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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雪和拉鲁的回忆录还证实，黎吉生在向达扎秘密报告了热振“勾结”南京国民政府图谋“反叛”的情报后，又向西藏“外交局”官员报告热振图谋假道印度逃离西藏。在黎吉生秘密会见达扎的第二天，西藏“外交局长”索康·旺钦次登和柳霞·土丹塔巴来到噶厦报告，根据黎吉生反映，“热振活佛前些时准备去印度朝佛，要求我帮忙。我对他说，‘你是有名望的前任摄政，出国朝佛须报经噶厦。’结果未能前往。倘若他能赴印，必定前去内地。现在热振活佛很可能经藏北去内地，你们‘外交局’应立即向噶厦报告”。黎吉生还要求“外交局”对提供情报的人的身份严格保密。[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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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作用还表现在对西藏和内地间的通信控制方面。陈锡璋从尼泊尔代表那里获知，热振致中央政府的信件系由“英国邮局检查员在噶伦堡查获”，“函中盖有热振印章，信封则有彭康图章”，该信被转交给西藏当局，“藏方认为谋逆有证，非严办不可”。[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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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13日，噶厦收到南京办事处复电，内称：“据查朱倭百户长之子顿朗等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军队、飞机、装备支援。蒋介石说5天之内给以答复。”[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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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触的档案资料来看，黎吉生和西藏驻京办事处的情报非常准确。其一，热振确实有出走内地的计划。中央政府“发表热振为监察委员，也引起达扎不满，认为热振私通中央”。“西藏驻京代表亦曾报告藏政府，谓热振密与中央联系，是故达扎认为热振系西藏独立之障碍，必须早予消除”。达扎原计划利用热振参加1947年5月十四世达赖喇嘛13周岁纪念典礼时将其逮捕。若热振不来拉萨出席典礼，则以不敬重达赖为名，削其名号，夺其赐邑。[98]据拉萨特工魏龙报告，1947年1月23日，“热振派心腹人员报称，藏王（摄政）达扎及四大噶伦连日举行会议，拟消灭热振及其党羽”，热振“速请领袖设法营救”，“如中央碍难相助，即准备潜逃晋京”。热振还曾请求中央政府电令“青海马主席派兵保护，以防不测”。[99]但吴鼎昌、罗良鉴等认为“热振在三大寺本具有相当声望与潜伏势力”，“惟自色拉寺枪支被缴，为首之结巴堪布逃出西藏以后，三大寺之势力已被摧毁无余，热振处境遂益危殆”。“热振倾忱中央，渴望援助，惟在此种情势之下，中央鞭长莫及，武力援助，势不可能，经济援助，无裨实际”，“且藏当局监视甚严，无法出境，纵令中央电令（热振）来京，亦难望西藏政府遵令放行，更恐因此引起疑虑，转增热振困难”。[100]因此，中央政府依然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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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热振代表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确曾要求国民政府武装援助热振复位。这两人于1946年7月抵达西康后，一直要求赴南京面见蒋介石。但国民政府因顾忌在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的西藏代表，要求其等到3月10日西藏代表离开南京后再来。该二人于3月28日抵达南京。图多朗嘉在一份致蒋介石的信函中，的确提出了请求中央政府支持热振复位的4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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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请中央明令罢免达扎现在的职位，饬将政权交还热振佛执掌，只要命令奉到，热振佛以既有力量，即时根据明令接受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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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央如事前不便明令办理，热振佛则乘其不意采取断然措施，夺取政权，临时须请中央派数架飞机至拉萨市上空表示声援，俾僧俗民众皆知中央德意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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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藏政区分卫、藏、康三区，经常驻军多分布于西康、后藏两境。又西康区毗连青、康、滇各省，尤所侧重，为控制此辈外围势力，曾与康区地方重要僧俗头目切实联络，相应举事。为充实力量，计请赐助步枪三千支，并配弹运至滇康两省边境，分配各头目前来领取，加强组织。必要时，增派正规军至青、康、滇三省边区声援，密切联系，即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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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请发给三百万卢比，以补助各项费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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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总长陈诚在研究了图多朗嘉的信函后，提出了具体意见。第一，鉴于达扎为亲英分子所包围，“中央理应明令罢免达扎现职。惟西藏情形特殊，似宜积极暗中支持内向之热振采取断然措施，取得政权”。第二，“关于请求派飞机至拉萨上空、步枪3000支、300万卢比，在可能范围尽量供给”。第三，“以青、康、滇部队严守接近西藏边境，以为声援，必要时增派中央部队进驻昌都”。[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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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邓珠朗杰却认为，“中央对于西藏问题不必发兵遣将去征伐，亦不必作流血之牺牲，只需运用政治手腕即可解决”。他所提出的政治手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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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行分化政策，阻止前、后藏之合作。如协助后藏对抗前藏，或假借名义替后藏训练少数兵力，使前藏对后藏不敢有所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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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尽力制造矛盾环境，散布谣言，使前后藏根本不能合作，且使其经常处于战争状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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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府尽力在西藏驻京各办事处施以小惠，俾便从事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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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收容反对前藏之失意政客，如精色棍披[103]、邦达饶嘎与西康各级人士，使前藏政府忧虑而不敢向政府提出无理之要求。[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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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直至4月14日热振被捕，蒋介石并没有接见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二人，甚至，吴鼎昌连他们的建议也未转呈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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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土登贡培把热振向国民政府求援的情报，告诉了西藏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土登桑布。如前所述，土登贡培由于西藏革命党事件，于1946年9月被英印政府驱逐出印度，前往上海。后在南京的蒙藏委员会任职。有一天，他同邓珠朗杰在一起抽大烟时，邓珠朗杰向他谈起热振请求国民政府帮助其恢复职位一事，因为土登贡培系为西藏噶厦流放，是噶厦的政敌，加以土登贡培从工布出走印度后，一直在噶伦堡一家由热振拉让所开的商号任职，彼此没有戒心。岂料，土登贡培曾在一次生意中受骗亏本，且正值西藏革命党案发之际，他被逐在即，身无分文，便向热振拉让要求补偿，但为热振拉让所拒绝。土登贡培于是心怀怨恨，决计报复。据陈锡璋报告说：“土登贡培赴内地时，拟提存款9万盾归己，热振寺人不允许。土登贡培对之曰：汝等谋于灯节炸死摄政，因摄政未出看灯未逞，今竟若此，余当向藏政府告密。”[105]况且，土登贡培在南京的经济状况不佳。于是，他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土登桑布，以取悦于拉萨当局。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抵达南京后，因蒙藏委员会害怕西藏驻京办事处知道此事，一切行动都由军统局安排，[106]故而，一般人，尤其是西藏驻京办事处人员是不会了解内情的。而土登贡培是国民政府和热振圈内的人，因此，邓珠朗杰同土登贡培的接触是很自然的事。又据戈尔斯坦采访拉鲁·次旺多吉等人，在热振事件结束后，噶厦批准土登贡培返回拉萨。土登贡培于1948年11月1日到达拉萨，噶厦向他提供了一套住房和年薪。[107]但据土登贡培后来的妻子拉宗卓嘎回忆说，土登贡培是在1947年回到拉萨的，住的是亚谿宇妥借给他的房子。1951年，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罗桑三旦的提示下，他请求噶厦归还1934年被没收的颇章萨巴和一部分生活资料。1952年2月，噶厦退还了他的房子“颇章萨巴”，并给他藏币2000秤（合藏银10万两）。[108]总之，土登桑布从土登贡培处获得这一情报的可能性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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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是土登桑布告诉了英国驻南京大使馆，以图让英国施加外交压力。热振“勾结”南京的消息得到证实后，噶厦立即于4月23日派噶伦索康、拉鲁和藏军总司令格桑楚臣率200名士兵前往林周以北的热振寺去逮捕热振活佛。此外，拉萨的热振拉让也被噶厦查封，“热振寺两札萨喇嘛、前噶伦彭康及桑都昌均被押往布达拉之狱中，房屋等处均被封”，雍乃喇嘛开枪自尽。[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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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被捕后，噶厦将其押解回拉萨，关押在布达拉宫的钦夏角监狱。位于拉萨城北色拉寺的僧众发起了反对达扎的武装暴动。他们打死了由达扎派任的结巴札仓堪布罗桑登达等4人，抢夺武器，并进攻拉萨的政府机关和藏军驻地；他们还在热振寺至拉萨的道路上劫夺被押往拉萨的热振，但未果。于是，噶厦决定攻打色拉寺，镇压该寺僧人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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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行动开始前，噶厦专门派官员去会见黎吉生，通知他噶厦攻打色拉寺的决定，并担心这次军事行动会引发内地与西藏边境的动乱，因此，请求英国政府给予军火援助。黎吉生对噶厦的决定“表示赞赏，并提示我们速战速决为要”，黎吉生还承诺，“假若汉藏边境发生动乱，英国政府不仅在军火方面给予全力援助，并在一切事务中为你们作后盾。所以，现在你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军事行动”。[110]但戈尔斯坦的研究，否认黎吉生对西藏人作了上述承诺，其论据仅仅是“印度部档案馆的档案中没有类似的换文”（the India Office Archives show no such exchanges）。但从上文，我们可以判断，黎吉生仅仅是一种即兴的口头承诺，无须书面保证，事后也并不一定要向英印当局汇报。尼泊尔驻拉萨代表事后面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根据尼泊尔驻印代表情报，此次热振事件，黎吉生与卡罗爵士两人勾结，力谋煽动扩大。卡罗甚至请求尼赫鲁及尼泊尔政府，要他们在中国政府出兵干涉藏乱时“出头为藏说话”，但均遭拒绝。[111]此外，西藏“外交局”要求黎吉生同意由英国驻拉萨报务员福克斯（R.Fox）负责帮助藏军在布达拉宫和拉萨北郊的查希军营架设两座无线电台，以协调军事行动。黎吉生起初不愿答应，经藏方再次正式请求并答应保证福克斯的人身安全后，黎吉生最终同意。但黎吉生则又辩称电台“实际上是西藏人的财产，而不属于英国”。[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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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英印政府的支持，噶厦从江孜和定日等地调集藏军1个代本至拉萨，这个代本加上原驻扎在拉萨北郊的查希和侍卫两个代本，统一由噶雪巴指挥，“于19日下午7时，用钢炮开始轰击，色拉寺僧人坚强抵抗”。噶厦于20日派孜本前往色拉寺劝降，“寺方以释热振为条件，藏政府不准，遂下令于27日总攻击。英国无线电员福克斯为藏政府装置布达拉与军营间之无线电话，以利指挥。27日晨5时，藏军复开始以机枪大炮猛攻”。[113]4月29日，藏军攻占了色拉寺。在这次冲突中，至少有200～300名僧人被打死，藏军士兵的死亡人数约在15名。[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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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还殃及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家人。由于十四世达赖喇嘛一家同热振活佛关系密切，被视为亲热振派。达扎上台后就立了一条新规定，不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母和家人随意前往看望达赖。有官员提出异议，结果被达扎关进监狱。达赖喇嘛的母亲指出：“在达赖佛座陛下真正继位之前，他一点权力也没有，整块土地上最有权势的人就是大扎（达扎）。”[115]在热振被捕前1个月，达赖的父亲祁却才让突然病故，“他断气时，血从他的鼻子与直肠流出来”，达赖喇嘛的母亲认定他是被噶厦害死的，“我丈夫之所以被人毒害，是因为如果他还活着，逮捕和暗杀瑞廷（热振）的计划就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116]噶厦还要求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母亲将在内地学习的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和姐夫彭措扎西（黄国桢）召回拉萨。此计不成，噶厦又想把达赖的母亲和姐姐送回西宁，监禁达赖在拉萨的兄弟。达扎甚至将矛头对准了十四世达赖喇嘛：“达扎开始散布谣言，说达赖佛座并不是真正的达赖喇嘛。谣言传说我儿子应该是迪都仁波切，而迪都仁波切才是真正的达赖喇嘛。……迪都仁波切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一位亲戚的孩子。最后，大家决定，把迪都仁波切和达赖佛座的名字放进签筒，在宗喀巴的圣像面前抽三次签，抽出来的名字就是真正的达赖喇嘛。结果三次抽出来的签都写着我儿子的名字，达扎与噶厦无话可说。”[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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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是一位主张祖国统一、思想倾向中央的爱国人士。热振摄政主持西藏事务以来，亲近祖国，维护统一，打击了亲英势力。热振于1941年1月辞职，在任7年。接替热振摄政的是达扎·阿旺松绕，其上任以后，因其品级低，受到了各方的不满和反对。[118]由于西藏的摄政向来都是由皇帝或中央政府批准就任的，历史上摄政大多来自丹吉林寺、功德林寺、策墨林寺和热振寺。这些活佛，有的原来就是呼图克图，有的是皇帝在任命其为摄政之前将其提为呼图克图。只有达扎·阿旺松绕例外，他既未获中央政府任命，也未被中央政府提为呼图克图。[119]达扎·阿旺松绕在1946年6月的一次“全藏官员大会”上擅自挂上呼图克图的头衔，以圆“摄政”头衔的资格。达扎摄政后，立即启用亲帝分裂主义分子，逐步激化与热振之间的矛盾。1944年，热振由热振寺赴拉萨，希望达扎交还权力，但被拒绝。热振向国民党中央写信要求给予援助。国民党中央指示拉萨办事处，支持热振组织力量夺回摄政之职。[120]当时，西藏社会要求热振再次出任摄政的呼声高涨，引起了以达扎为首的亲帝势力的恐惧，英国人黎吉生挑唆达扎说热振要“发动兵变”。1947年的藏历二月二十四日，噶厦派兵查封热振寺，逮捕了热振。[121]事后，热振寺、色拉寺的僧人曾经组织过营救行动，但以失败而告终。[122]当年5月7日凌晨，热振在布达拉宫的牢狱中突然死亡（事后证明是被毒死的），随后，很多热振的支持者都遭到了打击。“热振事件”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分子阴谋分裂中国西藏，利用西藏地方上层的矛盾蓄意制造的一起事端。[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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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民政府收复西藏良机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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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事件发生后，驻藏办事处将所得消息陆续电告沈宗濂转呈蒙藏委员会，“请其注意尽速策划有效方法，解决此项纠纷，因此次达扎与热振之争，亦即我国与英帝在藏势力消长之关键，不可忽视”。[124]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在4月19日致蒋介石的代电中，却主张慎重处理这一事件，其理由是：“热振自退居后，对摄政达扎心存怨怼，暗中活动复位，失之过激，以致引起达扎及当政者之嫉视。”该会认为，“此次既系内哄，在局势未明朗前，中央宜采取静观态度”。不过，由于热振“素来倾忱中央，对其安全亦未便漠视”，蒙藏委员会拟令沈宗濂“以私人名义急电拉萨四噶伦，嘱以热振为国民政府册封之禅师、中央监察委员[125]，中央对其安全负有保障之责，望慎重处理”。[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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