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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最终采取了“暂维现状”的处理方式。此时，蒋介石主要的顾虑依然是英国的反应，因为，国民党在内地剿灭中共的战争已经展开，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在与中共作战的同时，再卷入一场同背后有英印支持的西藏地方势力的战争。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就建议西藏问题“似应以政治途径解决为主，在不影响戡乱兵力，亦得以军事为辅”。此外，对于国民政府来讲，出兵西藏，在技术层面上存在一些困难。首先是西藏远离内地，“中央于过去与现在对该方面之军事、政治、交通、经济等均无充分准备，骤然对藏用兵，困难殊多”，“如用空军威胁，中途无加油与气象设备，且系高空飞行，技术上亦成问题，不易实施”。[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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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蒋介石于5月28日致电达扎，要求西藏当局“对于热振身后事宜妥为办理，所有遗产切实保全，并对损毁寺院迅筹修复”，[152]实际上，已是对达扎剪除热振等亲中央派举动的一种苍白无力的抗辩，仅是为了维持面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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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处置不当，使得西藏“内向祖国”派的亲中央人士感到失望。热振代表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在给蒙藏委员会的信函中就指出：“此时中央若能利用藏中僧民心理采取行动，尚可挽回威信，确立主权，否则倾向中央之热振势力绝灭堪虞。”他们表示，中央政府“如目前不能采取积极行动，则代表等拟拼挡返康，联合康区金（沙）江东西两岸民兵领袖，静候中央命令，待机展动”。[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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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内部的不满情绪也比较高涨。在1947年7月初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与会委员专门讨论了热振事件后对藏措置的问题。会议认为，“西藏此次内部纠纷，系由于亲英分子达扎……阴谋西藏独立。其事态似亦相当严重”。许多委员指出：“政府对于西藏此次内部纠纷似宜予以紧急措置，未便置之不理。”全会建议中央“迅派大员或组织西藏宣慰团赴藏宣慰，一则藉此明其真相，二则从旁协助解决，三则可以收拾人心。一俟所派大员到达藏地之后，再行相机观察，如有必要，或派飞机临其上空表示中央威力，以资镇压反侧，并在经济上及财政上酌予援助”。会议强调，“西藏问题似宜乘此时机设法解决”。[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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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外的压力之下，行政院于1947年9月19日命令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155]出面，邀请戴季陶、吴忠信，并召集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郑介民、行政院参事兼机要组组长邓翔宇、新任驻印度大使罗家伦和沈宗濂等共同商讨西藏政局，并拟订出具体方案，于9月底送行政院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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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事会议于1947年9月26日下午3时在蒙藏委员会召开，戴季陶和吴忠信因在九华山和广西，未能出席。会议讨论的结果报行政院院长张群。张群据此撰写了一份题为《处理西藏问题之方针》的文件，成为战后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指导性文件。《处理西藏问题之方针》决定采取的对藏政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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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热振圆寂后中央所持之态度。热振圆寂后，中央屡次电令噶厦妥理善后，迭据电陈：各寺已恢复颂经，地方僧俗安堵如常，热振系得疾而不治圆寂。自此次事变以后，藏政府负责者对于中央驻藏人员较前更加礼貌，在表面上似尚无碍于中央之威信。当事变之初，既因种种牵制，未伐之以兵；事变之后，又未裁之以法。此时或可作为悬案，留待将来相机善处，不必有所表示，较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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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印度独立后中央对西藏应有之对策。英国退出印度后，以常理言，其在藏特权即放弃，然考诸事实，颇不尽然：拉萨设立之英国代表办事处，近虽改为印度代表办事处，并改悬印度国旗，而实际仍由英籍官员主持……惟印度政府之负责者，曾有不愿因西藏事务影响中印邦交。及英国在藏设施，印度政府将不坚持之，表示关于以往英人在藏之不合理权益，以及历年侵占藏边各地，外交部已随时研究，准备办法，应俟印度局面稳定后由外交部以印度政府为对象，商定新约时，再作彻底之调整。外交部及驻印大使馆现正在密切注意中。蒙藏委员会许委员长严加商讨，期能于英将撤出印度，藏正失所依赖之时，以外交途径，废除英藏不平等条约，收复山南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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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今后处理藏事之步骤。近年来，西藏有无脱离祖国、形成独立自主之企图，中央确未切实明了。然其对于中央允许西藏高度自治申明及宪法保障西藏自治制度之规定，俱无若何反响。去岁，西藏官员大会呈中央文之9项要求，亦可窥见其意向。现正通知藏方选举国大代表，并由蒙藏委员会开诚劝导，督促进行。近据情报，或能照办。拟俟其国大代表来京开会时，先由蒙藏委员会就应行解决事项，以真诚之态度，与之作初步商谈，并请（蒋）主席与群[156]予以恳切之训勉，如果得有头绪，再行遴派大员赴藏宣慰布施，宣达中央爱护西藏，保障自治之至意。一面与藏政府负责者妥商各种问题之具体办法。至于西藏问题之彻底解决，必须依据宪法，保障其自治。其自治条款如何，须彼此相信以后，始可商谈解决。目前中央对于西藏政府，乃至对于班禅堪布会议厅，皆应以合法合理之立场处之，开诚布公，两无欺饰，使疑忌心理逐渐消除，庶诚信交孚，远人响化矣。[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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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防部还拟订了《控制西藏计划大纲》，准备于1948年六七月间派遣必要部队，“以护送班禅灵童入藏及安抚地方为名，分由青、康两省向昌都以西进出，期于占领昌都后以兵力控制入藏门户，迫其就范”。具体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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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强康藏方面之情报以侦察藏情并对其内部加以策动，以削弱现摄政达扎之统治力。（2）派遣适当人员赴印，藉驻印大使馆之掩护，暗中与印度及尼泊尔连络，使勿支持英人在藏势力并预谋防止达赖及世家贵族逃往印度，以杜绝日后为英方制造傀儡组织之根源。（3）对藏用兵除以护送班禅灵童入藏为名外，并由我方情报人员于行动开始之前一月内，在西康境内造成事件，以为用兵之藉口。（4）挑选入藏部队应顾虑宗教上之问题，以免引起康藏人民之反感。（5）国军进出昌都后，如藏方能即时就范，则停止军事，以谋政治解决，如仍倔强一隅，国军应以拉萨为目标，续行追击。（6）国军向昌都进出期间，派遣飞机至昌都及拉萨上空散发文告，以劝其归顺，并瓦解藏军之意志。（7）一切作战准备应于37年5月以前完成之。关于入藏部队规模，包括护送班禅的护仗兵团（骑兵4个团，山炮、轻迫击炮各1个连，勤务工兵1个营）和西康兵团（步兵1个团，骑兵2个团，山炮、轻迫击炮各1个连，野战工兵1个营），还有航空队（侦察兼轰炸机3至6架）。[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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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初，陈诚向蒋介石请示对藏方针，表示玉树、甘孜、理化3处飞机场正在秘密修建，康青公路之修整展筑正由交通部计划实施，青海已成立2个准备入藏的骑兵团，秘密策反的工作人员也已经派出。陈诚认为，“如任其拖延，将来解决藏事必更困难，且英藏关系若待印度全行承袭后再提清算，人着先鞭，我必吃亏”，要求批准按照原计划，于1948年六七月间“有所行动”。[159]但蒋介石最终决定，“关于对藏军事行动，仍应暂缓，以逐步采取准备为宜”。[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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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在处理热振事件问题上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再次丧失了借机收复西藏的大好时机，而以三大寺为首的西藏亲中央势力亦遭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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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的分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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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藏代表团参加泛亚洲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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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印度临时政府副总理、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发起“泛亚会议”，印度国际问题学会邀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代表或观察员参加。但在黎吉生的策动下，西藏被邀出席，请柬由黎吉生于11月转交噶厦。“当时疑惧参半，一度摄政决定不参加。嗣经英人多方活动及少数亲英分子之努力，最后提交官员大会。经数次讨论，卒决定正式派员参加。其主要之动机，在英方欲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彼可藉其国际地位支持西藏独立……在藏方则欲藉英支持以谋独立，最低亦可冲淡专派代表前往中央之痕迹。”[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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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噶厦决定派台吉桑颇·才旺仁增和堪穷洛桑旺杰为正式代表，并为代表团拟定了四项任务：（1）要求完全独立及国际承认；（2）要求中央划给康境土地；（3）要求英方撤换驻军；（4）要求英方退还山南侵地。[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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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代表团一行8人于1947年3月初从拉萨启程，由于西藏噶厦期盼此次会议能讨论战后边境的划界问题，所以，他们随后又寄去同印藏边界争端有关的七八包原始文件。西藏代表团途经加尔各答前往新德里，在那里拜会了尼赫鲁，向其转交了摄政达扎和噶厦的信函。他们告诉尼赫鲁，代表团带来了相关条约和文件，想要在会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但尼赫鲁告知，这次会议“不会作出任何政治决议，并要求他们不要提出同边界或政治地位有关的任何问题”。[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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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总长陈诚对此带有政治色彩的会议颇为关注，于1947年3月4日致电蒋介石，称“西藏政府正式派代表罗桑旺吉、桑都博章等赴印，参加即将召开之亚洲会议，企图（一）宣布独立，以求将来得国际间之承认，并向印要求归还所占藏方土地。（二）坚决反对国民大会所通过宪法中之有关西藏部分，并联合西康，收回康藏旧土。查西藏不遵中央明令，擅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拟请转饬外交部向印交涉，拒绝西藏出席会议”。[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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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藏代表团启程以后，黎吉生又向达扎建议，“作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个国家来说，西藏代表团应该带上一面国旗备用”。噶厦赶紧派人制作了一面“雪山狮子旗”，火速派人送往亚东。[165]3月12日，陈诚电告蒋介石：“西藏政府赶制国旗，‘白底红边，中绣云山一座，左右绣金狮各一，上空红日一枚’，以备其派赴印代表参加亚洲会议时悬挂会场等情。查西藏擅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已属违法，竟另置国旗，其企图独立，完全暴露。拟请转饬蒙藏委员会明令制止，郑重向印交涉拒绝出席。”[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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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印方交涉。外交部官员向印度驻华大使馆表示抗议，称印度国际问题学会“竟同时邀请西藏派员实属蔑视我国主权”，“在该项问题未解决前，我国政府暂不考虑派视察员列席”。同时致电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将上述我国立场转告该亚洲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奈杜夫人”。中国外交部乘印度驻华大使梅农（Menon）来华履新之际，请其电告奈杜夫人：（1）政府代表应作为视察员资格出席，其他学术及公共团体之代表称为出席代表；（2）出席该会之藏方二人，列为西藏地方团体代表；（3）该会中任何会议不得讨论西藏在中国新公布宪法中之地位及权利等问题；（4）奈杜夫人于会议中公开说明，政府代表之地位与其他参加会议之组织及公共团体之代表不同。[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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