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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5名：王泽邠、阿旺曲扎、汪有龄、胡钧、高鹭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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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藏众议院议员5名：一喜托美、王弌、康士铎、薛大可、罗桑班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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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5名：萧必达、霍椿森、王庆云、饶孟任、乌勒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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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藏众议院议员5名：方贞、江天铎、阿旺根敦、恩华、苏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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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5名：江聪、汤睿、吴蜀尤、方表、罗桑工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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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的40名参众议员中，不少人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入京觐见时奉命留京供职者，如扎希土噶、江赞桑布、罗桑班觉等人，也有清末九世班禅派往北京办理后藏事务者，如阿旺益喜等。他们“夙明大义，首赞共和”，以西藏地方代表身份直接参与了民国的政治活动。由此，在北京选出参众议员的举措，从而使帝国主义企图破坏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阴谋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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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初，袁世凯为清除政治对手而宣布解散国会，直到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才于该年8月恢复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这个时期，西藏有19名代表任议员，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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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议员：傅谐、龚焕辰、厦仲·阿旺益喜、巫怀清、刘文通、孙江东、巴达玛林沁、王泽邠、江赞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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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议员：王弌、江天铎、康士铎、恩华、一喜托美、罗桑班觉、阿旺根敦、方贞、石凤岐、萧必达[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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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届国会因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于当年6月被迫解散。后张勋复辟失败，政权落入皖系段祺瑞之手，其并未恢复国会，但组织各省代表组成“临时参议院”，在1917年11月10日到1918年8月12日期间，西藏代表罗桑班觉、厦仲·阿旺益喜、罗卜桑车珠赤、巫怀清出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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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段祺瑞政府拒不恢复国会，1917年7月，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于8月25日，召集到达广州的原国会议员召开“非常国会”，部分西藏地方代表参加，包括参议院议员傅谐、龚焕辰、巴达玛林沁以及众议院议员乌勒吉、王庆云。[120]尽管护法运动失败了，但仍然促使段祺瑞政府于1918年2月17日公布“修正国会组织法”，当中拟定西藏众议院议员7名，参议院议员6名，由驻藏办事长官会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遴选相当人员组织之。西藏地方选举会之选举由驻藏办事长官或蒙藏院总裁之。同日，还公布了“蒙古四部、西藏第二届参议院议员选举实施法”。经选举产生的新国会又称“安福国会”，其中的西藏议员为：阿旺曲扎、格勒索巴，众议员为：巫怀清、刘朝望。[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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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执掌政权，黎元洪再度出任总统。8月1日，国会第二次恢复。此期的西藏议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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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议员：龚焕辰、巫怀清、刘文通、巴达玛林沁、王泽邠、胡钧、李安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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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议员：王弌、江天铎、康士铎、恩华、霍椿森、饶孟任、江聪、方贞、石凤岐、萧必达。[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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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届国会，因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东山再起，而于1924年底再度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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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代表在京期间，不仅参与中华民国国会；在国会被撤销期间，他们还多次参与一系列与中央和国内政治命运密切相关的政治会议。袁世凯解散国会前后，西藏代表分别参加了1913年12月组织的“政治会议”和1914年3月18日至6月5日的“约法会议”。1925年2月，临时执政段祺瑞组织召开“善后会议”，此次，西藏地方两大政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也和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一样分别派出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政事，达赖的代表为顿柱旺结，班禅的代表是罗桑坚赞，陆兴祺的代表是朱清华。[123]罗桑坚赞还在会议上就军阀混战导致民不聊生，呼吁消弭战祸，提出实行五族共和，受到好评。[124]“善后会议”后，段祺瑞组织临时参政院，顿柱旺结、罗桑坚赞和楚称丹增参与其中。[125]此后的“国宪起草委员会”成立，自8月至12月，西藏代表王乐阶（班禅堪布会议厅秘书长）、棍却仲尼（即贡觉仲尼，时任达赖喇嘛派驻北京雍和宫堪布）参与了这个研究制定“国家根本大法”——“中华民国宪法案”的重要机构。[126]可见，西藏地方代表在京参与国家政事的积极程度，以及受中央政府重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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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国会是效法西方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而设立，议会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为立法机关、民意机关、制宪机关。尽管由于复辟和军阀派系之间争斗的影响，国会反复被撤销和恢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无法真正发挥其正常的作用。但是，西藏地方代表进入国会，仍然不失为西藏民众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参政议政的重要标志，说明西藏与其他各省一样，享有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一贯性，能对西藏人民在心理上起到不可低估的向心力和凝聚作用。[127]这些代表“竭力传播五族共和之大旨，解释从前西藏同胞之误会”，[128]因“办事均著有劳勋”，巫怀清被大总统奖以二等嘉禾章，罗桑班觉、阿旺益喜、罗卜桑车珠赤被奖以三等嘉禾章的荣誉。[129]西藏地方代表参加中国民国国会，在沟通和密切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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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藏地方代表参加制宪国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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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高度重视西藏问题，1928年，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下设蒙藏委员会，专门处理蒙古西藏事务。西藏地方也加强与国民政府的联系和接触，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和西藏达赖驻京办事处先后设立。国民政府承认西藏高度自治，《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120条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130]而作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保障西藏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的权利，1931年，《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施行法》规定，“西藏选出代表10名”；“以蒙藏委员会为总监督，其选举监督由蒙藏委员会就该地方高级长官中，派充之”；[131]《国民大会组织法》第29条规定：“西藏应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其名额如下：一、由在西藏地方有选举权人选出者十名。二、在其他省区内有选举权之西藏人民选出者六名。”[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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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5～1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达赖派出以贡觉仲尼为首的6名西藏地方代表参加；九世班禅本人在蒋介石的特邀下出席了会议。会议之前，前后藏曾在代表名额问题上产生争执，西藏驻京办事处“要求增加出席国民会议的代表名额，足征达赖喇嘛对西藏地位的看法”。[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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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原定1937年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后因抗日战争而未能如期召开。1940年，国民党六中全会又决议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要求6月完成选举代表工作。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旋即与噶厦就人选补缺变更等事项进行接触，基本确定出席国大代表人员，但当年国大仍未能如期召开。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迅速着手组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沈宗濂于8月23日即致电西藏噶厦，称“中央定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即藏历十月初七日，在首都开会”，关于西藏代表一事，“国民大会西藏原已派定代表十名，现查前派代表散居各地，且间有死亡，名额已不足数”，“深望西藏选派地位声望崇高、能以传达摄政即噶厦意旨之人，补充足额，前往参加，藉以增进中藏情感”，“一切费用，概由中央供给”。[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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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力促噶厦派员参加国民大会，但此时，因“英人近藉口外蒙独立，鼓动西藏仿效，并表示可首先承认”，锡金行政长官霍金森也向噶厦施压，力邀藏方前往新德里，西藏地方政府有所摇摆，多次开会都未作出决定，10月初，噶厦忽然致函询问国民大会是否延期，似乎有拖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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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少数英人仍在鼓吹和鼓动西藏“独立”，但是，英印政府明确表示，他们不能为西藏的独立提供任何军事支持和承担任何责任，最多只是利用外交手段帮助西藏维持自治。这让西藏地方当局大失所望。英国政府的表态，给沈宗濂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借此向西藏当局宣传国际局势以及英国在印度问题上遇到的麻烦，表示英国今后将无力支援西藏。因此，西藏当局只能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以寻求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问题的真正解决；并劝说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制宪国大。沈宗濂最终获得了成功，10月下旬，藏政府终于确定代表十人，以庆祝抗战胜利为名，以“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名义前往内地。代表团领袖人物两名：一是财政局长兼电报局长新升任的札萨（僧官），一为札萨古桑子（俗官），秘密开会讨论代表应向中央商请各项问题。[135]但此时，噶厦仍有所保留，因“恐三大寺堪布参加国民大会于彼不利……提出决定不准三大寺堪布赴渝”，并且背着三大寺堪布召开僧俗官员会议，决议“赴渝国大代表，应向中央报告全藏人民希望协助之意；并与英人仍保持英藏和好之关系”。[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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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印度总督霍金森得知噶厦决定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和慰问同盟国胜利之事后，一方面，力邀噶厦派代表赴新德里参加祝贺同盟国胜利的纪念活动兼游览新德里。另一方面，英国驻藏代表黎吉生“藉口所谓《西姆拉条约》提出抗议，认为该约规定西藏为独立国家，非经英方同意，不得参与任何第三国会议”。藏方面对英国的诘难，“难以固拒，允为一行”。[137]1946年1月，沈宗濂先行赴印度准备照料，藏方代表于2月中旬启程。沈宗濂遂与该代表团一起赴南京，先由拉萨启程赴印，后由印度乘机飞往南京。此行，沈宗濂还说服了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一同前往南京，此事在拉萨传开后，西藏地方政府和英印当局颇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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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代表一行抵达印度之后，英国驻印官员极尽阻挠其赴中央之能事，对西藏代表实行监视式招待，甚至有诱邀西藏代表赴英伦之企图。引诱不成，代表们至加尔各答后，霍金森假称代表因天热所患皮肤病为传染病，要其入医院或前往岗多，以阻止代表前行。其伎俩被代表们发现后，霍金森恼羞成怒，不予招待。这一时机被沈宗濂及时抓住，全面负责起代表团的起居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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