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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7日（藏历三月二十九日），刘曼卿在达赖为其选定的吉祥日期离藏，经印度海路，返回内地，7月25日到达上海。8月7日回到南京，呈交达赖给蒋主席的信函和礼物。刘曼卿此次入藏，了解了西藏上层的基本动向，宣传了中央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沟通了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受到国民政府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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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使”谢国梁、谭云山在西藏的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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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梁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作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生，被联豫调赴西藏，训练西藏土兵。川军入藏后，谢国梁在战事上的优异表现，甚为联豫赏识，屡次上书为其请奖。1911年6月，统带硕洛边三路“番兵”，参与征伐西藏东部波密土著部落的战争与拉萨川军变乱，与十三世达赖、擦绒等西藏上层关系友善。1913年，谢国梁为洗清所谓“降番”（即担任藏军指挥之职攻打钟颖部）的不白之冤，坚持要求经甘肃回京，后任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始终致力于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力主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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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梁回京后，建言献策，并身体力行，以求改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他多次撰写藏事条陈呈报中央，如：1916年11月29日《谢国梁藏事条陈》；1920年5月14日《谢国梁规划西藏条陈》，1920～1921年《藏事略述》，1925年2月8日《班禅被逼出走后规划西藏条陈》，1929年9月11日《谢国梁关于解决及研究藏事几点意见致阎锡山呈》。这些政事建议，反复呼吁规划西藏的重要性：西藏为中国领土，若失藏则五族去一，不符共和实际，川滇甘新亦难巩固。此外，谢国梁还阐述了处理西藏事务的各种要素和方式。1929年5月，孙中山奉安典礼时，谢国梁在北京会晤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棍却仲尼（贡觉仲尼），联络感情。8月，谢国梁陪同棍却仲尼、楚称丹巴赴京，棍却仲尼表达了达赖无亲英之事，不背中央，愿与班禅和好之意。9月，谢国梁建议政府特别优遇棍却仲尼，以期最终解决藏事。此外，谢国梁在中尼纠纷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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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委任谢国梁为“专使”，赴藏慰问。临行，他携带蒋介石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致达赖的信函和中央赠送达赖的礼品、三大寺熬茶布施12000元，同时，还有中央解决藏事的政治主张《解决西藏方案》11条，希望以此为基础，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接洽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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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15日，谢国梁由印度转缅甸仰光，改道由滇康入藏，其子、随身秘书谢瑞清在滇边因水土不服，不幸患病身亡，谢国梁也患病折回加尔各答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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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事休养后，谢国梁改道由印度入藏，并约湖南同乡、时任印度国际大学教授的谭云山[175]一同入藏。谭云山时兼任缅甸《仰光华报》主笔，系1928年9月3日，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偕夫人抵达印度，任教于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并潜心佛学和印度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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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谢国梁、谭云山两人启程入藏。12月17日，谢国梁病故于拉萨西南部100多公里的曲水途中。18日，谭云山携带谢国梁之遗体，在藏军列队迎接下到达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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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得知谢国梁病故的噩耗后，立即电告蒙藏委员会，即饬备全套衣衾棺木，照汉族人丧制妥为盛殓，并令擦绒主持丧事，复由汉族百余人齐集吊祭，诵经三日，安葬拉萨东山之汉族墓地。[176]谢国梁力争入藏解决藏事，58岁始如愿以偿，不顾年高体弱，携子赴藏，父子皆为和解藏事而献身，后人深为敬仰，其爱国精神令人感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曾在致谢十三世达赖喇嘛电中谓：“谢专员为国捐躯，深堪悯恻，现正由敝会呈请中央从优抚恤，并拟在京开会追悼，以资纪念。”[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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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谭云山与达赖见面，面交谢国梁入藏时所带的信函与礼品，并代表政府加以慰问。“达赖极为喜悦，除对云山私人恳恳安慰外，并极表示倾向中央之意”。[178]谭云山又以中央名义，赠送三大寺熬茶布施。并将国民政府《解决西藏方案》11条，交与达赖喇嘛讨论。其要点是：“一、西藏对中央应恢复原来密切关系；二、西藏不得与外国发生政治关系；三、西藏与外国旧订之约，应提请国民政府处理；四、达赖应欢迎班禅回藏；五、达赖应将占领西康各县完全交还国民政府；六、西藏外交及军事重大事项应由国民政府负责办理；七、国民政府允许西藏有完全自治权；八、达赖、班禅在西藏政教上之权利概仍其旧；九、国民政府派专员常川驻藏，办理藏内事务；十、西藏得在京设立办事处，并由国民政府酌给办公费；十一、此次尼藏交涉由国民政府特派员秉公办理。”[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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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条款，除第十条外，多数没有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谭云山就此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达了自己对藏事的看法：“谢故委员随身带有国民政府令蒙藏委员会训令第一九七号一件，上列有解决中藏问题条件十一款。愚见以为最重要之点，须认为西藏为中国之一部，南京中央政府为中国全国（合汉满藏蒙回）之中央政府，中藏关系乃国家与地方或特区域之关系，非国与国关系。此次交涉乃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交涉，非国际交涉。所谓解决中藏问题即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联络统一合作，以共谋国是之问题。此点确定，则细则条款殊不必争执，否则条款虽多，恐转无益也，未知当否？”[180]谭的观点颇有见地，抓住了西藏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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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15日，谭云山离藏，在返抵加尔各答谈及西藏情形时称“藏内对于五族共和已有相当认识，对于三民主义则全未闻知”；“在拉萨已住六十多天，极蒙达赖优待，并承留住西藏效力”。“在拉萨时常与达赖之宠臣坚色公批拉（土丹贡培）谈话，藉以讲解三民主义及驳斥英前政务官贝尔所著《西藏史》一书内关系之点，以破彼仰赖英人之观念，凡所讲者，均由公批拉译呈达赖查阅。再与谈话者即米鲁甲波，官名札萨……对于我国极表忠忱。其言曰西藏与中国一家，谁皆知道，趁余未死之前，余愿观和好之事赶快办好”。他在随后向国民政府报告西藏现状时，称：“从多方面观察，达赖确实有倾向中央与希望早日解决中藏问题之意。其政府人物向分亲英、亲汉两派，但现在均多变方向，趋慕中央。至西藏人民一致希望中藏和好，中央有所救济。”[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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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30日，谭云山由印经香港来到南京，转呈达赖致蒋主席及马委员长的信函。7月8日，谭向国民政府条陈《藏事意见》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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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对藏政策，可分三点：①对英交涉之外交宜采极端强硬政策，按西藏外交关系最密切者厥为英国，素来我国政府治藏之计划每为英人阻梗，而当局亦每以英人是畏。其实英人在藏并无何等势力，现在时势转变，英人对于西藏已不能有所作为，尤以印度革命勃兴，英人自顾不暇，尤无力及于西藏，故今后政府解决西藏问题宜直接了当径与藏政府办理，再不必顾虑英人，更不可再与英人交涉，有所迁就。万一彼一时纵有危言，亦可置之不理，断不足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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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于西藏政府则宜采怀柔方法，现西藏政府自达赖以下均有倾向中央之意，我政府应感之以恩义，明之以利害，示之以威信，使其诚心悦服，自然来归，万不可施以压迫，骤用武力，激之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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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对于西藏内部之争，宜采大公无私态度，用相当有效方法使双方和好，切不可执言片面之词，偏袒任何一方，否则于任何方面皆无益处，国事前途反生障碍，爱之反所以害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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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速派专员驻藏……随时宣达中央德旨及内地情形，一面并可监视外人行动，使之无所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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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奖励藏人……对于西藏政府中之重要人物，自达赖以下宜给以相当荣衔使之悦慰，对于人民及喇嘛僧众宜与以小惠，使之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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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宜宣传主义……现西藏内地对于中央之主义、政策可谓全不明了，云山在拉萨时曾试找一部《三民主义》亦无有，故对于中央与国内情形多成隔膜，甚至发生种种误会，更易为外人反宣传。若能将三民主义及中央一切政策使之明了，则民心自然更易归服，其效能胜于刀兵枪炮多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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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开设学校。前条所谓宣传主义，尚是一时治标之法，而根本要图则在振兴教育。现在西藏几无教育之可言，拉萨一埠并无一所学校。故我政府急应在首都办一西藏学院，一面收纳藏人子弟加以教化，使为内用；一面兼收内地有志边务青年施以训练，使往开化。并宜在拉萨及藏内各要地，次第分设学校，以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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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兴办交通。西藏远处西陲，地势险阻，交通不便。如云山此次随谢专员进藏须假道印度，秘密乔装，受尽种种痛苦，以本国人前往本国领土，须假道外国，已属一种耻辱，且假道外国而须秘密乔装，更是耻辱上复加耻辱。而寄往拉萨之函电，又须由印度经过，种种不自主与不自由，实堪令人痛哭。故我政府急应设法兴办西藏与国内交通，先设邮电直通拉萨及藏内各要地，收回英人在藏所设邮电权……如此不但权利可以收回，国土容易保守，即上述耻辱亦可一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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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应解决目前之康藏纠纷……我政府急应一面严电达赖制止军事行动，一面饬令边军严为防备，然后会同达赖调查生事真相，加以公正处置，并趁此解决中藏一切问题，免生后虞。近阅报载有人主张惩治达赖，此层须请政府详细考虑，郑重其事。在前清末年曾褫夺达赖名号，加以惩治，但西藏人民仍信仰达赖如故，不但毫无效果，且徒损威信，前车可鉴，不可不慎也。[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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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云山的这篇《藏事意见》书，切中时局，颇为中肯，明确对藏政策的前两个要点，更是高人一筹，其中的多项建议，也为以后国民政府所采纳。而四、五、六三个要点更是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中央政府对藏主权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条件的限制，这些意见都无法实现。只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建议才得以实现，并在此基础上有了巨大的提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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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麦·顿珠次仁：《西藏拉萨初建水电站的尝试》，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5，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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