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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振对灵童的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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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的达赖圆寂后，其灵童一般在三年内转世。前世达赖若有遗嘱指示转世灵童降生的大致方向，僧官就可以根据遗嘱指示的线索，前去寻找灵异的幼童。经过一定的仪式确认转世灵童后，将其带回寺院，进行严格的教育，由专职的经师传授佛教经典。经过系统的学习，达到很深的造诣后，灵童才能亲政。若没有遗嘱暗示，则须经过护法神降神、打卦占卜、看圣湖显影等方法确定灵童出生的方向、路程和地点的特征，再由专职僧官按此线索分路寻找。寻访的结果可能只找到一位灵童，也可能同时找到几位灵童，在后一种情况下，则需分析灵童投胎和出生时的奇梦异事等征兆，还要通过辨认遗物来确定真灵童。仔细考察后，最后，再以金瓶掣签来做最终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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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在罗布林卡寝殿圆寂，宣告了一个西藏地方政教时代主政人物的终结。而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成为新时代一个新人即将开始活动的标志。1935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遗体安葬于新建成的金塔后，其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就被提上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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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活佛系统采用转世制度，始于第二世达赖根登嘉措，确立于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至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共转世十二代。顺治十年（1653年），清朝中央政府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其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的金印一方。此后，清朝一代，迄于民国时期，历世达赖转世、认定、坐床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才能合法继承前世达赖的宗教地位和名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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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护法神降神、打卦占卜、看圣湖显影等准备工作完成后，就要组成以该活佛的主寺为主的转世灵童寻访团，分若干条路线，开始漫长的寻访工作。这是一件十分秘密的事，寻访团的僧俗官员不能公开、大张旗鼓地活动，他们常常是化装成生意人、旅游者，或者游方化缘的僧人，或分散或集中地进行暗访。他们要夜以继日地行进，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夜以继日地行进。一旦发现有灵异特征的孩童，大家就要轮番对其进行观察、认证，直至确认或排除。由于寻访团人数众多，分成众多的小组工作，加上行进路线不可能是一条直线，暗访的范围较大，所以，找到的符合条件的灵童和符合预言征象的地方就不可能是唯一的，需要对灵童的候选人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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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活佛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建成开光之后，按惯例，先在达赖的寝室内求神占卜，神明向他明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转世，而转世灵童父母的所在地、房屋的特征等会出现在拉姆拉错中。于是，热振在布达拉宫释迦牟尼佛像前卜问观湖的时机，并得到了时机已至的启示。1935年，热振活佛为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同噶伦等高级官员一起，前往西藏南部群科尔寺的拉姆拉错观景，以寻求转世灵童的预兆。热振等人在观景约两小时后，又前往群科尔寺附近的拉姆拉错进行朝拜，并在群科尔寺举行祭神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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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热振拉姆拉错观景的情形，当时陪同热振朝圣的西藏地方政府代理噶仲夏格巴曾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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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山顶上看见了一片开阔地（这里正好鸟瞰大湖），于是便在那里搭了一个临时性的帐篷，并向山神念经祈祷。诵经时充满了宗教仪式乐，这是由陪同我们来朝圣的朗杰扎仓（布达拉宫中达赖喇嘛的喇章）的喇嘛们演奏的。当你从山顶上俯视时，但见拉姆拉错碧如松耳石。我们得从驻扎地默不作声地分头向下走，他们说，如果你和同伴一道下去就不会见到任何预兆，所以我们全都不带仆人或同伴单独向山下走去。……热振和赤门[4]骑着牦牛从斜坡上下到湖边，而我们只好步行。……热振摄政向湖边来回走了三次。第一次非常正式，带着随从。第二次和第三次便是单独巡视，只带了几名随从。赤门噶伦同样地朝拜了纳木错两三次。……我们通常都坐在岩石间等待2～3小时，试图发现预兆或幻影。我们朝湖看三次什么也没见到，可是热振活佛却见到了一个预兆……在我们打算从曲科结出发之前，人们便开始谈论热振摄政看见了预兆，但他没有作任何评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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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热振召开官员大会，讨论有关转世灵童的事宜。据时任蒙藏委员会参议的蒋致余所述，热振在官员大会上，公布了他在拉姆拉错观景所见的预兆，具体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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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天海，彼（热振）及其左右确有所见。因去年年月不利，故至今日始行宣言详述：先见一破蓝式（即屋顶为蓝色）房屋，继见一所三层汉式房屋，上盖琉璃瓦。于是彼即为达赖转世问题虔诚祷卜，海中遂现出藏文中之第三（a）、第一（ka）、第十六（ma）字母，继现出一条大路，远远望有所见之三层汉式房屋。其旁有一蒙古包，惟不甚显。旋又为西藏政局虔诚祷卜，海中复现出一西藏房屋，形长方，外有走廊与阑干，一面有门，门有帘，室中有一服黑色衣裳之巨人，揭起此帘。室内又有二巨人，各执旗帜二面，恍惚又似藏中呼图克图所掌之华盖。远处有无数穿灰色军服之军队蜂拥而来。并云：依其推测，新达赖当转生于中国本部蒙古或青海。盖所现藏文三字母似为定都功棚密三之第一个字母，意译为青海塔尔寺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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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对于拉姆拉错观景的幻象秘而不宣达一年之久，实是源于他无法准确把握这些幻影和预兆的含义，在此期间，他曾私下请教了几位喇嘛和乃穷降神，了解了这些含义后，他才宣布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在东北方向的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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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解释恰巧可以与另一些神奇的迹象相吻合：例如，十三世达赖圆寂之后，他的身躯面向南置放于罗布林卡的一个法座上。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遗体被防腐存放为法体，最后安放在灵塔中，而制作法体（类似于木乃伊）的过程非常漫长，所以其遗体用罗纱包裹后放在法座上，供人们瞻仰。但是，第二天清晨，随从们却发现，达赖喇嘛的头转向了东方。另外，在这间屋子东北部的一根木柱的东面忽然长出了一朵硕大的星形蘑菇；而在几个不同场合，乃穷降神时以及噶东、桑耶的喇嘛跳神时，神汉都把哈达抛向了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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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大会上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接近赤门之甘丹赤巴课（卜）云，转生之地有二，其一在达布，其一接近司伦之家族；普觉呼图克图（其前辈为十四达赖之经师）课云，转生在中央，意在拉萨。哲蚌寺之护法神卜卦指示与热振相同。[7]噶厦当局却“拟指定司伦妹丈现任警卫代本宇妥之子为转世灵童”，[8]因为他出生时伴有吉祥的征兆。而且，部分噶厦官员不想把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注意力集中于中央政府控制区，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造成中央政府对西藏影响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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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同的意见，官员大会决定派出三队人马，分头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一支由普觉活佛和泽衮丹巴迥乃带领，前往东南（达布）地区寻访；一支由色拉寺吉扎仓的堪色（康色）活佛、俗官止月和僧官楚成群培带队，前往东方（康区）寻访；一支以色拉寺吉扎仓的格仓活佛和俗官凯墨·索朗旺堆、僧官堪绕丹增（江阳吉）、孜仲格桑泽旺为首，前往东北（安多）地区寻访。[9]这些寻访人员计划选定数名灵异的候选人，然后从中挑选2～3名最适当的灵童带回拉萨做最后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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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底，格仓活佛一行启程到达青海，沿途寻访灵童。1937年5月7日，格仓活佛等到达玉树。此时，九世班禅正在玉树准备返藏，于是格仓活佛一行前往九世班禅处，请求他指示灵童转世的地点及其姓名。九世班禅推荐了他卜卦查访的灵童人选，他在塔尔寺时就留心观察那里出生的不寻常儿童，最终发现了3名灵异幼童。在得知格仓活佛的意图后，九世班禅派出策觉林、恩久两位活佛协助格仓活佛寻找灵童。7月，格仓活佛、策觉林活佛一行抵达西宁，礼节性地拜访了控制青海的马步芳，馈赠了一些礼品，并驻扎在塔尔寺。之后，格仓活佛等人分头前往西宁、化隆、互助、大通等地查访，共寻得幼童十多名。1938年7月，格仓活佛等继续寻找出生奇异的男孩，最后初步确定了两名比较优异的幼童：一名为西宁西川小康城鸾巴庄曹姓幼童，另一名为西宁祁家川祁姓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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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人员决定先去探视这两名幼童，但是，鉴于他们使命的特殊性，探视只能暗中进行，不能惊动幼童的父母。他们在探视1935年7月出生于当采的祁姓幼童时，装扮成朝圣途中的旅游者，在其家中借宿。寻访的首领格仓活佛装扮成一位仆人，以便能够待在厨房，观察并且随意地和这位幼童交谈，而他的随从们则扮成主人，和幼童的父母交谈以分散其注意力。祁姓幼童进入厨房，仔细看着格仓活佛所挂的念珠说：“我想要那个。”格仓活佛回答他：“如果你知道我是谁，我肯定会把这串念珠给你。”这位幼童回答：“你是色拉寺的阿嘎。”阿嘎在当地的方言中就是指“喇嘛”。此幼童准确说出了格仓活佛是来自色拉寺的喇嘛，而这串念珠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佩戴过，后来又赐给格仓活佛的。第二日，当寻访人员准备离开时，这位幼童哭着要和他们一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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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墨·索朗旺堆和堪绕丹增一行去了曹姓幼童家。他们到了幼童家，问这家人有没有年幼的男孩，孩子的母亲回答，她只生有一个儿子，并讲述了她的儿子怎样去拽班禅喇嘛的念珠的故事。随后，她把这个男孩领出来见他们，但他非常胆怯，不愿意接近他们。即使堪绕丹增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上一串念珠，这位幼童仍然不愿意来到他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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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的转世灵童都能记得他们前一辈用过、佩戴过的东西，甚至是在他们前辈身边服过役的人。有些灵童还能够在没有经过经师教授的情况下背诵佛经。测试灵童候选人时，灵童候选人需要进行一整套的辨别物品的测试，一般是出示两件样式相同的东西，其中一件是前辈达赖喇嘛本人的物品。测试时，要求幼童从每一对物品中挑选一件，如果是真正的转世灵童，一般则会选择属于已故达赖喇嘛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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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民政府对灵童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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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十分关注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灵童的寻访、认定以及坐床等都事关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所以，国民政府希望这一系列的事宜都能够按照清朝的惯例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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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12日，蒙藏委员会就曾致电热振、噶伦：“兹新达赖佛正在寻访之际，甚希诸先生守前清推崇佛教之深意，慎重寻访，以免物议，而维佛教，并请将寻访情形随时见告，以便呈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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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10日，国民政府专门公布了《喇嘛转世办法》，后来有所修正，在1938年9月24日重新公布。该办法就有关喇嘛转世的条件、程序做了相关规定。例如：第三条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呼毕勒罕、喇嘛等圆寂后，应报由该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由其高级徒众寻找具有灵异之同年龄幼童二人，以为各该喇嘛之呼毕勒罕候补人，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分别掣签。第四条要求，寻认的呼毕勒罕候补人，其在蒙古、新疆、青海、西康境内者，由蒙藏委员会令行该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与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同北平雍和宫札萨克喇嘛缮写名签，入于雍和宫供奉之金奔巴瓶内，共同掣定；其在西藏境内者，由蒙藏委员会咨行驻藏办事长官，会同达赖喇嘛缮写名签，入于拉萨大昭寺供奉之金奔巴瓶内，共同掣定。[11]这个办法，是国民政府参照了清朝关于活佛转世的陈规，考虑藏传佛教的实际，并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而制定的，目的同样是维持中央对西藏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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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格仓活佛等人到达青海后，蒙藏委员会随即电告青海省政府给予格仓活佛等人关照和保护，特别准其使用青海省的电台与拉萨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规定抗战时期须统一检查密电，致使格仓活佛等一度感到收发电报不方便。因为在寻访过程中，格仓活佛得向噶厦、热振活佛请示，噶厦和热振活佛也须及时了解寻访的进程，双方的电报往来是十分频繁的。如果他们之间往来的每一封电报都要经过检查，这样不仅耗费时间，而且会降低寻访过程的保密性。为此，他们于1938年2月28日，从西宁致电蒙藏委员会吴忠信委员长：“达赖大师圆寂后，藏即派职等来青寻访转生达赖；并电请蒋委员长核示。旋奉复电，饬即照办，并分电拉萨蒋（致余）参议暨青省府保护各在案。职等到青后，来往电报毫无阻碍。现因抗战时间，青省府对于番汉密电派员检查，故拍发不便，敬乞钧座请委座颁发发电执照，并电告青省府勿再检查，以利消息为盼。可否，乞电示祇遵。”蒙藏委员会接此电后，于3月10日，电请青海省政府尽可能给以便利。3月13日，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复电蒙藏委员会表示“遵即照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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