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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1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莫瑞（Murray）接到西藏“外交局”的信函，通知西藏商务代表团拟前往印度、中国、美国和英国考察访问，“并同各国政府举行会谈”，期待莫瑞能够将此事通报美国国务院。但美国国务院的回复十分明确：“应该提醒的是，中国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而本国政府对此种宣称从未提出过异议。”指令莫瑞只能以非正式的礼节接待他们，除非该商务代表团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303]12月30日，西藏商务代表团拜会了莫瑞，并向其转交了摄政达扎和噶厦的两封信。莫瑞要求他们到中国内地的美国使领馆申请赴美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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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夏格巴一行在中国内地也无法得到赴美签证。6月26日，他们从上海飞往香港，却用西藏“护照”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获得了赴美签证。中国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于7月12日向美大使馆口头质询：“美国素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西藏即无单独办理外交文件之权，美驻港总领事此次竟将夏古巴等所持西藏旅行文件予以签证，并未通知我驻港郭特派员，是否为美国变更承认西藏为我国主权之表示？”美大使馆人员声称，“美国并无变更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之意，至美驻港总领事此次所为，俟陈报大使转请美政府查明复示后再告”。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电示驻美大使顾维钧，要其“向美政府查询，美驻港总领事对西藏代表团自备文件之签证，是否经报美政府核准者”。[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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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利用陪同陈立夫会见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机会，递交了表明中国政府态度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1）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西藏无权同外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要受中国中央政府的指导和批准。（2）以夏格巴为首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成员所持的旅行证件，不能代替中国政府为出国旅行签发的必要的护照。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在事先没有通知或磋商于代表外交部的中国驻香港外交特派员的情况下，签证于这些异乎寻常的旅行证件，估计他事前没有报告美国政府便擅自采取这样的行动。（3）夏格巴先生和该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无权和美国政府发生直接关系，但中国驻美大使馆将乐于为他们访问目的，即为了贸易利益的目的，提供便利。（4）美国政府一向承认中华民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因此，中国政府相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为西藏商务代表团签发旅行证件以代替中国政府的正式护照的行为是一种疏忽，而不是有意违反美国政府尊重中华民国领土完整的传统政策。[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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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马歇尔答称，“美对西藏，拟完全尊重中国意见办理”。中国政府随即令饬顾维钧，要其通知美国国务院：中方拟将西藏商务代表团所持西藏旅行证件吊销，另由中国驻美大使馆发给官员护照。[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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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西藏商务代表团引发的中美外交纠纷，在美国国务院内引发了一场美国对西藏政策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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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8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Henderson，也译为亨德森）向国务院建议，鉴于目前亚洲现状，美国有必要反思其对西藏的政策。他特别提及，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就应该准备把西藏当作独立之邦来对待。[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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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the Far Eastern Affairs Department）的贝肯（Miss Ruth E.Bacon）女士向中国事务处石博思（Philip Sprouse）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就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建议进行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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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韩德逊（亨德森）建议的主张有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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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如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本土，西藏将成为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外蒙古已经分离出去。共产党在缅甸的影响很大，并且正在向新疆和内蒙古渗透。据此可以想象，西藏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均具有最重要意义。（2）如果西藏能够有足够的耐力来抵挡住共产党的渗透——新德里大使馆似乎感到它可以做到——那么，将西藏视为独立之邦而不是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将是有益的。（3）这个政府相对稳定，其人民生性保守且信奉宗教，由于同其佛教教义相抵触，他们倾向于反对共产主义。达赖喇嘛的权威已经远远超出了西藏范围之外，对于信奉喇嘛教的尼泊尔、锡金、不丹和蒙古人民均有影响。（4）现在尚不能断言——将来也很难断言——中国政府能够在西藏有效行使事实上的主权。（5）西藏人正在显示出它同外部世界建立起贸易和其他关系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乐于见到这些努力是以重视西方为目的的，而不是重视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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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韩德逊建议的意见，也有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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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认西藏的决定不仅涉及重新考虑我们的对藏政策，也牵涉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我们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一政策帮助中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并确立了大国地位。除非清楚看到中国陷入永久分裂是不可避免，或者考虑到我们同西藏有重大利害关系，否则我们不能放弃这一政策。（2）采取这样的政策反而会降低我们反对最近苏联分离中国北方其他地区行动的能力。（3）就苏联方面来讲，这样一种政策还可能导致其采取进一步行动，将西藏纳入共产主义阵营。（4）实际上，西藏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两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都非常有限，因为它地理位置遥远，其政府和社会制度都很落后……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这些实际措施的话，承认其独立也不能导致其同西方结盟……（5）究竟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实际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同印度有关，因为印度控制着西藏通往西方的通道。如果印度同西方合作，西藏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就会相当小。如果印度不同西方合作，利用西藏作为一个堡垒的困难就会大大增加。[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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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韩德逊（亨德森）再次致电美国国务院，强调，“如果共产党成功控制了中国……传统的美国西藏政策就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认为，尽管美国在西藏的经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但“一个共产党控制的西藏将对非共产党地区的南亚，特别是印度构成严重威胁”。西藏会成为共产党向印度渗透的极具战略价值的基地。[309]因此他建议美国国务院考虑与西藏地方政府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行性。韩德逊在这里所指的“传统的美国西藏政策”，即美国一直对民国中央承诺的“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政策。换言之，韩德逊认为，美国需要在冷战格局下，考虑改变这个政策，介入中国西藏。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就应该准备把西藏当作独立之邦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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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大陆地区迅速进展，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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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韩德逊致电国务卿艾奇逊（Dean G.Acheson），建议美国政府“派送一个使团入藏，不迟于9月1日到达拉萨”。该代表团应由重要且外交经验丰富的美国人率领，其他成员也都应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他甚至建议，可以在拉萨“留下一小部分人”，无限期住在那里。[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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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也就是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进行驱汉事件的当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Stuart）从南京致电艾奇逊，同意派遣一个小型使团进入拉萨。电报指出，广东政府负责西藏事务的机构已不存在，在与中共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他们同意任何意味着认同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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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28日，艾奇逊致电韩德逊，决定对西藏采取新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要在西藏建立一个落脚点。美国政府当时已经开始倾向于“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312]并开始考虑使“西藏独立”的可行、合法、永久的根据，这表明，美国内部在西藏问题的对策上发生了变化。但总体上看，美国此时的西藏政策尚未定型。美国一方面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在法理上拥有的主权，另一方面也试图继续对西藏地方保持一种“友好的姿态”，根据需要，随时介入“西藏问题”之中。这种政策和策略，即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也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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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交部关于拟调整藏务之意见》（1944年底），“藏案纪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案，172-1/002/0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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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设计局：《战后蒙藏政治设施方案》（1945年9月8日），“蒙藏政治设施方案”，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案，172-1/0001/0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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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格桑泽仁（1905～1946），西康巴安（今四川巴塘）人，藏族。曾任刘文辉第24军边务处参谋、班禅行辕翻译、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藏事处处长、《蒙藏周报》副社长。1931年底被中国国民党任命为西康省党务特派员，率领一批康藏青年返回西康巴安，提出“康人治康”的口号，自任为西康省防军司令，因同刘文辉关系紧张，遂于1932年返回南京。后历任军委会中将参议、第4届国民参政员、中国国民党六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1946年6月病逝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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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议员格桑泽仁对于边疆自治问题建议书》（1945年9月5日），“蒙藏政治设施方案”，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案，172-1/0001/0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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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交部对格桑泽仁建议书的核议意见（1945年12月22日），“蒙藏政治设施方案”，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案，172-1/0001/0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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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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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良鉴致蒋介石呈》（1945年12月6日），“西藏政情”，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1044.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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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即《烟台条约》，该约设有准许英国人入藏探察路线的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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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蒙藏委员会就改订新约时关于西藏问题之意见》（1942年10月31日），“废除中英关于西藏之不平等条约”，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案，172-1/0011/0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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