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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同时也向英国政府提出交涉。中国驻英使馆派段参事会晤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司卡雷（Peter Scarlett），表示，如该团申请赴英签证，英国领事馆应令其呈验中国护照，否则不予签证。但司卡雷告知段参事，该代表团早在南京时就已从英国驻华大使馆获得赴英签证。司卡雷声称其本人并不知情，“仅于数月前西藏商务考察团甫抵印度时有来英之意，经其向主管司查询后，复告段参事以该团在南京时已由英大使馆予以签证”。段参事当即“责以英大使馆不应签证”。但司卡雷辩称“英外交部主管签证人意见，以英国惯例对于国籍不明者，如请求签证，不需当地政府之护照，只须其本人之宣誓书（Affidavit）即予以签证”。段参事当即驳复道，“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绝非国籍不明者可比”。司卡雷无言以对，仅表示歉意。[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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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外交部认为，英国外交部“未述明此项签证是否曾经英外部核准”，遂由叶公超次长约晤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提出若干问题。（1）西藏商务代表团赴英签证是否由英大使馆给予？如然，是否曾经伦敦英外交部核准。（2）该项签证系给予该团何人？于何日给予？属何种类？有效期为何？是否加签于西藏当局所发之旅行证件上？（3）对于西藏当局所发旅行证件核给签证，是否为英方既定办法？过去有无此类情事？在得到相应电复后，叶公超遂向英国政府表示不满，并重申了中国政府关于西藏主权的一贯立场。[262]此后，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亦向英国外交部交涉，指出，英国驻华使馆此举“有违外交通例，且有蔑视中国在藏主权之嫌”。其向英方强调，西藏为中国领土内之一自治地方，藏当局无独立办理外交之权，其所发旅行证件不能替代中国政府所发护照，此次英驻华大使馆之举动，中国政府至为诧异，此举是否系表明英国政府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的立场有所变更？郑天锡同时向英方递交备忘录，重申了叶公超向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所述之三点，[263]并要求英国政府扣留西藏商务代表团进入英国国境的签证，直到他们出示中国护照之后才允许其入境。同美国国务院一样，英国外交部承认驻南京大使馆在西藏“护照”上签证是一个“技术性差错”，并通知驻华大使予以更改。[264]这表明英国政府决定不承认西藏人自己颁发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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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商务代表团在英国遇到了比在美国更大的困境。如前所述，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希望西藏派代表团来英国，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会使本来已经矛盾重重的英中关系雪上加霜。特别是此时英国已经从印度退出，英国政府对于提升西藏国际地位的兴趣锐减。英国外交部指示驻纽约总领事说，“我们急切渴望避免由于西藏人来到我国而同中国大使馆产生这类不必要的麻烦”。[265]1948年10月，当西藏商务代表团计划乘船去英国时，他们在南京英国大使馆得到的签证已经过期。当他们去纽约的英国领事馆申请新签证时，负责签证的英国官员声称，接到伦敦有关部门的指示，西藏商务代表团使用的西藏“护照”将不用英国签证处的正规签证图章予以签证盖章，建议他们签名同意“以口供证词代替护照”，即在签证上附一份口供证词。[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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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商务代表团拒绝这样做，他们以取消英国之行相要挟。夏格巴致函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表示，他们此行目的“在于寻求改善和发展”同英国商务关系的可能性，并向英国国王、首相、外相和商务部转交达赖喇嘛和西藏噶厦的信件。但由于纽约的英国签证官员拒绝在西藏噶厦发给的“护照”上签证，代表团决定取消访问英国的计划。[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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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衡利弊之后，英国人妥协了，英国外交部认为，“假如‘代表团’心情沮丧地返回西藏的话，这将是政治上的最大不幸”，将会使英国失去同西藏接近的机会。[268]于是英国方面又耍弄了个花招，即将过期签证上的“3个月”（three months）改成“9个月”（nine months）。在夏格巴后来出示的签证上，改动的痕迹清晰可见。外交部认为，这样做既可以让西藏商务代表团持西藏“护照”进入英国，又不违背英方向中国政府做出的不依据西藏“护照”签发新签证的承诺。[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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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商务代表团于11月20日由法国进入英国后，麻烦接踵而至。英国外交部曾经打算不给西藏商务代表团以官方规格的接待，但由于英联邦关系部（The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的坚持和原锡金政务官古德的说服，英国外交部最终决定按官方代表团来接待。外交副大臣梅休（C.Mayhew）代表外交大臣接见了代表团。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司卡雷事后告诉中国驻英大使馆，该团访问外交部“完全系拜会性质，仅作寒暄语”，并说“嗣后该团如与英外交部谈及任何问题，当以内容告知”中国大使馆。11月29日，梅休约见郑天锡，告知该团拟谒英首相及英国王，“英方有意予以接见”。郑天锡当即提出交涉，告以“如该团晋谒英当局，应由中国大使馆派员陪往”，表示，对英政府此举“殊感不解，请英方打消单独接见之意”。梅休称，“英国当局接见该团，并无任何政治作用，英国向承认西藏为自治而在中国宗主权下，此政策至今不变”。郑天锡当即表示不满，并指出，“早知该团以商务为名，实欲作政治活动，故愿英国政府考量利害，接受我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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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获悉此事后，立即电令郑天锡设法阻止。“如藏团尚未往见英首相及宫内大臣，而英方仍坚持予以接见，希即力向英方交涉，必须由执事陪往引见。”外交部并援引该团在美拟谒杜鲁门总统，因顾维钧坚持须由其引见，该团故而作罢之例子，要求郑天锡坚持交涉。[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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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西藏商务代表团还是拜谒了英国首相艾德礼。梅休后来解释说，这是一次“非正式的拜访”。[271]宫务大臣张伯伦（Lord Chamberlain）亦代表英国国王接见了夏格巴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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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政府同西藏商务代表团接触是相当小心的，他们对于代表团提出的“西藏独立”之主张不予明确支持，认为西藏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他们拒绝同代表团讨论政治问题；他们公开宣称首相同代表团的会面是非官方性质的，以防止激怒中国政府。在经济方面，英国政府并没有满足商务代表团的要求，拒绝向西藏提供任何货币贷款，仅仅答应说服印度政府，对西藏予以支援。西藏商务代表团因此感到十分沮丧和不满。[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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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亦有情报显示，“夏古巴等在英确有洽购军火情事”，但对于双方任何协议及订购数量、种类均无了解。[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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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代表团于12月10日离开英国。西藏商务代表团在英人的蛊惑下组团、出国，并游说几个国家，均没有达到目的，尤其是该团在英国的活动几无所得。可以说，在试图获得出访目的国将西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对待上毫无结果，与黎吉生、夏格巴合谋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这与前述的英国二战后对藏政策自身的矛盾有关，也与民国政府比较强硬的态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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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五节 美国介入中国西藏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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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密使访问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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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政府一直将西藏视为其势力范围，排斥其他国家染指该地区，所以，在二战爆发前，除了传教士和探险家外，很少有美国人进入这块美丽而神秘的地区。[274]美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是在20世纪初期。1908年，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也译为威廉·伍德维尔·洛克希尔），在山西五台山见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请求美国帮助他设法返回西藏掌权。柔克义除了表示同情外，并未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这时的美国对远东和中国奉行的是“门户开放”政策，对遥远的中国西藏地区还没有伸手的力量。奉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承认中华民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或宗主权，并不认同英国控制西藏的侵略与控制。1913年，美国因为不满英国、俄国和日本将承认他们在西藏、外蒙古和满洲的特殊权益作为他们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先决条件，于3月20日退出六国银行团，并于4月8日率先承认民国政府。[275]同时，美国政府也私下批评朱迩典反对中国政府进军西藏的做法“没有道理”。[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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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后，美国不满巴黎和会后日本在中国的独霸地位，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邀请9国重新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英国十分担心美国会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取消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在西藏问题上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于英国在西藏的利益不利。所以，当英国外相寇松获知中国拟决定将藏事谈判推延至华盛顿会议后，立即于8月26日召见中国公使顾维钧，提出了“英国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并口头告诉顾维钧，如果一个月内未能重开谈判，英国“即与自治之西藏直接商订协约”。[277]为了抵制英国强迫中国政府重开中英藏三方会谈，北京政府曾有利用华盛顿会议保全西藏领土之议：“藏案原有华会后续议之说……国内舆论，以藏为领土载在约法，华会又有保全领土之约，对藏宜利用新机会，另辟新途径，设法取销政治争点”。[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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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英国落井下石，加紧了对藏东南领土的侵犯，而美国国务院则一直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国民政府为此拟定了“我对藏之立场与举措，宜随时取得美国朝野之同情”的政策，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当时，美国政府对所谓“主权”与“宗主权”之间的细微差异不感兴趣，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1942年7月3日表示，美国对中国政府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任何疑问”。[279]为此，英国政府先后于1943年4月19日、7月22日和8月28日三次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但美国国务院于1943年5月15日向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递交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始终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一直宣称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的宪法也把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之内。本国政府对于这些（主权）要求从未提出过疑问”。[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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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20日，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作战会议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公然指称，中国“集中队伍，准备进攻西藏……使该独立国家大为恐慌”。作为英国最高行政领导人，公然称西藏是“独立国家”，引起与会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的愤慨，他当即向丘吉尔严正指出，“西藏并非首相所谓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皆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281]据宋子文向蒋介石密报，对于丘吉尔这番谈话，罗斯福总统于21日对宋子文说，“丘所言殊不得体。”[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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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英国外交部官员克拉克和驻华参赞包立本（Authur Blackburn）访问华盛顿。其间，他们与英国驻美大使馆公使桑萨姆（Sir George Sansam）一道同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贺百克（Stanley Hornbeck）讨论了西藏问题。美国官员明确表示不赞成英国政府在其有关西藏地位的备忘录中所持的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贺百克援引了宋子文“西藏问题是如此之小，不应该让它在我们中间出现并影响中英之间的友好关系”的话告诫英国人，并再次重申同意“中国声称的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英国当时非常依赖美国的援助，因此，不得不改变其对西藏的政策，以避免被美国指责为“在中国边疆地区怀有帝国主义的图谋”。[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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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太平洋战事的需要，中国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也开始对西藏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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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0日，在美国的宋子文电告蒋介石：“美情报局近拟酌派人员，前往我国内地、青海、甘肃、西康、陕西、四川一带旅行考察，归史梯威（史迪威）将军节制指挥，请文准予发给许可证。惟推想，此类人员，名为考察农村，实为政治侦探性质，若任其深入腹地，滋弊滋多，将来报告，难免不实不尽，淆乱听闻，于我对美工作，必多窒碍。……文已告以既归史将军指挥，应由史氏在渝直接办理。如有人向钧座请求，亦以婉辞拒绝为宜。”[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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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修筑一条穿越西藏通往中国的公路的计划被提出来后，新成立的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派遣情报官员前往西藏的要求，他们的任务是秘密勘察那里的地形，因为在美国的军事地图上，西藏还是一片空白。1942年5月12日，罗斯福总统批准了这个代号为FE-2的“穿越印度赴藏行动计划”，该项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穿越西藏，进入中国重庆，了解藏民态度；寻找朋友，发现敌人；绘出战略目标位置，对将来可能开展行动的藏区进行测量”。[285]美国国务院在1942年夏天批准派遣两名军官从拉萨出发，前往中国内地与史迪威将军会合。美国政府最先通过在美国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做出安排，没想到遭到宋子文的拒绝。于是，美国国务院又请重庆方面予以协助。1942年6月，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向西藏噶厦交涉，请求他们允许两位说不出名字的美国人经由西藏前往中国内地，西藏噶厦断然拒绝。美国战略情报局只得请美国驻印度大使出面，请求英印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商洽，让他们允许两名携带着罗斯福总统信函和礼品的密使前往拉萨。[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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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名美国密使就是美国战略情报局上尉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 Tolstoy）和中尉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托尔斯泰时年39岁，是俄国贵族后裔，“热情奔放、有魅力、不乏自信，这些品格……有助于他与拉萨的神秘喇嘛朝廷打交道”；多兰34岁，“能用藏、汉文作诗，精通佛教”，1932年和1934年，他曾率领探险队在藏东北和青藏高原搜集过大量动物标本。[287]不过，美国人既没有向英印政府提及他们先前曾向中国人求助的事情，更没有透露他们两人的真实意图是要通过拉萨取道前往中国内地。英国驻拉萨使团负责人卢德洛向西藏外交局保证，这两名美国人将会从印度返回，于是，他们得到了邀请。[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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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托尔斯泰和多兰抵达新德里，在那里停留了3个月之久。9月底，拉萨当局同意两人前往，他们10月初动身，行前，得到了史迪威将军的祝福。在亚东，他们受到西藏亚东总管邦达养培的热情款待。随后，他们从亚东、帕里、江孜一路跋涉，于12月12日抵达拉萨。12月20日，年仅7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召见了他们，托尔斯泰呈上了罗斯福总统的信、罗斯福亲笔署名的照片和一块价值2800美元的金表。达赖喇嘛回赠托尔斯泰4幅“极昂贵、漂亮的宗教唐卡、一套金币、一帧达赖喇嘛画像”。由于罗斯福爱好集邮，托尔斯泰还通过擦绒要求噶厦送了全套西藏邮票。托尔斯泰一行还作为噶厦的特邀嘉宾，在拉萨度过了1943年2月的藏历新年。[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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