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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所有青方俘获藏方之官兵，在条约签字成立后，青方即完全缴归藏方。[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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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签订后，青海政府经蒙藏委员会呈报行政院，11月10日，行政院批复道：“订立此项和约，系为免除战事，维持边地治安起见。所订条文八项，对于宗教权之限制，商民等之保护，均有详细规定，其余各条亦均妥适，自应准予备案。”[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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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插手，地方割据势力遍布中国，各省陷入混乱之中。川青康交界之处是全国最混乱的地区之一，“百数十县，悉为军人所分据，此疆彼界，不能统一”。[146]第三次康藏军事冲突，以及随之爆发的青藏边军事冲突，是内地省份与西藏之间的边界争端，其性质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尽管英国一直在其中多方干涉，但不同于第二次康藏军事冲突时，请英国台克满为“调停人”来解决纷争。在这次军事冲突中，西藏地方、西康和青海方面都请示民国政府调解，并且坚决反对英国的“调解”。由此看出，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管辖治权逐渐加强。此次军事冲突，又恰逢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之际，国民政府审时度势，力排干扰，一面军事压制，一面和平谈判，最终和平解决了争端，有效地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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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民国中央政府加强与西藏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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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仲莲、朱绣访问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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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英国以川边临时停战协议一年期限将要到期为由，催促中国政府重新开议，确定西藏与西康、青海的划界问题，还提出，要将1918年藏军临时占领的西康之地和青海南部划归西藏。此时，国内正爆发五四运动，中国民众的爱国意识日益觉醒，形成了一股反帝爱国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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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为了避免卖国之嫌疑，决定改变以前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一贯妥协退让的政策，拒绝与英续议藏约，并让甘肃督军张广建派代表团赴藏联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直接交涉，以谋求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8月1日，张广建任命甘肃督军署谘议李仲莲、督军署军事参事朱绣作为“赴藏通问特派员”，甘青藏区藏传佛教宁玛派大喇嘛古朗仓、玉树三十九族佛僧拉卜尖贡仓等随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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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莲一行经青海入藏，于11月24日抵达拉萨。向达赖送上了张广建的礼品和信函，言恳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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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毗邻，同为一国，比之兄弟，岂可阋墙，若手足、腹心自相戕残。则以今日物竞之烈、民族之争，邻敌在门，百端窥伺，窃恐内讧未已，外患随之捩本，设有披离，枝叶岂能存在。尤可虑者，凡外人所至之地，必推行其本国之教，而他国固有之教，多被挤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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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佛宜主张正义，劝息兵争，遣派左右前往北京觐见……各事悉听大总统（指徐世昌）主裁。大总统协和五族，至公无私，自必准情酌理，嘉惠边隆……以大总统厚爱大佛之意与大佛爱慕大总统之情，无人从中沟通，未能曲达，故不嫌冒昧，敬奉此函……前赴台端，代陈悃款。[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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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张广建也给班禅额尔德尼带去了信函和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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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李仲莲一行先后拜会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噶伦，达赖喇嘛也多次接见了李仲莲一行。李仲莲向他表示，希望能派人到京解决川藏各事，以释嫌疑。达赖表示事关重大，需三大寺及大众商议才能决定。随后，达赖饬令大众公所，由三大寺及大众特派代表僧俗五人与李仲莲等协商。3月8日，李仲莲密电张广建，报告情况称：“在大众公所连开会议三次，感情颇好，前嫌尽释。代表等形欢悦，并谓中藏交情从断而复续，甚愿照旧和好。惟因莲等系甘肃派来通问，未有大总统说明文，不能直接解决诸事，深以为憾。”[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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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藏派代表赴京解决川藏等事的问题，藏方要中央政府追认无效的《西姆拉条约》，李仲莲等多方辩驳，藏方表示：“现在议和未成，若使渠骤派人赴京，实有种种困难，不便前往……在拉萨或印度，请英人作证，开和平会议，遂即决议。”由于李系甘肃方面派出的通问使，无法代表中央做决定，后来议定，等李仲莲一行返回甘肃后，“由大总统与达赖喇嘛特派全权委员议定地点，汉番两家请英派员作证，和平解决”。[149]可见，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还是希望继续中、英、藏三方西姆拉会议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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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康藏边界一事，双方决定依民国七年（1918年）的《暂行停战条件》，停止战争，川藏两军暂以雅砻江为界，嗣后非得大总统与达赖喇嘛之命令，不得前进，所有各事，静候中英藏三方特派全权代表在拉萨或察木多会议解决。由于当时川边停战协议一年期限已过，川藏军队对峙，为避免发生冲突，双方议定：“一面由莲等函禀钧署电令驻结古甘军暂缓进攻，并恳转呈大总统，电令四川所属各边军队坚持防守主义，以俟和平解决；一面由达赖令饬昌都统兵官噶布伦，亦持防守主义，不得轻开战端。”[150]随后，双方都根据协议，下达了暂时停战的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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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4月上旬，李仲莲一行离藏，返回甘肃。临行前，达赖设宴送行，并称：“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指驻藏大臣）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云云。”[151]“复与甘肃张督军及宁海镇守使马麒赠哈达、金佛、藏香、藏红花多种，并亲交藏汉合璧正式公文一件。同时，九世班禅由扎什伦布派人送来藏文字公文一件及礼物多种。”[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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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李仲莲一行回到甘肃，李仲莲、朱绣向张广建报告访藏情况，称“此次赴藏详细调查，始知达赖前次并非有意反抗中国，实缘前驻藏大臣联豫种种酷虐，陆军变乱惨杀番民，以致汉番仇视，结成恶感。莲等抵藏后极力解释嫌疑，联络感情，疏通意见，达赖颇示内向之忱”。“西藏内部本系新旧两派，旧派居十分之七，新派只居十分之三。旧派以藏王、总堪布、三大寺为最有势力者，多数尚有思念故国之意。新派以四噶伦为最，常受英人愚弄，藉为护符，而此四人中又以观驻昌都统兵官降巴丹达为最。现降巴丹达颇知英人阴毒，甚愿内向，又恐我国不能保护，只持保守主义”。“最近英使在京所提各条，莲等面询达赖，达赖并不知情，足征英人从中作祟，殊非藏人本心反抗中国也”。[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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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这次对李仲莲、朱绣访问拉萨，存有一定的顾虑，主要是害怕得罪英国，因而对派代表赴京商谈川藏问题一事，西藏地方政府专门去信，征询英国驻锡金政务官贝尔（C.Bell）的意见。贝尔复信说：西藏方面“应告诉使团（指李仲莲等）：西藏政府对中国人关心格鲁教一事，表示感谢；但也应同时告诉使团：1913～1914年西姆拉谈判时，中国人在未达成协议之前便中断了谈判；1919年中国人自己重开谈判，却又自己中断谈判。因此，在此种情况下，西藏政府认为：派代表去中国谈判协议，达不到任何实际目的”。[154]西藏地方政府即按照贝尔的意见，回复了李仲莲等。对此，张广建在致大总统的电报中也说：“李仲莲、朱绣二员尚属肆应有方。仰赖德威，致令达赖幡然憬悟，遣使来甘，藉通款曲，倾向之忧，溢于言表。其为某国牵制，未能派人赴京，概可想见。”[155]可见，英国的蓄意干扰，是当时西藏与中央政府恢复关系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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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莲、朱绣此次对拉萨的访问，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央政府首次突破英国阻挠派员进入西藏，也是西藏第一次接待中央政府派遣的代表团，这改善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英国驻锡金政务官贝尔也说：“这是自1910年中国军队迫使达赖喇嘛流亡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件，也是英藏关系倒退的一个表现。”[156]其次，双方达成了维持川边停战的协议，有利于川边局势的稳定。达赖也表示了希望和平解决川边局势的意愿：“汉番各事，若能双方和平解决……仍希顾念汉番大局，妥为办理。”1920年4月，在李仲莲一行离藏的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委派驻青海湟源噶尔俸洛桑更登带礼物和信函给张广建，称：“洛桑更登是渠心腹，遇事可靠，如有机密要件，不妨告知，必能达到目的。嗣后关于藏内的一切事件，仍望始终维持，以飨倾向之念。”[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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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有与中央恢复关系的打算，并采取行动与甘肃建立起联系。这有利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仲莲、朱绣一行返回内地时，正逢直皖战争后，民国北京政府无暇顾及藏事，这样，本来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暂时又被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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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达赖喇嘛派代表访问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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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国民党政府结束北伐，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国内政治局面也初步稳定。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即主动派遣雍和宫堪布札萨贡觉仲尼到南京谒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对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表示祝贺，同时也试探南京国民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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