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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30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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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30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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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3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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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强俄巴·多吉欧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慰问同盟国和出席南京国民代表大会”内幕》,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4,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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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强俄巴·多吉欧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慰问同盟国和出席南京国民代表大会”内幕》,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4,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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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30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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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西藏国大总代表图丹桑批等呈僧俗官员全体大会要求西藏自治等九项呈文》,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号200000000A,档案号0592/1044.03-03,典藏号085007679,目录1,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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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西藏国大总代表图丹桑批等呈僧俗官员全体大会要求西藏自治等九项呈文》,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号200000000A,档案号0592/1044.03-03,典藏号085007679,目录1,第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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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西藏国大总代表图丹桑批等呈僧俗官员全体大会要求西藏自治等九项呈文》,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号200000000A,档案号0592/1044.03-03,典藏号085007679,目录1,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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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戴传贤呈与吴鼎昌张群刘文辉会拟处理西藏僧民大户呈请九项要求办法》,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号200000000A,档案号0592/1044.03-03,典藏号085007680,目录2,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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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张晋藩:《中国宪法史》,人民出版社,2011,第472、476、479、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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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戴传贤呈与吴鼎昌张群刘文辉会拟处理西藏僧民大户呈请九项要求办法》,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号200000000A,档案号0592/1044.03-03,典藏号08500 7680,目录2,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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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戴传贤呈与吴鼎昌张群刘文辉会拟处理西藏僧民大户呈请九项要求办法》,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号200000000A,档案号0592/1044.03-03,典藏号085007680,目录2,第4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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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戴传贤呈与吴鼎昌张群刘文辉会拟处理西藏僧民大户呈请九项要求办法》,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号200000000A,档案号0592/1044.03-03,典藏号085007680,目录2,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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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呈拟复西藏僧俗官员全体大会文稿》,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号200000000A,档案号0592/1044.03-03,典藏号085007681,目录3,第77~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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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请准拨发西藏代表来京返藏及在内地游历往返旅运等费》,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号200000000A,档案号0592/1044.03-04,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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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国民党组织部关于藏政府商讨对宪法有关西藏部分及出席泛亚会议之对策事致蒙藏委员会代电》(1947年2月13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30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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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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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忙于对日作战,东部沿海地区为日本所占领,自然无暇顾及西藏。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获胜的自信心似乎大涨,在西藏问题上投入了较多的关注。围绕打通贯穿西藏的国际交通线问题,中英间纠纷再起。实际上,由于西藏地区以驿运为主,运量有限,对于整个抗战大局来讲,其物资运输量实是微乎其微。但国民政府真正的意图,是要借机打通川康至西藏的交通线。国民政府深知,如欲彻底解决西藏问题,必须建立一条不经过印度的快速、直接的交通线,川、康、藏公路就是最理想的通道。国民政府积极交涉,试图让英国政府同意修建穿过西藏的中印公路。英国碍于盟国的面子,不便公开拒绝,表面上表示支持,但暗中又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出面阻拦。英国隐藏的动机非常明显,就是不让国民政府借筑路之机将其影响向西藏渗透。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亦十分清楚,西藏拒绝修路的背后有英印当局的支持,他们试图利用中国加入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机会对西藏宣示主权,这是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的又一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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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归来,发现英国在印度独立运动面前已陷入困境,料想英国无力去干涉西藏事务。英国政府对于蒋介石访问印度的动机,以及中国政府支持印度和英国东南亚殖民地战后实施独立的立场疑虑重重,认为中国企图在英国的东方殖民地策动独立运动,威胁英国的东方利益,然后控制西藏,因此,它力图在西藏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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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日作战及战时国际关系的影响,国民政府基本上屈从了英国政府的外交压力,没有对西藏分离分子采取军事行动,但在同英国的交涉中一直坚持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严正立场,并利用国际社会的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对英国施加政治、经济和外交压力,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1943年11月2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指出:“西藏问题为中英邦交之重大障碍。西藏本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与中国之关系,纯属中国内政,切盼英方根本改变其过去对西藏所持之政策。”艾登依然强调,“中国前既允许西藏完全自治,则英方之立场自以此为出发点”,王宠惠批评“英方立场妨害我国主权”,要求英方“放弃其不合理之政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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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虽然希图趁中日战争的爆发,将汉人的影响从西藏排斥出去,但由于同样的原因,无法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分离举动在军事或外交上予以公开声援与帮助。尤其是英国在亚洲殖民地出现的独立运动,使其实力大大削弱。实际上,由于印度独立问题的困扰,英国越来越无力顾及西藏了。在开罗会议期间,英方也认识到,西藏问题“如欲寻觅解决方案,当由中英双方同时重行考虑其所抱持之立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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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札为首的少数西藏分离分子恃有英印为外援,试图利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之际,策动“西藏独立”,但最终因国际、国内的压力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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