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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认为，沈宗濂的意见“颇为周到，且与前军令部徐部长主张相同，拟照所拟饬郑局长介民注意照办”。[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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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军统驻拉萨情报站又转来热振致蒋介石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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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查藏方欲召回赴京国民大会代表及严密监视在藏中央人员。此种举动显系英方主使，尤足见英藏关系日亲，而与中央日疏。其对中央致疏之原因，实系藏政府本身亲英势力日增之故。前呈拥护中央解放西藏而挽救西藏于危亡之计划，是否予以采纳，务恳迅予裁夺。庶可不失其时，否则个人损失尚不足惜，而国家对藏历年辛苦则恐尽付东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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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介民认为西藏“亲华份子时受打击，无法活动”是导致西藏当局疏远中央的重要原因，他建议中央政府可命热振以重金收买或贿赂有职权之藏官。但吴鼎昌并不赞同郑介民的意见，认为，“军统局此项主张与前军令部及沈处长宗濂意见均不相同”。蒋介石因而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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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军统局对藏事不可过问，该局人员只可做联络与情报工作为限，至对热振之电应否即复，须研究方案呈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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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还命令吴忠信速来庐山商讨对策。经过与吴鼎昌，以及吴忠信等人会商，拟具了4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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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振电报及信函中请求事件均以口头答复，由该代表等转报为宜，并另饬军统局转知驻藏人员设法告热振，来电另行答复。该员等应特别谨慎，不可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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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文官长函告张主任[48]，该代表等暂住成都，可优予招待，并告以主席极愿接见，并亲予指示。唯须在国民大会闭会各代表离京后方较便利。该代表等如急待答复报命，主席拟派吴委员忠信来蓉先行代见，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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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头答复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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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员现在处境困难，中央极为同情，唯仍盼忍耐待时，不可有所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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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在时机似尚未成熟，一俟双方认为成熟时，当予援助，可随时与重庆主席行辕张主任接洽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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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员之生命财产，中央必予保障，倘有不测，中央当以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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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此外，西藏国大代表十人来京已久，所有关于国民大会事件及西藏其他问题，宜令饬蒙藏委员会罗委员长督同驻藏办事处沈处长宗濂妥为洽办，随时具报，借以考察西藏现政府之企图而定对藏方针。[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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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内部在支持热振复位问题上的政策分歧，使得热振处于不利的险境。由于事机泄漏，使热振成为达扎和西藏当局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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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二战后国民政府对藏行使主权的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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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藏革命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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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革命党的英文为“Tibetan Improvement Party”，应译作“西藏改革党”。藏文文献中称“西藏西部改革党”，而在汉文档案中则称作“西藏革命党”。该党主要活动于噶伦堡和大吉岭一带，其政治纲领是要将西藏从专制政府中解救出来，并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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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国史馆所藏国民政府档案中，有一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致蒋介石的信函，该信转呈了邦达饶嘎“请准组织西藏革命党等意见书”，并就此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份档案使得西藏革命党的成立经过及其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变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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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饶嘎（Panda Rapga），西康江卡（今西藏芒康）人，生于1907年，是西藏昌都富商邦达昌家族的成员。其长兄邦达尼玛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曾垄断西藏地方政府的羊毛贸易。其次兄邦达养培（汉名罗绍亭）时任亚东商务总办（即卓木总管），主持西藏对外贸易。他的弟弟邦达多吉曾于1934年在昌都发动反抗拉萨当局的兵变，时任金沙江西区行政官的邦达饶嘎亦曾参与其事，并代表民军赴巴塘向刘文辉部求援。反藏失败后，他前往南京，还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随后在蒙藏委员会担任编译工作10个月，1935年飞赴印度。邦达饶嘎“深感前此失败，纯系无主义、无组织、盲目妄动所致，遂悉心研究革命政策及主义。六载以还，将英文三民主义读竣，并译成藏文，以资宣传；一面暗中宣扬中央威德，一面广布革命种子”。[50]抗战爆发后，他又回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兼驻噶伦堡专员。1939年，他同江乐金（Canglocen，即索朗杰布）、贡培拉（Kumbela，又叫宫比拉或宫比喇、贡培拉，全名为土登贡培）、根顿群培（Genduen Choempel）和罗凝札一道在印度噶伦堡筹建西藏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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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登贡培（T.Kumphel），生于1905年，原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官，由于深受达赖喇嘛的宠幸而握有西藏政教大权。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圆寂后，他被以孜本龙夏为首的政敌逮捕，1934年初遭流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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