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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夏格巴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准备赴香港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就西藏的前途举行谈判。由于夏格巴一行所持的证件是西藏“护照”，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阿奇巴德·奈（Archibald Nye）考虑到西藏“是自治而不是独立地区这一事实”，对于是否给予他们签证没有把握。这个棘手问题，在英国外交部也存在激烈争论，一派认为，应当援引1948年西藏商务代表团访英先例，依据西藏“护照”颁发签证，或者应该就此问题征求香港和新加坡总督的意见。另一派认为，由于英国既没有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也没有完全承认它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无论在哪一种护照上签证都是不妥当的。但英国政府拒绝给予签证，其理由是“由于我们既定的长期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的政策所致。我们不希望给西藏人或中国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准备为西藏的独立作出担保”。伦敦政府意识到，夏格巴此行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希图用西藏“护照”获得英国签证，从而把英国承认西藏“护照”宣传为英国“承认西藏独立”。因此，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我们从来没有把西藏作为独立国家看待，现在也不会这样做。我们希望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同中国发生不必要的分歧和摩擦。”[7]这是一个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信号，表明英国在西藏政策上的显著变化。因为自1914年西姆拉会议以来，英国政府就仅仅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认为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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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政府拒绝发给夏格巴一行签证，西藏噶厦不得不寄希望于在印度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举行谈判。6月17日，夏格巴再次会见了阿奇巴德·奈，夏格巴问道，一旦拉萨和北京谈判失败，中国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英国政府愿意援助西藏吗？阿奇巴德·奈的答复是否定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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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格局已经形成的形势下，出于对中国遏制战略的考虑，美国对西藏的兴趣越来越大，并希望同英国一道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以抵御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6月中旬，美国国务院询问英国驻美大使：由西方列强向西藏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能否使西藏人抵御中国的军事进攻。与此同时，美国还向英国大使提交了一份非正式声明，宣称“由于英国一直很关心西藏，并且同印度有特殊的关系”，所以，它有责任向印度政府施加影响，使其“承担向西藏提供援助和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责任”。[9]对于美国的要求，英国立即表态予以反驳并诉说缘由。英国外交部要求驻美大使明确告诉美国国务院：（1）我们在增强西藏抵抗中国人进攻的能力方面无能为力；（2）我们过去之所以对西藏感兴趣，是由于其毗邻印度。现在英国在西藏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已经移交给印度政府，我们已不再向拉萨派驻代表了；（3）我们认为，干涉西藏的任何企图都将是徒劳无益和不明智的。我们在该地区没有任何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把我们同中国人搅和在一起是危险的。无论如何，我们在西藏问题上肯定不会同印度保持一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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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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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英国战后中国政策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恢复和保持英国的在华利益。这是英国对西藏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1947年，英国对华贸易总额为2000万英镑，其中对华出口额达1300万英镑。[11]至1949年，英国在华投资总额大约为3亿英镑，其中近2/3集中于上海。[12]英国在华投资多为工厂、矿山、航运、房地产、公用事业和金融保险业，一旦因西藏问题同中国政府交恶，就意味着英国在华企业的倒闭和破产。所以，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使馆同英印政府在西藏政策上一直存在较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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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英国希望战后继续维持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英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也十分巨大，据估计，1949年，英国在香港的投资总额约在1.56亿英镑。[13]香港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贸易前景十分诱人。国民政府战后一直在同英国政府交涉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因此，英伦政府希望英印政府能够在西藏问题上保持低姿态，以避免刺激国民政府。尤其是1948年以后，英国预测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将不可避免，英国朝野上下对英国能否继续保持在香港的统治感到悲观。尽管英国政府认为中共不会以武力强行收复香港，但任何刺激中共的举动都将会使得香港的前途出现变数，尤其是不愿意将西藏问题同香港问题掺合在一起，这是英国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保持中立的根本原因。正如皮尔早就明确预见到的，“就英国政府而言，能够利用西藏在香港问题上同中国讨价还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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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自英国于1947年8月退出印度以后，英国政府认为自己在西藏的游戏已经结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他们对西藏不再负有任何责任，涉及西藏的事务都让新独立的印度政府去独自承担。“火炬”已经交给了印度政府，西藏对于英国不再具有吸引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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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中国大陆必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新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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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素兰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5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491～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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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素兰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5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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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O，FO371/76317，Letter from the Tibetan Foreign Affairs Bureau，Lhasa，to Mao Tse-tung，2 November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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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RO，FO371/76317，Telegram no. 3462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Foreign Office to the United Kingdom High Commissioner in India，28 November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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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O，FO371/84461，A Telegram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High Commissioner in India to the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London，5 January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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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O，FO371/84465，Minute by J. L. Taylor of the Southeast Asia Department of the Foreign Office，26 January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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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RO，FO371/85567，Telegram from the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to United Kingdom High Commissioner in India，22 June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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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RO，FO371/84469，Report of Conversation with Shakabpa in a Telegram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High Commissioner in India to the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17 June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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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USFR，793B. 00/6-1650，Communique Enclosed with U. S.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16 June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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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RO，FO371/84469，Telegram from British Foreign Office to British Embassy in America，15 June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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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RO，CAB129/31，C. P.（48）299，Memorandum by Secretary of Foreign Office，9 December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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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RO，PREM 8/943，W. Strong to Prime Minister，29 July，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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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RO，CAB129/35，C. P.（49）120，Memorandum by Secretary of Colonial Office，23 May，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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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OR，L/P&S/12/4194，R. Peel to Caroe，6 February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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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tate Department，Foreign Relations 1950 VI，loc. Cit.，pp.365-366，Ambassador Douglas，London，to Acheson，20 June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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