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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美〕约翰·肯尼思·克瑙斯：《冷战孤儿——美国和西藏为争取生存的抗争》（内部资料），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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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第557、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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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President Roosevelt to the Dalai Lama 1942，China，pp.62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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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美〕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第294～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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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FRUS，1947，Ⅶ，Tibet，The Charge in India（Merrell）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India（Merrell），pp.58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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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FRUS，1947，Ⅶ，Tibet，The Charge in India（Merrell）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India（Merrell），p.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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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Melvyn C. 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 57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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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外交部次长刘师舜呈蒋中正对西藏代表团夏古巴等由港赴美后处理情形》（1948年9月17），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政治：边务（二）（0020000004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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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顾维钧回忆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8，第408～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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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外交部致顾维钧电（1948年7月18日），“西藏派商务考察团赴英美等国活动”，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案，0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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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Melvyn C. 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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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Melvyn C. 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 60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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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ew Delhi，April 12，1949，FRUS，1949，Volume Ⅸ，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GPO，1974，p.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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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ew Delhi，July 2，1949，FRUS，1949，Volume Ⅸ，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 D.C.：GPO，1974，pp.1076-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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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anking，July 8，1949，FRUS，1949，China，Washington D.C.：GPO，1973，p.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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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FRUS，1949，Ⅸ，Status of Tibet，Memorandum of the Ambassador in India（Hender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pp.1066-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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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八章 民国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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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处理西藏事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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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政府处理西藏事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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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然而，民国伊始，国内政局动荡，国外挑拨离间，新生国家面临着分裂的危机。鉴于此，民国历届政府对外坚持国家统一，对内巩固中央权威，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艰难而又有效地维护了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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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政权机构仍沿清制，最高政教领袖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达赖之下设噶厦和译仓，班禅之下设堪布会议厅（简称堪厅，藏语称“囊玛岗”），两者共同负责办理日常政教事务。同样，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和治理也基本沿用清制，对西藏事务的处理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政权是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权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实践上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从法律上重申和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二是中央在西藏设置管理机构，派驻管理官员，西藏实行高度自治，但外交归于中央；三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必须由中央册封才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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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孙中山在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就职宣言书中，主张成立一个“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多民族共建的中华民国。不久，在其主持下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明确宣布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地位在新政权中以宪法形式确立起来。袁世凯接替孙中山的职权后，对西藏地区同样非常重视，在《中华民国约法》中，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原则主导下，西姆拉会议决议和“麦克马洪线”被视为非法。以后的中央政府虽更替频繁，但都恪守和奉行了这一原则，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包括西藏的中国国土及其区划“非以法律不得变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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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局势错综复杂，孙中山任职时间短暂，除从法律条文上重新确定西藏的地位外，未及在行政上有所举措。袁世凯及其后的北京政府，继承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和民族平等的原则，在处理西藏事务上，沿袭清朝前例，任命驻藏办事长官，设置专门机构，行使治藏职权，宣示中央权威。1912年5月9日，原清政府驻藏新军统领钟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西藏办事长官”，年底，钟颖回到祖国内地，北京政府改由陆兴祺继任，行使前朝驻藏大臣的权力。在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的同时，北京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处，管理一切蒙藏事务。蒙藏事务处隶属内务部，后因蒙藏事务繁巨，同年7月，被改为蒙藏事务局，直属国务总理。两年后，又因蒙藏幅员辽阔，事务繁杂艰难，北京政府将蒙藏事务局升格为蒙藏院，直属于大总统。从蒙藏事务处到蒙藏事务局，再到蒙藏院，中央政府对西藏事务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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