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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内部在战后西藏政策上存在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其焦点在于是否支持热振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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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沈宗濂拟订的对藏政策是支持“外交局长”索康·旺钦次登来领导改组噶厦，组成中央政府所接受的西藏政权。沈宗濂自认为经过自己在拉萨两年的工作，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隔阂渐次消除”，“对日胜利之时，拉萨全市悬挂国旗，人民参加提灯庆贺，行列长数里”，即是例证。他认为西藏“多数官吏民众，感中央平等扶助之德意，内向具见真诚。即少数亲英份子，见印度即将独立，知英国已不足恃，亦切望与中央团结”。沈宗濂并不赞赏热振，认为他“为人贪而无谋”，“除非中央予以实力援助，复位之希望甚微”。[31]沈宗濂认为西藏噶伦中以索康·旺清格勒和噶雪·曲吉尼玛实力最大，而旺清的父亲、现任“外交局长”索康·旺钦次登札萨系幕后操纵者。索康札萨对蒋介石“素极崇敬，愿在中央领导下改革西藏政治，推行新建设”。沈宗濂向蒙藏委员会报告说，索康札萨已经同他就西藏问题秘密达成3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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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藏外交完全由中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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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藏军队由中央供给军械，派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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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藏国民党由索康负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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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建议，由于索康最近正在藏边了解英国人侵占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西藏领土实情，可请中央去电拉萨，询问山南英人占地情形，索康就可“以报告为名，来京晋觐面领训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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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军统局反对沈宗濂的建议，他们认为：“索康及其党羽，均为显著之亲英派，彼等对英之关系绝难放弃，而在彼策划下改组藏政府之后，恐仍将采取骑墙政策，对外交权及国军之入藏，彼亦不能确切保证。故索康之计划实行虽易，而难收实效。”他们指出，要想彻底解决西藏问题，“阙为扶助热振之复位”。他们认为，热振复位，“系以挽救将沦于亲英之西藏宗教为重心，如能成功，则政令之推行可由我中央派员实际主持，外交问题亦均可由中央决定，绝无建立中英双方亲善关系之顾虑”。他们坚持，“西藏问题，从各方面观察，俱以从热振方面着手较为有利。而且确有把握”。[33]蒋介石最初倾向于支持热振复位的意见，他于4月24日致电罗良鉴和军令部长徐永昌，决定“仍以扶助热振复位方可挽救西藏亲英之威胁及确切推行中央政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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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军令部[35]的徐永昌对于扶助热振复位的决定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央对藏政策不能将宝押在热振一人身上，而更现实的政策是支持索康家族。徐永昌认为，“对于热振方面亦应善予抚慰，并暗中援助……热振应先尽量暗中寻求党羽，秘密扩张势力，但不能轻举妄动”，只有西藏当局不愿内附时，才可饬热振派员来南京“共同策划秘密供给军火之运输路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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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良鉴在给蒋介石的函电中，依然坚持由索康领导改组西藏地方政府的政策。他指出，西藏噶厦此次派图丹桑批（土丹桑培）等高级官员来南京，“闻负有商谈藏事任务”，因此，他主张“我方现阶段任务，仍应以藏政府之实力派为对象”。罗良鉴认为，“热振下野已久，势力渐衰，此时策动其复位，不惟难收成效，转恐别生枝节”，热振只能作为“将来之潜伏势力”加以利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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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倾向于支持热振复位。他认为，“热振虽退位，有时仍拥相当势力。今达扎骄纵，蓄意亲英……热振静极思动，卷土重来，极有成功可能，我果运用有方，则西藏可以收为我有。此千载一时之机会，稍纵即逝，不可忽也”。但刘文辉也有一些顾虑：第一，中央“甫经宣布西藏高度自治，措施一有不当，易涉干预西藏内政之嫌”；第二，“国内方有中共之争，西南当以安定为主，不能使中藏之间过生纷扰”。因而，刘文辉建议，对于热振的援助，“不必中央露面，但由地方出头，成则国家受其功，不成则地方负其过。如是则可伸可缩，能发能收，无虑他人之责言，不损中枢之威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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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军统局长郑介民认为，“藏政府将乘我共产党为乱，尚无法西顾之际，要求超过高度自治之独立问题。另一方面则尽量消除内部反对武力，将其脱离我国版图，沦为英国附庸之计划，已逐渐露骨。故对热振之扶持运用，实为防止西藏边疆叛离之唯一路线”。他主张此事“不可经过蒙藏委员会等边务机关，以免泄漏机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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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国民政府在战后给予了热振全力的支持。不过，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公开的支持，反而使热振在藏陷入困境。其一，国民党六大选举热振为中央执行委员，令热振在政治上陷于不利境地。热振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件事，无疑是向国内外暴露了他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热振是何时加入国民党的，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但这势必使得热振在西藏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加之在印度被英国当局破获的西藏革命党事件，英国和西藏亲英分子必然会将这一事件同热振联系起来，必置热振于死地而后快。其二，1946年，热振派其管家前往内地经商，到了南京，同蒙藏委员会有所接触。中央政府拨付给热振经费10万卢比，并命令驻藏办事处通知噶厦。当时沈宗濂在南京，代处长陈锡璋接电后认为，在热振同达扎矛盾尖锐之时，将中央资助热振一事通知噶厦，无异于火上浇油。此事可见，中央的用意在于向噶厦施压，但效果适得其反。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央政府对于热振的某些支持，无疑使热振在西藏上层贵族和僧侣中丧失了支持力量。[40]其三，政府内部在扶助热振复位上争执不下，使得最高决策者无法决断，造成情报外泄，给热振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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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热振致电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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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查西藏政府官方收买英造步枪限期已近，职仅缴出二十二支，余均设法拖延。惟目前因印度发现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工人组织[41]，内多有枪并有职之驻印商务经理姜罗皆[42]均被认为革命分子。故达扎对职嫉视益深，进迫益急。职窃以目前所存实力尚堪一战，惟于时机不知是否得当，否则职当晋京一行，以避其锋。以上二策，究以何者为是，务恳钧裁，以保万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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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沈宗濂的一封信最终让蒋介石下定决心，暂缓支持热振复位。沈宗濂在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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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政府内热振之旧部业已撤换殆尽，兹进一步征收热振所藏之枪械，热振感觉不安，情急求援，自在意中。……热振……为人贪而无谋，左右亲信亦乏才能，除非中央予以实力援助，无望复位。但目下国内与国际情势是否适宜以武力解决藏事，似有从长研讨之必要。如果中央暂时无武力援助热振之意，最好令我驻藏情报人员与热振往返须极端审慎机密，事机不密，为西藏政府发觉，则不但不能收预期之效果，反而引起西藏当局对中央之疑虑，更进一步求保护于英人。军令部徐部长所签拟之对策极合实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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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认为，沈宗濂的意见“颇为周到，且与前军令部徐部长主张相同，拟照所拟饬郑局长介民注意照办”。[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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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军统驻拉萨情报站又转来热振致蒋介石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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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查藏方欲召回赴京国民大会代表及严密监视在藏中央人员。此种举动显系英方主使，尤足见英藏关系日亲，而与中央日疏。其对中央致疏之原因，实系藏政府本身亲英势力日增之故。前呈拥护中央解放西藏而挽救西藏于危亡之计划，是否予以采纳，务恳迅予裁夺。庶可不失其时，否则个人损失尚不足惜，而国家对藏历年辛苦则恐尽付东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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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介民认为西藏“亲华份子时受打击，无法活动”是导致西藏当局疏远中央的重要原因，他建议中央政府可命热振以重金收买或贿赂有职权之藏官。但吴鼎昌并不赞同郑介民的意见，认为，“军统局此项主张与前军令部及沈处长宗濂意见均不相同”。蒋介石因而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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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军统局对藏事不可过问，该局人员只可做联络与情报工作为限，至对热振之电应否即复，须研究方案呈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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