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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本属一家，和好久矣。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内，即藏历岁次壬申，以尕旦寺问题双方驻军误会，以致引起纠纷，妄开战端。事后双方军队首领鉴于国难方殷，何遑自讧，乃各派全权代表休战议和，重修旧好，订立和议条文。青藏两方各执一张，以资遵守，而昭来兹。从此青藏和睦如前，西藏国防巩固，国家幸甚，边民幸甚。恐后无凭，立此合同条文，永远存照。计开和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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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尕旦寺管理寺院之堪布，由该寺众僧内自行推举后，准达赖大佛加委，堪布权力照旧，以崇教为范围，不准干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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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青科、当头两寺宗教权，准归作巴照旧管理，惟该两处双方均不得驻扎军队，以免因接壤而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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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和议条约成立后，藏方即先行撤兵，青方于藏方撤退十四日后即继续撤兵。双方除原驻军额外，其余限一月内完全撤退。兹后青藏两方各守疆土，不相侵犯。如藏兵侵略青海境界，有藏方昌都、巴宿、类乌齐、三十六族头目人等担保；青海军队侵略西藏境界，有玉树二十五族头目人等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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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藏方官兵如有变归青方，或潜逃青方者，青方不得收留袒护。青方官兵如有变归或潜逃藏方者，藏方亦不准收留袒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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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双方对于宗教寺院一概极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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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青方如有坏人、罪犯等逃避藏方者，藏方无论长官、民众均不得袒护隐藏。藏方如有罪犯、坏人逃避青方者，青方亦援例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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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青海对于西藏商民须极力保护，西藏对于青海商民亦须极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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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所有青方俘获藏方之官兵，在条约签字成立后，青方即完全缴归藏方。[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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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签订后，青海政府经蒙藏委员会呈报行政院，11月10日，行政院批复道：“订立此项和约，系为免除战事，维持边地治安起见。所订条文八项，对于宗教权之限制，商民等之保护，均有详细规定，其余各条亦均妥适，自应准予备案。”[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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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插手，地方割据势力遍布中国，各省陷入混乱之中。川青康交界之处是全国最混乱的地区之一，“百数十县，悉为军人所分据，此疆彼界，不能统一”。[146]第三次康藏军事冲突，以及随之爆发的青藏边军事冲突，是内地省份与西藏之间的边界争端，其性质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尽管英国一直在其中多方干涉，但不同于第二次康藏军事冲突时，请英国台克满为“调停人”来解决纷争。在这次军事冲突中，西藏地方、西康和青海方面都请示民国政府调解，并且坚决反对英国的“调解”。由此看出，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管辖治权逐渐加强。此次军事冲突，又恰逢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之际，国民政府审时度势，力排干扰，一面军事压制，一面和平谈判，最终和平解决了争端，有效地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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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民国中央政府加强与西藏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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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仲莲、朱绣访问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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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英国以川边临时停战协议一年期限将要到期为由，催促中国政府重新开议，确定西藏与西康、青海的划界问题，还提出，要将1918年藏军临时占领的西康之地和青海南部划归西藏。此时，国内正爆发五四运动，中国民众的爱国意识日益觉醒，形成了一股反帝爱国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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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为了避免卖国之嫌疑，决定改变以前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一贯妥协退让的政策，拒绝与英续议藏约，并让甘肃督军张广建派代表团赴藏联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直接交涉，以谋求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8月1日，张广建任命甘肃督军署谘议李仲莲、督军署军事参事朱绣作为“赴藏通问特派员”，甘青藏区藏传佛教宁玛派大喇嘛古朗仓、玉树三十九族佛僧拉卜尖贡仓等随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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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莲一行经青海入藏，于11月24日抵达拉萨。向达赖送上了张广建的礼品和信函，言恳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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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毗邻，同为一国，比之兄弟，岂可阋墙，若手足、腹心自相戕残。则以今日物竞之烈、民族之争，邻敌在门，百端窥伺，窃恐内讧未已，外患随之捩本，设有披离，枝叶岂能存在。尤可虑者，凡外人所至之地，必推行其本国之教，而他国固有之教，多被挤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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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佛宜主张正义，劝息兵争，遣派左右前往北京觐见……各事悉听大总统（指徐世昌）主裁。大总统协和五族，至公无私，自必准情酌理，嘉惠边隆……以大总统厚爱大佛之意与大佛爱慕大总统之情，无人从中沟通，未能曲达，故不嫌冒昧，敬奉此函……前赴台端，代陈悃款。[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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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张广建也给班禅额尔德尼带去了信函和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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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李仲莲一行先后拜会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噶伦，达赖喇嘛也多次接见了李仲莲一行。李仲莲向他表示，希望能派人到京解决川藏各事，以释嫌疑。达赖表示事关重大，需三大寺及大众商议才能决定。随后，达赖饬令大众公所，由三大寺及大众特派代表僧俗五人与李仲莲等协商。3月8日，李仲莲密电张广建，报告情况称：“在大众公所连开会议三次，感情颇好，前嫌尽释。代表等形欢悦，并谓中藏交情从断而复续，甚愿照旧和好。惟因莲等系甘肃派来通问，未有大总统说明文，不能直接解决诸事，深以为憾。”[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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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藏派代表赴京解决川藏等事的问题，藏方要中央政府追认无效的《西姆拉条约》，李仲莲等多方辩驳，藏方表示：“现在议和未成，若使渠骤派人赴京，实有种种困难，不便前往……在拉萨或印度，请英人作证，开和平会议，遂即决议。”由于李系甘肃方面派出的通问使，无法代表中央做决定，后来议定，等李仲莲一行返回甘肃后，“由大总统与达赖喇嘛特派全权委员议定地点，汉番两家请英派员作证，和平解决”。[149]可见，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还是希望继续中、英、藏三方西姆拉会议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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