。骄妄如此，讵有调解余地。总之，藏兵不撤，所谓调解无异城下之盟，中央委曲求全，自具苦心，但国威大损，民心大失，川康从此多事矣”[121]，并且心灰意冷地表示想要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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