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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噶厦驻昌都的总管扎通在向噶厦报告邦达多吉在康区叛乱事件的同时，派代本协噶林巴和仁岗率领所属藏军向邦达多吉发动进攻。邦达多吉寡不敌众，被迫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巴塘和波密地区撤退。与此同时，噶厦在拉萨下令逮捕邦达多吉的哥哥邦达养培，没收其全部财产，查封其房屋，并致函英印政府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威廉逊，请英印政府冻结邦达养培在印度的全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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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厦在信函中写道，最近，我们收到了昌都总管，代理噶伦扎通的报告，大意是说，邦达昌家族之子邦达多吉已反叛了西藏地方政府，并已开始向噶厦进攻，毫无疑问，整个邦达昌家族都与此事有关。您是杰出的大臣，对藏政府对他们的仁慈了如指掌，现在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我们已不可能听任事件的发展，西藏地方政府已将其在拉萨的人员和财产看管起来。他们一直为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着羊毛等贸易，因而他们有一大笔账目要移交。他们已在噶伦堡聚敛了大量的钱财，因此，我们恳求您，卓越的大臣，请您发慈悲请求大英政府向噶伦堡的英国警察发布命令，要他们把在噶伦堡的邦达昌家族的成员及其财产监管起来，以使那里的钱财不至于流入他人的腰包。我们还将请求您就此事给予全力协助。[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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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威廉逊给西藏地方政府的答复是，不能凭一封信函冻结邦达昌的财产，而应通过提交足够的证据，向英印法庭指控邦达昌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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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和警察奉噶厦之命，准备逮捕邦达养培并查封其家产时，邦达养培的家仆发现了前来的人们，并告知养培。养培一面组织仆人和家臣利用家族的武器进行武装，以从噶厦官员和警察的包围中突围出去；一面与噶厦官员对话，告诉他们自己不知道在藏东芒康发生的事情，且与那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联，芒康发生的事情，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不需要查封财产。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一名警察爬上了邦达养培家的围墙，一个家臣向他开了枪。这一枪使邦达养培陷入困境，噶厦重新派出军队对其家进行了包围，不准任何人进入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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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对邦达养培包围时，邦达养培的朋友们，如帕邦喀强佐（著名的西藏活佛帕邦喀的管家）、郭向巴和察珠昌等，秘密联系，通过暗道偷偷进入邦达养培家中，弄清邦达养培在这次事件中的立场后，加紧与噶厦官员、商人和寺院要人磋商，请他们帮忙向噶厦求情。赤门噶伦是当时噶厦中非常有权势的人物，帕邦喀强佐和郭向巴为了帮助邦达养培，曾几次向他行贿，请求他给予帮助。帕邦喀强佐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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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郭向巴（贵族、政府官员）单独到赤门家去看望他，并和他商讨这一事件（希望说服他帮助我们），我给了他100秤（rdot shad）藏银作为礼物，向他行贿（skyad rten），并说一定有达成和解的某种方式。当我们出来时，我让郭向巴在那里等我一会儿，因为我还有私事要商量。实际上我衣袋里还装着要送的贵重礼物，于是我走进屋去对赤门说，“我有一件小事相求（所以不是空手而来的）”，然后把这件贵重礼物放在了他的桌上，随后我竖起了两个大拇指做了一个请求帮忙的手势，并说：“请多关照，请多关照。”他随即说：“不用担心，没事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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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帕邦喀强佐又劝说帕邦喀活佛和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卸任赤巴向噶厦为邦达昌请愿求情。“对于一位高级活佛来说，当他已进入了噶伦的行列并得到了与他们自己的地位相当的帕邦喀的职位后，还亲自到噶厦去请愿，这是极不寻常的事情。”[62]请愿表明了他们对邦达多吉事件和噶厦行为的态度。对邦达昌家族来说，是莫大的帮助。帕邦喀活佛对噶厦官员说：“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痛心，但是他们应该给予邦达多杰适当的处罚，邦达昌家在拉萨的成员与康区所发生的事情无关，他们是无可指责的。”[63]同时，提醒噶厦在处理邦达昌家族事件时，不但应该考虑他们曾经虔诚、忠心地侍奉达赖喇嘛，还应该考虑到噶厦自身的利益，因为邦达昌家族是西藏地方政府羊毛贸易的唯一代理人，建议他们暂时不要查封邦达昌的全部财产。帕邦喀活佛还就此向噶厦做出担保，说邦达昌会交出他们保存在拉萨的所有武器。噶伦们听取了活佛的意见，决定：如果邦达昌在部分重要人物的担保下签订正式协议，就可以免除对其家族的惩罚，收回查封其家族财产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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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门噶伦当即起草了担保申请书，并得到了帕邦喀等活佛的同意，邦达昌家族也表示赞同，他们决定将担保书送到噶厦，免除对邦达昌家族的惩罚。但是，这个担保书却没有获得噶厦的批准，他们将这个担保书提交给了西藏地方的官员大会，这让邦达昌和他的朋友们以及担保人都感到异常的震惊和担忧。帕邦喀强佐说：“当听到这一消息时，我们都惊愕了，担保人也非常担心，都准备打退堂鼓了。”[64]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官员大会在讨论这一件事情时，又像踢皮球一样将其踢回给了噶厦，官员大会认为，在会上讨论邦达昌事件是无聊的，整个事件“是噶厦的所作所为，因此必须由噶厦去了结，噶厦没有理由在官员大会上推卸责任。因此，不应当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而应把它交给噶厦去解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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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噶厦采取了帕邦喀等活佛们的建议，出于自己经济利益的考虑，放弃了对邦达昌家族的惩罚。但是，对于撤退到巴塘和波密的邦达多吉，西藏地方政府曾于1934年6月通过其驻京办事处向南京国民政府转呈了一封电报，请求南京国民政府协助他们追回邦达多吉及其追随者和所携带的全部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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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多吉在1935年1月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呈递了秘密报告，请南京国民政府对他创建康区自治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但当时正面临红军长征进入藏区，为了避免中共势力的渗透，维护和加强中央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稳定西藏局势，南京国民政府既没有答复噶厦，也没有支持邦达多吉组建自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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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多吉事件是土登贡培事件的余波，噶厦之所以没有按照之前的计划对邦达昌家族予以惩罚，除了考虑自身的经济的利益外，更重要的是，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斗争中，另一个实权人物龙夏的夺权活动已经日益明显，开始对噶厦形成威胁，噶伦们不得不从大处着眼，放弃对邦达昌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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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热振出任西藏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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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噶当派与热振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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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噶当派，即格鲁派，是藏传佛教的一大宗派。因其创始人宗喀巴原为噶当派僧人，故又称新噶当派。1409年，该派在帕竹政权的支持下建立甘丹寺为主寺，又得名甘丹派。同时，因该派僧人都戴黄色僧帽，自称为“黄帽派”，俗称“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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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吐蕃时期传入西藏后，推动了西藏文化的发展。到14世纪时，藏传佛教派别林立，僧纪败坏，寺院生活腐化。尤其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建立喇嘛贵族专政，在宗教上主修密宗，喇嘛生活荒淫，饮酒娶妻，严重影响了藏传佛教和西藏地方文化的发展。当时曾经师从萨迦、噶举和甘丹几大派别喇嘛学习的宗喀巴（1357～1419）认为，所有的这些都已经失去了佛教的宗旨。他针对藏传佛教的种种弊端，吸收各派之所长进行充实和完善，进行宗教改革。同时，他还写作《菩提道次第广论》和《修宗道次第广论》，为宗教改革立说，在帕竹政权的支持下，1409年，甘丹寺的建立，标志着该派正式成立。明朝时期，该派又建立了哲蚌寺、色拉寺，与甘丹寺一起合称三大寺，奠定了格鲁派后期发展的基础。除了此三大寺之外，格鲁派还有扎什伦布寺、塔尔寺和拉卜楞寺几大主要的寺院，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大活佛转世体系，形成藏传佛教中其他任何教派都无法比拟的寺院集团。15～17世纪，格鲁派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与西藏地方政治势力和其他教派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后，确立了在西藏政教合一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大清顺治皇帝时期，五世达赖应邀前往北京，顺治皇帝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封号中可以看出，皇帝命其管理西藏地方宗教事务，而没有让他管辖政治事务。政治和军事，命令固始汗掌管。格鲁派掌握西藏地方的宗教大权，同时也确立了其在西藏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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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寺位于拉萨以北的林周县境内，建立于1056年，七世达赖喇嘛将其赠给了经师。经师去世之后，寻访的转世灵童成为热振活佛，以后历世活佛也都沿用此名。热振·土登坚白益西丹白坚赞于1912年出生于塔布的加查县，6岁时被选定为热振四世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并被迎入色拉寺学经，后经十三世达赖喇嘛考核合格，取得拉让巴格西学位，返回热振寺主持教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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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圆寂前，曾趋驾热振寺庙朝圣，赐给热振活佛一本白度母女神卜封册”，并郑重地嘱咐他“要以此封册作为今后观察善恶取舍的借鉴，还要善积功德”[66]。该封册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己手抄的，在赐给热振活佛后，对热振活佛说：“我一直都在使用这些东西，并且证实他们是很有用益处的，如果你以后使用这些东西，对你也是非常有用的。”[67]在这次十三世达赖喇嘛趋驾热振寺后，热振活佛还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热振寺著名的柏树丛林中散步、谈心。因此，在一些老喇嘛中，便开始流传十三世达赖喇嘛要热振活佛担任摄政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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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热振活佛本人并不愿意出任摄政，热振寺拉让的所有人员也都不同意，他们提请热振活佛和活佛之父，如果那一天到来，千万不能答应。因为，西藏历史上所有的摄政最后都遭到迫害，热振寺历史上出任摄政的活佛也遭到了迫害；同时，他们还认为噶厦的官员“都是一伙寡廉无耻的家伙”[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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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土登贡培及其支持者被流放后，围绕由谁来执掌政教大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民众开始重新讨论这一问题。以龙夏·多吉次杰为首的部分俗官仍然附和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和首席噶伦赤门·罗布旺杰的意愿，主张建立一个摄政会议；三大寺也继续坚持他们的主张，按西藏“惯例”推举一位活佛担任摄政，执掌政教大权，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同时以司伦朗顿·贡嘎旺秋为代理摄政。自1757年始，西藏便有摄政之制，即在前任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新达赖喇嘛亲政之前，推举一位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处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土登贡培事件中，三大寺组成的代表团提交给噶厦的决议书中就包括“应当依照传统惯例，推举一位大活佛出任摄政”[69]，虽然龙夏并不赞同这一主张，但当时为了获得寺院的支持，打垮土登贡培，也没有表示反对。现在土登贡培已垮台，在官员大会上，两派之间再次展开争论，因三大寺的主张得到僧官们的支持和拥护，占据上风，最后，官员大会决定推举一位大活佛担任摄政，司伦朗顿协助摄政办事，共同执掌政教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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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藏惯例，能出任摄政的是格鲁派主寺甘丹寺的现任住持（即赤巴）和所有卸任住持，曾经选派出任过摄政的热振寺，著名的策墨林、功德林、丹吉林和喜德林四大林的呼图克图。当时的情况是“功德林、策墨林两呼图克图尚年幼，丹吉林呼图克图早被达赖贬谪”，因此，官员大会“议决从甘丹赤巴米聂·阿弥益西旺丹白、达赖经师普觉寺的强巴土登活佛、热振寺活佛土登坚白益西丹白坚赞三人中选定一人”。[70]这一消息传到热振寺之后，热振寺拉让非常震惊，他们一面上函禀明热振活佛，一面念经祈祷热振活佛不被选为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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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24日[71]，经过卜卦抽签，结果为热振活佛出任摄政。随后噶厦致电西藏驻京办事处将此情循例呈报中央。“至上怙主达赖喇嘛之灵童业已认定，但在其未坐床执掌西藏政教前，经西藏僧俗民众同意，并通过布达拉宫自在观音菩萨面前占卜，由热振呼图克图出任摄政，司伦、噶厦等文武诸事照旧。此情循例呈报汉政府”[72]。1月31日，行政院致电西藏驻京办事处转电司伦噶厦等，核准热振活佛出任摄政，“三十日行政院会议决议，即日呈请国民政府以热振呼图克图代摄达赖佛职权，深信热振呼图克图必能益宏智慧，敷施教化，巩固中央”[73]。2月23日，热振活佛正式坐床执政，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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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龙夏改革及其失势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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