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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认为亟需弄清的最重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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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康同印度国界。外交部指出，“查康印国界并未依约划清，实际情形久不得知”。英国人“认为我国地界应至距察隅2日程之瓦弄、马依地方”，而交通部中印公路查勘队亦报告，英国出版的地图“系以瓦浪为国界”，此与“他图所示者，相差甚远”。因此，外交部强调：“察隅以下至印度边界一带，盖为野人老洪族[77]散居之地……属英属我，殊为茫然，皆应确实调查，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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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察隅地区的实情。外交部认为：“察隅虽在康境，但始终在藏方控制之下。其地政治、军事、社会诸般情况，殊为隔阂。”尤其是那里的藏人“对汉人甚为疑忌，不易进入”。交通部中印公路测勘队和邮政总局为了开辟中印公路和邮路，曾经派出人员化装成藏人入藏勘测，“途经该地，对于当地情形颇为熟悉”，因此，外交部要求各部门派员前往察隅调查，了解那里的实情，以便“集思广议，筹划加强控制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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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印军队的活动情形。由于英军入侵察隅一事“传说甚盛，然各方情报颇有分歧”。“历来英人经营康南，及最近入侵察隅，实际情形究竟如何，似应切实调查明白，不应仅赖各方风传”，因此，派员深入察隅进行实地考察，取得向英国交涉的依据，非常关键。[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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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政府的调查开始较早。云南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史华派德钦设治局长王伯敷和阿墩子独立营第一连连长徐晋先调查此事。王伯敷的调查不够深入，其只是向去过察隅的云南商人了解了一些情况。其电称：“经密传曾赴察隅商人究讯，据称去岁（1943年）12月，英官萨地亚县长八拉士及英军官1员率印军30余人、背夫40人曾到察隅逗留一周，并派野人由印度托洛岭修路至距察（隅）4日程之菊拉米隆，及后又向察隅地方官定界，谓英界应达距察（隅）2日程之瓦朗一带，不待地方许可即在瓦朗修筑营房。察隅地方官得知，召集民兵将该英人等驱逐出境。至筑建机场公路地点，似在康印未定界区域以内。”[79]徐晋先亦是通过一位名叫李与九的阿墩子商人了解情况，李与九赴印度经商，于1944年8月取道萨地亚，经察隅回到云南。据报：“察隅过江至打起卡[80]，有人户30余，打起卡至哇浪[81]则仅有2户人，英人来哇浪村下坝筑一兵房，范围可容百人，惟仅墙脚砌成，即被藏方土官将英人驱逐出境，并将墙脚消毁。再由哇浪顺江下10里，过小河，有一大石（藏人认为交界地），石上刻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等字，汉文下，尚有英文，惟不知所云。至机场建筑一语则未之闻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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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政府报告说，“因近来藏方对汉人入藏极为注视，往往被阻，诚恐有劳无功”，如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秘书华记天，多年驻藏并悉藏文藏语，1944年10月间拟由德钦入藏，“仍被藏境土官挡转，现住德钦，无法前进”，所以，无法派员前往调查。[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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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的调查报告于1945年8月完成，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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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据报去年有英官二员率士兵三十余名到杂瑜，声言系来勘路，在瓦弄筑屋数间，并言瓦弄乃英国领土。经杂瑜协敖布拉与之辩论，至飞报昌都请示，该英人等未得藏方回文，即行折回印度。去年冬间，有英官率士兵百名（声言三百人）又到瓦弄修筑营房，悬挂英国大旗两面，并指瓦弄之居民数家为其属民。旋又将戛火之居民三家，甲格居民一家收为其属民。该英官土民呼之为“八拉斯”，雇佣西藏通事（喇嘛）二名，珞巴通事二名，纳轰族通事一名。数月来，该英官与西藏通事随时上下于瓦弄杂瑜间，与当地协敖交涉。藏人在该处仅有协敖（区长）一名，及桑昂曲宗（科麦县）僧俗县长之管家各一人，税官一人，炮兵排长一人与之交涉，交涉内容似为谨争执瓦弄主权。藏方从未派大官前往勘查。至于珞瑜河区内因山岭陡峻，河谷深邃，绝少开阔地带，仅在南距瓦弄三日之结拉建有竹篱之茅屋十五间，驻有英兵十人。又西南距结拉二日之四郎公建草房数椽，驻有英兵五人。再西三日程即至珞瑜与印度交界之突郎林有房屋七八间，驻有英人三名。突郎林为珞瑜至萨地亚之捷径，亦为中印两国分界之天然分水岭。英人为修筑至杂瑜之公路，因该山坡度太大，自去年起已循山麓沿珞瑜河兴筑路基。至拟在瓦弄建机场之说系为英方之宣传，所有沿途驻军皆从事垦殖，蔬菜、粮食一年后即可自给。瓦弄地势开阔平坦，如建机场，亦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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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据报：察隅三日程瓦弄地方驻戍印军五十名，英官一人，大有觊觎察隅之势。又印藏边境绒米宗、勒朗宗两地系阿渣腊民族，性情犷悍，不服藏方之管辖，专受英人利用。本年正月间，藏政府新委一堪布到彼处任事，因与寺内管事不睦，致遭杀害。当即派兵前往惩办，而管事已赴印度向英政府求援，暗中许可协助，并将驻当地藏官一律驱逐出境。藏政府敢怒而不敢言。[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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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侵占察隅后，蒋介石命令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查明具报。刘文辉遂派员化装前往密查，制成“巴安至夺然工路线略图”及“巴安至夺然工路线略图说明书”各一份，呈交国民政府。[85]地图和说明书对于从西康巴安（今四川巴塘）经过察隅、瓦弄至印度夺然工（即萨地亚）的交通状况、察隅地区实情、英印军队活动情况等均有详细的报告。尤其重要的是，以往中国政府就英印侵犯中国西藏东南领土问题同英国交涉时，英国政府往往要求中国提供中印边境详图，中国政府拿不出来。而西康省的这份略图和说明书为中国政府向英方提出交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于是，蒋介石命令外交部“查照参考并相机向英方提出交涉”。[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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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科长左仁极奉命，亦于1945年4月派出祁德茂为调查员，由昌都出发，前往察隅进行调查。由于祁德茂化装成藏人同藏族商人一道前往，深入珞隅地区，得到第一手资料，故该调查报告的价值也很大。[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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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六日仍循狢曲（狢渝河）西岸南行，已入狢渝野人区。野人住高山上，路极狭窄，尤多竹林杂木，遇有野人十余，为英兵负米、山芋、衣服等物，有一头人押运。是晚宿折几须[88]，有草屋七八间，四间为来往英兵及夫役住宿，四间则备商旅住宿，不准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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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八日仍沿河南行，路又崎岖，下午至四郎公[89]，为一周围一二里之平原，地上竹木为野人伐尽。据野人谈，系准备建飞机场者。小阜上建有兵房六间，驻有英兵三十人，有了望台一座，一英兵立台上，负枪持望远镜，监视行旅。行旅到后，须至英官处验护照。各英兵自行修路栽树。吾人则宿于距兵营二里外之草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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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越一大山，即为狢渝与印度交界之曲孜，居民为印度之阿桑族。曲孜河为狢渝与印度之天然分界，过大桥即有印人十余家，皆为洋房，有英兵三十余人驻守，检查护照。”[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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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蒙藏委员会昌都调查员继续调查，拟定《英人侵略洛渝并进窥察隅及波密两区真相报告》一份，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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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年英方派尼泊尔籍兵士三百名，及印回、纳轰两族民工各三百名，另雇有西康逃民百余，共一千人，修筑由阿桑（即阿萨姆）东端绕突郎拉山嘴循洛渝河右岸（原路须越突郎拉山，因山高改道）经阿娃拉、木空、甲米林、巴贡、瓦地……以至瓦弄之公路。于洪水涨泛前，已修至甲米林，并已通车，约占全线三分之一强。刻两季已过，又已复工，明年通至瓦弄，所有桥梁，皆用钢铁架设，并有压路机十二架往来工作，路基颇坚。去年戍路之英军，闻将调回本国，真正英人则只见督导路工之高级官二员，即驻瓦弄之士兵，亦为印回军队。……又瓦弄对岸之德业及达巴两村人民，因不堪藏人虐政，且受英方诱致，已往投降。故英人除占洛渝东端纳轰族居地外，实又霸去察隅之瓦弄、德业、达巴三村，兵营设于瓦弄飞机场，因两面山高，不易盘旋降落，故由飞机空投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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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年又在波曲河（地图为丹巴河）以东地势平缓处，自南向北同时兴筑公路一道，拟直通波密，工人一千八百名，亦有高级英官两人任督导，发放工资给养等。其中工程师、测量员、监工皆为印度之棒噶里族（Bengali，孟加拉族）。该路在洛渝境已有八站通车，距白马岗尚有七站，各站地名因皆为荒野，不能记述。闻此路亦定明年竣工。……今年筑路东段已有纳轰族民工参加，西段虽不能征召野人作工，但有若干野人头目著英人所赐五彩眩目之衣服，负保护筑路工人责任。[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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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云南省、西康省、外交部和蒙藏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以及地图，英印军队侵占中国察隅领土，在瓦弄及其以南地区修建营房、公路和机场，驻军、征税、征用民工、擅自竖立界碑等事实已经非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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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述调查报告多次提及的界碑问题。在云南阿墩子徐晋先连长、西康省的《巴安至夺然工（萨地亚）路线略图说明书》和外交部“英人进侵康境察隅案节要”等报告中，均提到由瓦弄顺江而下约10里处，即瓦弄和杂夺之间的路边，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的汉字，以及英文。当地藏人和土人均称之为“界石”，亦即中国和印度的“国界线”。“且石南树枝全向南方，石北树枝全向北方，或因风向使然，但土人则以为神异，疑为天然界限。”[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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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的报告多认为该石碑系英印政府官员擅自设立。“英官到察隅后，即向当地藏官要求定界，谓康印地界应定在距察隅二日程之瓦隆地方，擅在由瓦隆顺江下行数里过小河之大石（藏人认为康印交界处）上，刻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字样，汉文下尚刻有英文，土人不明其义，此殆即通传英人所立之新界碑。”[93]然而，英国档案中也有关于此石碑的记载。1940年和1941年，戈福雷和克罗斯在侵入瓦弄探测时，均发现了这块界碑。戈福雷认为该石碑“是中国人对谷地进行过仔细勘测后精心设置在那里的”；克罗斯向英国政府报告说，“门尼克莱附近的那块著名的石头已经划分了印藏边界”。他的报告还附上一张石碑照片以及一份刻在石头上的英文和中文碑文的梗概。克罗斯评论道：这块石碑象征着“中华民国领土与萨地亚边境地区无人管理领土之间”的边界。显然克罗斯还没有听说过“麦克马洪线”，同时也没有接受中国人所宣称的“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这一小片土地位于中国西康省而不是西藏”的论点。[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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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块界石到底是谁竖立的呢？石碑的位置离中印传统边界线究竟有多远呢？至少，目前还没有史料证明石碑为英国所立。因为戈福雷进入瓦弄地区勘察的时间是1939年，此前，还没有英国人抵达过瓦弄。而1910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波密地区平乱时，曾率川军进驻察隅，并派程凤翔领军千余人从白马岗（今墨脱）南下到日玛和瓦弄一带。[95]故该界石很可能为程凤翔所竖立，目的是为了阻止英国向察隅地区的扩张。而且，从直线距离上看，设于瓦弄南部的这块界石更接近于传统的中印边界线。[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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