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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些努力，使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日益缓和，尽管他于1933年12月17日圆寂，但仍为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圆寂之后，中央致祭专使黄慕松及其使团能够顺利入藏，并就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问题进行会谈，成功留下专使行署人员继续交涉；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等，也部分得益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为恢复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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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行新政，促进西藏地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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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所处时代正是政局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经历了英国侵略者的两次入侵。在他当政的时代，清政府又实行民族歧视。他本人被迫两次出走，清政府则两次革除其名号，取消其权力。第二次出走印度，使他对英国等欧美国家先进的资本主义有了认识，并从中看到了西藏的落后，从而萌发了改革西藏，推行新政的思想。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便开始着手在西藏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教育等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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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他改组噶厦，设司伦一职，位居噶伦之上。应该认识到，他这种做法违背了历史定制，这种未上报中央政府批准，视中央的权威于不顾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规定四噶伦由一名僧官和三名俗官组成，僧官出任首席噶伦，提高僧官的权力。经济上，成立造币厂，抵制外来货币，发展西藏金融业；兴建发电站、邮政局和电报局，组织开采金矿，种植茶树，尝试在西藏兴办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兴企业；同时，在西藏进行税制改革。军事上，组织编练新式藏军，在军队编制上抛弃汉制，采用西方新式编制；派遣青年军官等出国学习，聘请英、印军官训练藏军，在江孜筹备新式军官学校；从英国、印度和俄国等地大量购买先进武器。宗教上，进行寺庙改革，强化寺规教纪，于1913年颁布了《关于西藏全体僧俗民众今后取舍条例》，要求所有寺院善从传统，齐心协力，发扬佛教；所有僧众潜心习发，严格遵守寺院清规戒律。下令严除僧众恶习，规范寺院格西考试。教育上，一面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一面在西藏开办新式学校，如江孜英语学校、英藏文化学校、亚东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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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在西藏实施新政，虽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加强其自身的权力。但是，新政的措施不可避免地在西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尤其是经济、军事和教育上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开启了西藏地方经济的近代化、军事的近代化和教育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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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登贡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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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关于由谁来执掌政教大权的问题，西藏地方官员大会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因此，各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悄悄展开。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坚赛·土登贡培成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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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和《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的相关记载，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土登贡培本人虽然表面上并没有积极投入权力斗争中，但他却在暗中隐蔽地行动。达赖圆寂的当晚，他就向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和噶厦官员交出达赖喇嘛住所的钥匙，并说：“自己尽最大努力侍奉了达赖喇嘛，但未受教育，没有学到宗教文化知识，因而打算辞去政府部门的职务到寺庙去当喇嘛。”[43]这实际上是贡培以退为进的策略，同时，也试探在没有权力中心的情况下其他官员的态度。但因为土登贡培还掌握着一个仲扎代本（团）的武装力量，司伦朗顿等人不敢贸然从事，并没有接受贡培交出的钥匙。之后，贡培仍然和往常一样参与政教事务和噶厦的重大决议，还试图使噶厦接受他提出的驻扎在拉萨的所有军队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进献武器的建议。而且，真实的意图则是，通过进献武器，显示自己的实力，巧妙地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同意由他来主掌政教大权，尽管他最后并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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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官员大会面对三派的激烈争论而未形成决议时，各派以及其他企图夺取政教大权的人物开始在暗中展开斗争。土登贡培的最大政敌龙夏·多吉次杰[44]与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和首席噶伦赤门·罗布旺杰结成政治联盟后，便在幕后操作，首先对土登贡培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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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首先在暗中争取三大寺的支持，在争取到三大寺的支持后，便开始制造舆论，说达赖喇嘛死因不明，可能是有人谋划犯罪，鼓动三大寺向噶厦提交意见书，要求调查达赖喇嘛的死因，其矛头直指土登贡培。“龙夏本为亲英派重要分子，当时充任孜本，暗向藏局及三大寺喇嘛活动，反对土登贡培，另组政权，并嗾使新军千人联名呈控土登贡培私组军队，借端午（舞）弊”。[45]随后，三大寺主持和一些寺院的代表组成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决议书，提交给噶厦，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提出质疑，并要求噶厦尽快召开官员大会进行调查。决议书中说：“直到达赖喇嘛临终之时，尚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已经病魔缠身，所以西藏民众要求得到达赖喇嘛死于自然原因的证据。应当对下列问题进行调查：达赖喇嘛当时的医生是谁？给他服了什么药？什么时候服的药？”他们“要求尽可能快得召开一次‘官员大会’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要求额外增加一些代表出席”[46]。这份决议书提交给噶厦后，很快就转到司伦朗顿·贡嘎旺秋那里，司伦和噶厦均认为，这将是削弱土登贡培势力的一次绝佳机会，因此，同意了三大寺所提的要求，组织召开官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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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大会上，土登贡培被押解到会场审问，对官员大会提出的问题，土登贡培申辩说：“他是完全遵照‘乃穷神’的旨意献的药，绝无违医行为。在达赖喇嘛病情恶化时，曾多次准备汇报噶厦，但达赖喇嘛指示不允，他恐怕噶厦得报会惊动全体僧俗官员，都来进献‘永安’礼物，这会影响他不能安静养息，反与病情不利。”[47]“当佛座从玻璃窗看到甘丹寺卸任法主和噶厦几位负责人前来卧室时，立即指示我‘不要让穿黄缎子的那些人进来，把他们送走’”[48]。“达赖喇嘛于水猴年（1932年）在他的《最后遗嘱》中就曾说他没有多少年头管理政教事务了，即是说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因此，对他的去世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至于达赖喇嘛临终前的情况……起初都认为他患的是常见病，因为达赖喇嘛容易感冒。”[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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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官员大会和三大寺并不接受这些申辩，认为他罪大恶极，必须严惩。大会主持人说：“今天在这样严肃的会议上，你土登贡培态度十分傲慢，不仅不鞠躬脱帽，而且不愿如实招供，毫无认错之意，不知你有何后台。今晚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彻底招供！”[50]三大寺组成的代表团则提议说：“土登贡培无视大会威严……根本没有认错的样子，肯定他还有什么仗恃！既然如此，非将他逮捕不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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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认识到，光依靠官员大会是无法彻底摧垮土登贡培的，因为贡培控制的仲扎兵营是西藏最精锐的军队，要打垮土登贡培，至少也需要仲扎兵营保持中立，不为土登贡培所用。这样，龙夏便派人到仲扎兵营的中级军官中劝说，“土登贡培强迫他们把自己的一身都耗费在军队中是很不公道的，现在达赖喇嘛已经圆寂，这是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煽动士兵逃跑，并暗示说“这一行动在政府当中有重要人物支持”。[52]仲扎兵营的士兵本就是土登贡培招募贵族子弟组成的，他们根本经不起这样的劝说，随即“举行集体游行请愿，要求噶厦允许他们回家，终生不再服兵役”[53]。之后，士兵们在举行了一次会议后，离开了他们的驻地，一位低级军官意识到，这将会发展成一次兵变，便通知了正在召开官员大会审问土登贡培的地方政府官员。在龙夏·多吉次杰的操纵下，噶厦很快控制了这次兵变，下令所有参加兵变的士兵不能以任何理由返回原驻地，如有违令者，立即击毙。这样，仲扎兵营被迫解散，土登贡培失去了权力支撑。在第二日官员大会的审问上，尽管很多人认为惩罚土登贡培的证据不足，并为他辩护：“迄今为止，西藏人民只是听说达赖喇嘛圆寂了，而没有听说有人杀害他，既然你说达赖喇嘛是被杀害的，那么你就有责任拿出你的观点的证据”[54]，但官员大会还是以“隐瞒达赖喇嘛的病情不上报噶厦，私献邪药”为由将土登贡培逮捕，关押于布达拉宫的夏钦角监狱。同日，官员大会还逮捕了贡培的父亲扎西，没收了其亲属的财产。医生强巴和乃穷神等也都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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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如何处置土登贡培的问题上，官员大会发生了一些小分歧，有人坚持对贡培处以断肢的酷刑，有人认为应处以死刑，但大多数认为官员大会指责土登贡培谋害达赖喇嘛的证据本身就不充足，最后也只能判其“隐瞒达赖喇嘛的病情不上报噶厦，私献邪药”的罪行，应从轻处罚。因此，官员大会最终判决将土登贡培“流放”。噶厦将该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藏族送鬼节这天确定为土登贡培等“罪犯”流放的日子，红极一时的土登贡培，就这样倒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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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登贡培事件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地方政府权力斗争的第一回合。土登贡培因为没能合理利用支持者们对他的支持和自己所掌控的仲扎兵营，被龙夏·多吉次杰的阴谋打垮。而龙夏则势力膨胀，积极展开夺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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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邦达多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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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登贡培被捕事件，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势力之间争权夺利的一个回合，而邦达多吉事件是第一回合的余波，它是土登贡培被捕事件引发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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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昌家族是西藏昌都芒康地区非常有权势的富商，无论政治上、经济上，都与西藏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末叶，该家族就由邦达尼江在拉萨建立起了自己的商号。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该家族也曾给予极大的资助，其长子邦达尼玛因此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执掌藏中财政大权，因此，该家族垄断了西藏的羊毛贸易，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羊毛贸易的代理人。次子邦达养培（汉名罗绍亭）后任西藏亚东总管、亚东商务代办，为西藏对印度贸易的首席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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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多吉是邦达尼玛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是藏军如本，驻防于其家乡芒康，是当地的官员，拥有藏军上千人，为当地的康巴人所敬畏，是财富和权力巨大的如同封建土皇一样的领导者。邦达昌家族是拉萨的富商，他们全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土登贡培的关系都相当密切。因此，土登贡培被捕就必然引起邦达多吉的系列活动。据史料记载，土登贡培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到芒康时，邦达多吉就感到异常悲伤。而后来，当土登贡培在龙夏的幕后操纵下被流放，引发了多数官员和西藏人民的恻隐之心时，邦达多吉就显得有些愤怒了。据夏噶哇说，土登贡培流放那天，“被押解到拉萨街头遭到羞辱时，许多人都含着眼泪，想起了他的保护人、已故达赖喇嘛在世时的情形”[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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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多吉在得到贡培被流放的消息时，又得到另外的消息，说他的哥哥邦达养培也有被捕的危险，在担心和愤怒之下，邦达多吉没有派人前往拉萨求证消息和打听情况，而是请来活佛念经祈福并问卜，但求得的结果却是灾难不可避免，这使邦达多吉决定反叛西藏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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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昌家族本身与康藏驻军就存在严重的矛盾。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动“驱汉”行动之后，西藏地方的官员和军队进驻藏东地区，但是他们对康巴人极为鄙视，通过摊派乌拉差役等盘剥康巴人民，几乎是无恶不做。邦达多吉1935年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秘密报告中就写道，西藏官军“对于民众任意敲诈，凡民有货财，偶为彼等所见，爱则与少数代价而强买之，或竟不与代价而攘夺之，甚至自出微物，伪称至宝，勒令人民出高价收买，违则任意鞭打。面见稍具姿色之妇，无论已嫁未嫁，皆任意奸污。人民对于彼等作恶无处告诉，亦惟敢怒不敢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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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邦达多吉利用康巴人对噶厦和驻康藏军对康巴人剥削和歧视的不满情绪，组织手下藏军和民兵向驻昌都的藏军的一个代本（团）发起进攻，掀起一场武装反叛西藏地方政府的斗争，并力图迫使三大寺向噶厦施加压力，达到斗争合法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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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开始后，邦达多吉率领的藏军很快攻克了藏军代本（团）的司令部，夺取了代本（团）的全部枪支弹药和其代本诺郎的私人财产，监禁了僧官土登桑颇。随后，邦达多吉和他的追随者开始张贴布告，散发传单，以获取康巴人的支持，表达对噶厦逮捕和流放土登贡培的不满。其布告和传单的大致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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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尸骨未寒就马上惩罚土登贡培，这是非常残酷的行为。贡培曾尽心尽力竭诚地侍奉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也很信任他。这样一位世人皆知的楷模却受到了卫藏[57]政府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不仅使贡培受到侮辱，而且还监禁他，流放他。这表明，卫藏政府是何等的不公正。当卫藏的官员们来到康区时，他们以轻蔑和鄙视的态度对待康巴人，并挖苦讽刺地说：“康巴人的耳朵长在驴子头上”，即是说他们只配受体罚。因此，我们不能对这样一个政府抱任何希望，我们请求并呼吁全体康巴人团结起来，共同治理自己的家园。[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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