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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嘎本人还于6月17日致函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原信为英文），请求中国政府出面干预，说服英印政府收回成命。饶嘎在信中指出，他于1935年来到印度，同年便赴重庆。1936年进入蒙藏委员会任职，同年返回印度，且一贯忠于职守，并为能服务于中国政府而感到荣幸。在他1943年前往中国之前，房屋和土地都已划归他妻子名下，于是，他们便在噶伦堡的印度法院将上述房屋和土地登记注册为他和妻子的共同财产。然后，他于1943年9月动身飞赴重庆，并在那里居住了4个月。他叙述说，1944年1月，他持着中国官方护照返回印度。当他和妻子在噶伦堡塔那（Thana）警察局登记注册时，警务人员曾间接告诉他，“如本人声明与中国政府无关，可免登记”。但他当时未予理会，他没有介意英印警察所说的话，因为他为中央政府服务的信念未有丝毫动摇。因此，他反对英国政府的激情自然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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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最近，英印政府已经通知在新德里的中国专员公署，要求该公署饬知他于1个月内离开印度。他说：“假如我按照他们的要求离开印度，毋庸说我将丧失我的财产和生意，且此地藏人的士气亦将低落。所以，我通过此信请求你们立即利用你们巨大的影响敦促（英印政府）满足我的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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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依然像过去一样作为一名持有中国政府护照的中国政府雇员待在这里。如果这是不可能的话，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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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便依据其他藏人那样的公民身份留居噶伦堡。如若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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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少应该给我1年时间，以便对我的房屋、土地、我所管理的遍及各地的生意以及治疗我那重病的妻子作出必要的安排。”[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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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19日，英国人查抄了邦达饶嘎和被怀疑从事间谍、革命活动的其余6个人的家。根据戈尔斯坦的研究，这6个人是强巴俄色（Jampa Wosel）、波波拉（T.Borbora）、李培兴（Li Pei-Thing）、索波达玛（Sogpo Tama）、江乐金（Canglocen Kung）和沈某（F.M.Shen）。[75]但根据陈质平的报告，军统局在噶伦堡的工作人员张方堃的住处也遭英印警方搜查。张方堃的文件原寄放于友人李某处，当6月19日搜查时，李某适将文件一箱送还，遂被一并搜去。张方堃不久即被拘押，噶伦堡学校的英国友人出面担保，亦未获英印当局准许。张方堃于7月14日被押解到加尔各答。英印警方通知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张方堃系根据印度国防法第129条第1款被拘押，仍候孟加拉省政府训令办理。据推断，张方堃的朋友李某，极有可能是上述6人中的李培兴。又据陈锡璋回忆，邦达饶嘎将文件托在噶伦堡开照相馆的李之扬代为保管，适于警察搜查饶嘎住处时，李将一箱文件送还，被英印警察逮个正着。但因陈锡璋其时在西藏，只是听说，回忆或许有误。[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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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质平报告说：“6月21日，该员（指邦达饶嘎）来馆报告，谓返噶后将有关文件移置他处，19日被大吉岭警察搜查时，仍搜出本人与江祝建、宫必拉3人组织西藏进展党之合约，约内说明该党服从蒋委员长、奉行三民主义及改造西藏成为民主政体（附件7）。嗣又报告，尚有入党志愿书2000份亦被取去。后复据其印人雇员谓，尚有日记簿1册，内有某月某日发某处文电与晤见某人之纪录。”[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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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英印当局驻噶伦堡中央情报局官员报告，警察在饶嘎住处搜出了一份由饶嘎、江乐金和土登贡培等三人署名的《噶伦堡西藏革命党简明协定》和饶嘎写给中国人的几封信。这正好印证了陈质平的报告。《简明协定》即陈质平所称的《西藏进展党合约》，其内容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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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首先必须把三民主义和蒋主席的命令化为行动。我们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同中央政府的主义和政策保持一致。我们决不违反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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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蒋主席已经宣布允许西藏自治。据此，我们必须为把西藏从现存的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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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同党组织协商或未得党组织批准，西藏革命党党员不得擅自去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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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必须与同情本党的人进行合作并给予援助，我们必须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本党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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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居住在西藏境内外的西藏革命党党员必须牢固地团结起来。本党党员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而遭遇危害时，本党其他党员必须齐心协力地予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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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经本党决议，我们不能同任何政府或政党建立联系或进行对话。党员个人不能随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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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了管理本党财务和为本党募集资金，本党必须通过决议，账目应当按月提交给党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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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规定了西藏革命党党员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和纪律，包括“遵守党的规章和主义；允许自由讨论关于本党的任何问题，但一旦形成决议必须绝对遵守；保守党的秘密；在外人面前不得攻击本党同志或本党机关；不得加入任何其他政党；不得组织宗派和小集团”。[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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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质平报告的附件里，有英印警察当局从邦达饶嘎处搜去的西藏革命党合约和党员登记表主要内容的英文译件。合约的主要内容有：“服从蒋委员长、奉行三民主义”；“不论中国政府是否帮助，我们都应该顺应国际发展，像中国和其它国家那样，在西藏推行民主制度”。还有“新党员须有2名老党员作介绍人”“本表须用墨水笔填写，字迹清楚”；“党员须提供本人2寸照片一张”等填表规定。[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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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印度政府外务部再致函中国驻印专员公署，谓“饶嘎仍未离印，决将递解出境，已饬孟加拉省政府办理”。[80]7月6日，邦达饶嘎在噶伦堡也收到警察局转交的印度政府内务部签发的驱逐令，限邦达饶嘎于命令发布之日起，15日内必须从加尔各答出境，并不准其再返回印度。[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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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饶嘎于1946年7月22日离开印度，回到上海。邦达饶嘎来到南京后，曾致函蒋介石，痛陈抛妻别子、离开印度之痛苦，加上在印度生意上的损失，要求中央补助其卢比10万盾。[82]结果，蒋介石批给他2万卢比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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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登贡培的住处亦遭到英印警方的搜查，英印当局遂宣布他为不法分子，限其7天内离开印度。陈质平报告说，“据土登贡培报告，噶伦堡警局人员，曾告本人及江乐金，谓饶嘎将出境，不久将及彼等。询欲何往，（土登贡培）本人当答以如果当局不欲彼等居留，则赴上海去”。[83]在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的帮助下，土登贡培亦飞往上海。土登贡培后转往南京，曾找过拉萨驻京办事处帮助，但该办事处置之不理。土登贡培在内地生活穷困潦倒，极其困难，所带的东西全部卖光，有时一天只能喝一碗粥。后经班禅驻京办事处计晋美和益西楚臣的关照，介绍其到蒙藏委员会任职。[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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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乐金亦遭驱逐，但由于其是不丹王族子弟的家庭教师，经过不丹王族出面交涉，得以留在印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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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噶厦在拉萨逮捕了根顿群培。在根顿群培的住处，噶厦搜出了他撰写的一些有关藏军数目、武器装备等情况的报告，关于拉萨上层人物的简历，关于印藏边境地区的资料，以及正在撰写的一本关于西藏历史专著的草稿。据说，在抄家的物件中，还有朱德的画像。根顿群培遭到了鞭笞，并以伪造货币的罪名被关押。1951年才获释。[86]需要提及的是，国内藏学界一般认为，根顿群培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批判地继承传统藏学，开创了现代藏学研究之先河。根顿群培对现代藏学的贡献体现在人文史观的确立、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文风的变革，这对藏族学术文化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根顿群培运用人文史观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和宗教，动摇了统治藏族学术文化近1000年的佛教神学史观，基本否定了传统藏学的指导思想和认识论，确立人文史观为指导思想，这可称之为传统藏族学术的一场革命。根顿群培运用实证、语言学和田野调查等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藏区和藏族，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藏族的藏学研究从此进入了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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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质平在分析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时，指出：“英人对于西藏，居心叵测，近年我方积极调整中藏关系，颇收成效。在噶伦堡方面安置之工作人员，亦相当活动；同时英驻锡金政治官古德退休，继任之霍布金森周旋不善，颇失藏方之欢。以正值战事期间，未暇顾及。比战事告终，孟省政府即调加尔各答之副警察局（长）陶尔逊任大吉岭之警察局长，管理大吉岭及噶伦堡一带治安。陶尔逊号称管理外侨之能手，华侨情形尤为熟悉。此次事件，无疑出其主动。”陈质平认为：“勒令饶嘎出境，虽以未登记为由，实际上为英人侵略西藏及保护其既得地位之举措。就饶嘎与江祝建、宫必拉、张方堃等同时被搜查与印度政府及孟加拉省政府对我方交涉相互推诿两事观之，极为明显。”[87]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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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政府根据西藏革命党事件，断定邦达饶嘎、江乐金、土登贡培、根顿群培等人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企图以印度大吉岭和噶伦堡为基地，在旅印藏人中发展组织，最终推翻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建立一个隶属于中华民国的西藏共和政权。不过，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是，西藏革命党同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另外，通过西藏革命党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对藏关系上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他们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方法，以图实现中央政府在藏行使主权的目的，西藏革命党事件只是已知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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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热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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