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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部对于卡罗的指示不以为然，该部认为，应该避免在瓦弄发生武装冲突，因为这会引起中国的抗议，而美国或许也会支持中国人。但卡罗的回答是：“由于瓦弄及其邻近地区没有西藏的军队，西藏人几乎无法加以反对。”[222]于是，外交部发言人贝内特（J.C.Sterndale Bennett）在其给印度部的信中，表达了对印藏边界问题将给英国带来不利影响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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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情况下，同西藏在那个有争议的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极有可能使我们面对美国和中国时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因为这一事件几乎肯定会被夸大并广为宣传，从而成为英国继续沉溺于“帝国主义”情结的证据，即使我们正在集中精力打击日本之时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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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能危及英帝国的国际关系之外，我们感到必须指出的是，从印度政府自身的特殊利益出发，这样做对我们来说似乎是非常严重的冒险。一个“事件”将加深中国人的怀疑；他们和拉萨不太亲英分子极有可能利用这一事件；西藏问题最终得到让英印政府满意的解决之前景可能会受到永久的不利影响……总之，我们认为瓦弄不值得让我们冒西藏、中国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风险……[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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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印度大臣艾莫瑞却依然支持印度政府的行动。1944年10月，卡罗命令英印军队又一次进犯瓦弄，他们在那里修建了永久性的军事哨所，并留下数十人常年驻守。他们甚至派出一支巡逻队继续向北前进，抵达瓦弄以北约16千米处的喀奥（Kahao，中方称之为“打曲卡”），阻止西藏官员来瓦弄以南地区征收赋税。同时，英国人征用了大批劳力，包括珞巴族密什米人修筑通往察隅的公路。阿萨姆当局指示米尔斯：“如果西藏官员越过‘麦克马洪线’来到达旺向英国人表示抗议，应该告诉他们现在踏上了英国的领土；如果藏军出现的话，应该要求他们退回‘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如果瓦弄的军营遭到攻击，驻军应该加以抵抗，以等待萨地亚援军的到达。”[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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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民政府各部门进一步报告的资料，我们也能够对英印军队侵入察隅的情况有更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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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英印驻军情况。驻印专员沈士华报告说，瓦弄“现已建有木造西式营房多座，驻有军队七八十人”。自瓦弄以南，英印在“白燕卡、那各卡、芨拉马美等地均建有营房，大小不等，约可驻军队数连。目前彼处驻军为廓尔喀兵，惟长官为英人”。[225]蒙藏委员会报告说，英人在“瓦隆、桑丁、茶梅岭、四令贡等处，均建有土式草盖营房，每座可容百余人。凡有营房之地，均有无线电台。在茶梅岭之营房四角尚有碉堡。在上述各营房约共驻印兵300余人，但此增彼减，流动不定”。[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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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英印修筑公路的情形。沈士华报告说，该条公路是以瓦弄为终点的，目前已自萨地亚修至瓦弄。“其沿途土方及桥梁工程已将完成，刻正在采伐路上森林及轰炸岩石，修路工人均系征集当地野人，为数不下千人”。不过，以该路当时路面情况，“尚未能行驶汽车，仅为骡马道”。[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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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飞机场。沈士华报告说，尽管“机场沿途以森林茂密，有否修筑机场无从探悉”，但听说瓦弄“一处正在修筑机场。”[228]蒙藏委员会的报告比较翔实：“瓦隆附近有平原一块，长约3公里，宽约1公里，英人已除去竹木草莱，预备建筑机场，蒙藏委员会昌都调查员于34年3月前往调查，行经其间，见有英机1架在上空盘旋，土人云，自英人进占瓦隆后，英机不时前来巡视，唯迄未降落，殆以瓦隆机场尚未筑成之故。”这同1939年戈福雷、1941～1942年克罗斯在此进行的机场地形勘测结果完全吻合，说明英国正在逐步实施修建机场的计划。昌都调查员还报告，“英机过去亦曾数次飞临察隅、白马岗一带侦查，且有一次远至波密三十九族之上空”。此外，四令贡也有一块适于建造飞机场的平原，“面积略与上同，该调查员经过该处时，地上竹木已为英人伐尽，据野人云，亦为准备建筑机场”。[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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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于西藏当局对英印侵略察隅的态度。沈士华指出，“据闻某方过去接济西藏之枪弹，原议以察隅为交换条件，故某方现将……接收该地”，但藏方表示反对。“西藏驻察隅之文武官员2人，刻已去拉萨请示，不久仍将返察隅。并闻某方亦将派遣官员前往察隅开会”。[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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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沈士华电报的第4项“藏方曾以察隅抵押英人”一节，源自于当时盛传的英国之说法。英印官员在侵占察隅时，曾对下察隅的西藏官员造谣说：“30年前西藏政府为抵偿步枪价款，已将杂域（察隅）割让于英国”。[231]30年前，即1914年，由于伦钦谢扎同麦克马洪就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达成秘密换文，在麦克马洪和贝尔等人的怂恿下，当时英印政府确实向西藏当局提供了5000支步枪和50万发子弹。不过，这批军火是英印政府为挑动藏军东扩，作为礼物赠送给西藏地方当局的，并不需要藏方付款。这是英国政府对于西藏噶厦偷偷出让西藏领土的“犒赏”。[232]所以，英印官员完全是在偷换概念，欺骗察隅的西藏地方官员和珞巴族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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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军令部于1945年6月18日致电外交部，指出：“藏方向英国所购军火价款去年已付1000秤，[233]现在完全结清。”电报同时认为：“察隅为功德林（拉萨著名寺院‘四大林’之一）封地，由其自行委任宗本，征收各种税款，未闻有抵押英人情事。如言西藏财力缺乏，去年藏政府曾印纸币40万两收购黄金，自不致无款周转。”[234]此外，十四世达赖的父亲受赠的一座庄园也在察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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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军队在瓦弄修建军营的举动终于引起了拉萨的注意。当梅因普莱斯于1945年1月上旬邀请察隅的两位西藏宗本访问瓦弄的英军军营时，他们奉命向梅因普莱斯提出交涉，指出英军军营建在了西藏的领土上。梅因普莱斯告诉这两位宗本说：“英国人将会在这里待下去，瓦弄现在是英印的领土了，西藏必须放弃在这里所有权利要求。”西藏官员回答说，印藏的真正边界在瓦弄南部的门尼克莱（麻那曲科）附近，噶厦早在1944年11月就命令他们禁止英国人越过这个边界线。假如他们同意英国的这个边界计划，必然会激怒拉萨当局，他们也会受到惩罚。两宗本特别强调：“无论如何，没有拉萨的同意，瓦弄的英国军营就不可能从察隅获得大米和其他食物的供应。”[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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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英印和西藏双方官员在察隅的交涉情况，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科长左仁极也有报告，同英方档案资料相当一致，“据最近来昌都之杂揄‘协敖’密告：英人初到瓦龙时，渠因负有管理该区责任，曾与英人交涉，英人坚称瓦龙属英，已有三十年历史。渠诘以二十年前，瓦龙究有居民若干户？英人称五户。渠即以瓦龙逃亡居民三十户之籍簿相示，并指废墟作证。但英人谓现有五户，早隶英国籍，故只知五户，此后再不准支应差役等语。渠曾将交涉经过，向昌都具报；旋经拉萨指令桑昂曲宗（科麦县）僧俗两宗本，派员前往交涉。英方不理，更进而将戛大之居民三家及甲格居民一家诱降，唆使四家不向杂揄纳粮当差。经再三交涉，始允将四户退还，最先霸去之五户，以隶英国籍年代深远为辞，坚不肯退，且煽动巴安籍之头人尼马，饵以官职，病送西药，死予抚恤，极尽侵略之能事。至在瓦龙建营房，置兵设官事，则该英官拒绝谈判，谓渠系奉政府命令，来此驻防，无权谈判此项问题。请藏政府直接与伦敦交涉等语。故迄现在仍无要领。而英人所立之新界碑，则已竖至辖杂、狢渝河两岸。高山之野人，英人虽年抽户籍税卢比一盾，但因派差时每日给工资五盾，野人因有利可图，故舍小而就大，被其笼络去矣。此次奉命来昌，系拉萨来令欲收回野人区，应宇妥[236]召询。但英人藐视藏方，恐无结果云。”[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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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印对察隅的侵略仍在向北扩展。1946年1月下旬，“英军4人越西康之杂瑜（察隅）到达科麦（桑昂曲宗）竖立界碑，并向当地藏官宗本声称，察隅、科麦两县在汉官管理时早已割让英国，现特来竖立界碑并接管”。察隅“宗本当即呈报昌都总管宇多札萨、藏政府，请派员赴印交涉”。[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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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民政府抗议英国侵犯藏东南领土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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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英国侵占中国领土的确凿证据，蒋介石命令外交部，“关于英对西藏煽动独立及要求割地一案，拟向英外部提出询问”。[239]外交部于1945年1月致电驻英大使顾维钧，令其向英国外交部询问“古德在藏行动英政府是否知悉”。英外交部答称，“关于果尔德（即古德）向藏方提出要求一节，英政府并无所闻，但当调查真象，再行告知。并谓英国政府对藏因条约关系，与中国观点容有不同，但目前殊不欲提起此项问题。部中深知果氏，可信其在藏行动，不致轶出条约范围之外，亦不至对藏方有所压迫要求”。[240]不久，英外交部又书面答复顾维钧，称“前经我大使馆口头询问，即向关系方面详查，兹悉此项传闻查无根据”。[241]英国政府装聋作哑，实际上，是害怕同中国政府谈及印藏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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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英国外交部否认知情的答复后，国民政府立即电告沈宗濂，“果尔德（古德——笔者注）之要求，既非英国政府之意，应即相机密告西藏摄政，嘱其坚决拒绝”。沈宗濂立即往见摄政和噶厦官员，详细说明中央政府同英伦政府交涉及英国否认的情形，并提示3点：（1）古德所提要求，应予拒绝；（2）英人侵占门达旺，应予限期撤退；（3）以后对外事件，希一律呈报中央核办。但达扎复称：“西藏政事，尚有噶厦及官员大会，非本人所能作主”，意在不愿让中央政府干预。[242]而西藏首席噶伦彭休·才旦多吉则表示：“门达旺远在崔纳宗（错那宗）以南，该处租赋仍由西藏政府收取，可决遵中央意旨，限期令英人撤退，倘遇困难，定报请中央核办。”[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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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获悉英印当局派兵进犯察、珞地区后，立即由外交部分别致电西康、云南两省政府、蒙藏委员会和驻印度专员公署、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密查具报，并由外交部先行节略英国大使馆“严重质询”。在经过调查、核实后，英印政府侵犯中国察隅、珞隅和门隅地区，并侵占部分领土的事实已基本明晰，为此，国民政府同英国政府的交涉也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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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对英交涉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前期已经丧失了多次向英国政府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的机会。外交部的本意依然是不愿意同英国政府发生纠纷，该部官员认为：“以国内外局势，解决此（西藏）问题尚非其时，目前无意提出与英方谈判，英方现已不愿向我方提请解决。本部自当随时留意利用时机，以期获得有利解决。”[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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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沈宗濂主张运用外交手段来稳定二战后中国在西藏的地位。他在“运用外交稳定西藏之说帖”中指出，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的边境虽未清划，但西藏地方政府在那里设官收税，并有户口清册，“主权属于西藏，有确切证据……英人侵占藏境，并无条约根据”。如果仅凭《西姆拉条约》所附的一幅“从未随条约公布”的、极为简略的地图，仅凭用红色铅笔画的一根粗线，就将喜马拉雅山南麓画入印境，是不具备国际法效力的，“此附图自然无效”。[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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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认为，喜马拉雅山南麓为全藏最富饶之区，泰半为大寺院及藏官之封邑，如果英人强占该地区，西藏人对英之观念必定会改变；中国在抗战胜利后允许西藏高度自治、印度的独立等种种因素，必然促进西藏内向中央。“倘中央能把握事机，因势利导，敦睦中印之友谊，铲除英人侵略西藏之大本营，苟无外来之诱惑，西藏决不致再徘徊歧途”。因此，转圜西藏之局势，应以外交为重。他指出，今后稳定西藏的策略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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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划清“印藏边界，联络锡金、不丹”。他认为，印度独立后，英国仍会维持印度北陲之尼泊尔、锡金、不丹诸小国之关系，居高临下，“一面可藉以控制印度，一面可操纵西藏，觊觎康、青”。因此，他主张我国“宜乘尼赫鲁主持新印度政府之际……与印商订友好条约，恢复印藏旧界，收复近年为英人侵占土地，并与锡金、不丹联系，鼓励其脱离英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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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交涉英国撤军。他建议国民政府密令驻英大使，要求英国政府将驻扎在西藏江孜与亚东的英军撤走，并说服西藏对此表示赞同，协同中央，办理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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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认为，中央如能同印度划清国界，或者能促使英国撤退藏境驻军，“二者成其一，中央在藏之声望，即可指日重振。而西藏之惝恍迷离局势，亦可从斯稳定矣”。[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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