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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军令部[35]的徐永昌对于扶助热振复位的决定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央对藏政策不能将宝押在热振一人身上，而更现实的政策是支持索康家族。徐永昌认为，“对于热振方面亦应善予抚慰，并暗中援助……热振应先尽量暗中寻求党羽，秘密扩张势力，但不能轻举妄动”，只有西藏当局不愿内附时，才可饬热振派员来南京“共同策划秘密供给军火之运输路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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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良鉴在给蒋介石的函电中，依然坚持由索康领导改组西藏地方政府的政策。他指出，西藏噶厦此次派图丹桑批（土丹桑培）等高级官员来南京，“闻负有商谈藏事任务”，因此，他主张“我方现阶段任务，仍应以藏政府之实力派为对象”。罗良鉴认为，“热振下野已久，势力渐衰，此时策动其复位，不惟难收成效，转恐别生枝节”，热振只能作为“将来之潜伏势力”加以利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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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倾向于支持热振复位。他认为，“热振虽退位，有时仍拥相当势力。今达扎骄纵，蓄意亲英……热振静极思动，卷土重来，极有成功可能，我果运用有方，则西藏可以收为我有。此千载一时之机会，稍纵即逝，不可忽也”。但刘文辉也有一些顾虑：第一，中央“甫经宣布西藏高度自治，措施一有不当，易涉干预西藏内政之嫌”；第二，“国内方有中共之争，西南当以安定为主，不能使中藏之间过生纷扰”。因而，刘文辉建议，对于热振的援助，“不必中央露面，但由地方出头，成则国家受其功，不成则地方负其过。如是则可伸可缩，能发能收，无虑他人之责言，不损中枢之威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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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军统局长郑介民认为，“藏政府将乘我共产党为乱，尚无法西顾之际，要求超过高度自治之独立问题。另一方面则尽量消除内部反对武力，将其脱离我国版图，沦为英国附庸之计划，已逐渐露骨。故对热振之扶持运用，实为防止西藏边疆叛离之唯一路线”。他主张此事“不可经过蒙藏委员会等边务机关，以免泄漏机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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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国民政府在战后给予了热振全力的支持。不过，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公开的支持，反而使热振在藏陷入困境。其一，国民党六大选举热振为中央执行委员，令热振在政治上陷于不利境地。热振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件事，无疑是向国内外暴露了他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热振是何时加入国民党的，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但这势必使得热振在西藏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加之在印度被英国当局破获的西藏革命党事件，英国和西藏亲英分子必然会将这一事件同热振联系起来，必置热振于死地而后快。其二，1946年，热振派其管家前往内地经商，到了南京，同蒙藏委员会有所接触。中央政府拨付给热振经费10万卢比，并命令驻藏办事处通知噶厦。当时沈宗濂在南京，代处长陈锡璋接电后认为，在热振同达扎矛盾尖锐之时，将中央资助热振一事通知噶厦，无异于火上浇油。此事可见，中央的用意在于向噶厦施压，但效果适得其反。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央政府对于热振的某些支持，无疑使热振在西藏上层贵族和僧侣中丧失了支持力量。[40]其三，政府内部在扶助热振复位上争执不下，使得最高决策者无法决断，造成情报外泄，给热振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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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热振致电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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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查西藏政府官方收买英造步枪限期已近，职仅缴出二十二支，余均设法拖延。惟目前因印度发现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工人组织[41]，内多有枪并有职之驻印商务经理姜罗皆[42]均被认为革命分子。故达扎对职嫉视益深，进迫益急。职窃以目前所存实力尚堪一战，惟于时机不知是否得当，否则职当晋京一行，以避其锋。以上二策，究以何者为是，务恳钧裁，以保万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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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沈宗濂的一封信最终让蒋介石下定决心，暂缓支持热振复位。沈宗濂在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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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政府内热振之旧部业已撤换殆尽，兹进一步征收热振所藏之枪械，热振感觉不安，情急求援，自在意中。……热振……为人贪而无谋，左右亲信亦乏才能，除非中央予以实力援助，无望复位。但目下国内与国际情势是否适宜以武力解决藏事，似有从长研讨之必要。如果中央暂时无武力援助热振之意，最好令我驻藏情报人员与热振往返须极端审慎机密，事机不密，为西藏政府发觉，则不但不能收预期之效果，反而引起西藏当局对中央之疑虑，更进一步求保护于英人。军令部徐部长所签拟之对策极合实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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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认为，沈宗濂的意见“颇为周到，且与前军令部徐部长主张相同，拟照所拟饬郑局长介民注意照办”。[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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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军统驻拉萨情报站又转来热振致蒋介石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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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查藏方欲召回赴京国民大会代表及严密监视在藏中央人员。此种举动显系英方主使，尤足见英藏关系日亲，而与中央日疏。其对中央致疏之原因，实系藏政府本身亲英势力日增之故。前呈拥护中央解放西藏而挽救西藏于危亡之计划，是否予以采纳，务恳迅予裁夺。庶可不失其时，否则个人损失尚不足惜，而国家对藏历年辛苦则恐尽付东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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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介民认为西藏“亲华份子时受打击，无法活动”是导致西藏当局疏远中央的重要原因，他建议中央政府可命热振以重金收买或贿赂有职权之藏官。但吴鼎昌并不赞同郑介民的意见，认为，“军统局此项主张与前军令部及沈处长宗濂意见均不相同”。蒋介石因而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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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军统局对藏事不可过问，该局人员只可做联络与情报工作为限，至对热振之电应否即复，须研究方案呈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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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还命令吴忠信速来庐山商讨对策。经过与吴鼎昌，以及吴忠信等人会商，拟具了4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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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振电报及信函中请求事件均以口头答复，由该代表等转报为宜，并另饬军统局转知驻藏人员设法告热振，来电另行答复。该员等应特别谨慎，不可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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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文官长函告张主任[48]，该代表等暂住成都，可优予招待，并告以主席极愿接见，并亲予指示。唯须在国民大会闭会各代表离京后方较便利。该代表等如急待答复报命，主席拟派吴委员忠信来蓉先行代见，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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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头答复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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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员现在处境困难，中央极为同情，唯仍盼忍耐待时，不可有所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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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在时机似尚未成熟，一俟双方认为成熟时，当予援助，可随时与重庆主席行辕张主任接洽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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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员之生命财产，中央必予保障，倘有不测，中央当以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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