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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启动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演进与变化，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直接的对抗之中，与美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影响了中国政治的最终走向。其中，国共两党走向内战的进程，与美、苏走向冷战的进程基本是一致的。美、苏两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考虑，各自支持了一方。1945～1949年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而国民党的所有对策背后都有着美国的影响。美、苏走向对抗的局面，坚定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走向对抗的决心和能力，加速了中国内战的爆发。正因为中国内战的爆发最后演变为人民解放战争，中国的命运由此走向一个崭新的方向，中国西藏地方的命运也由此将发生极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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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百年史的中期正好处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形势的大变化给中国整体也带来了大变化，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地方，必然随着全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正式签订，是西藏和平解放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政治主张实践的结果。协议是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一个文献，其主要内容正确回答并解决了中国与西藏地方历史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重大原则问题，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完全符合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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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1959年之前的西藏地区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由于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使西藏地方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曾经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非常黑暗的一页。大多数学者认为，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是随着奴隶制解体之后而逐步产生的。但是，这个历史过程在世界东西方的时间并不是一致的，大体上是在公元前就已经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的转变，但大约到公元10世纪，西欧农奴制度才基本形成。所以，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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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农奴制（或封建领主制）曾在人类历史上沿袭了上千年之久。据史料记载，西方的中世纪社会，在欧洲很多地区的农奴，生活在落后野蛮的压迫剥削之中，没有人身自由，毫无社会地位，也没有基本的人权，生活极端贫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农奴制逐渐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它对劳动者人身自由的禁锢，对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剥夺以及对劳动者人性尊严压制的反动本质被充分地暴露出来，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废除奴隶制或封建农奴制的革命运动。从世界范围来看，废除奴隶制或封建农奴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也是最伟大的自我解放运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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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也就是1948年12月10日，备受全世界瞩目的联合国大会，第一次通过了第217A（Ⅲ）号决议并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其中的第四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这一宣言原则的颁布，无异于向全世界仍然还存在的任何奴隶制（或农奴制）的社会地区宣布了最后的通牒。在中国的西藏地区，作为中国境内也作为世界东方最大的一个存在着封建农奴制的地方，在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中，必将面临一个彻底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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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肯定了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强调“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但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以极大的耐心、宽容和诚意，劝说、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但是，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在帝国主义势力策动支持下，面对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要求，根本反对改革，顽固坚持“长期不改，永远不改”，企图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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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西藏人民坚决平息了武装叛乱。与此同时，在西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新时代。这是西藏地方发展史上一场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西藏社会发展和人权进步的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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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西藏地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藏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员。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藏族人口达到459.33万，分布于整个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即现今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的部分地区。藏族分布的这种状况，是历史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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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一贯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多民族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一个普遍原则，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条件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1]“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省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2]所以，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原则，积极主张并具体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历史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特点，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有利于各民族互助互济，取长补短，在经济上形成整体优势，共同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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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与宗教问题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宗教政策。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经过各民族和各民主党派代表充分讨论和协商，一致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历史抉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集中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国家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载入了宪法，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4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的民族区域自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是吸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的新鲜经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不仅把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法律化，而且标志着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新阶段。2001年，根据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和民族地区的新变化，对198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修订和补充，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实际，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藏自和平解放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1956年建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9年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和稳定发展，于1965年9月成立西藏自治区，从此西藏地方走上了在祖国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康庄大道，这是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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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西藏地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发展。西藏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为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在“文革”运动开始之后很快就波及西藏。“文革”时期的“文攻武斗”在西藏也不可避免，西藏自治区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严重地干扰了西藏地方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造成了一些混乱现象和反革命暴乱。但是，随着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和中共九大的召开，西藏地方因处在边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西藏当地领导再三要求边境地区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制约了“文革”运动在西藏的破坏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西藏地方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和“批林批孔运动”之后，西藏对中央“文革”的指示大多都局限在传达文件方面，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日趋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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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完成了对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西藏在民主改革之后仍处于个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到来，为西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机会。中央在“文革”开始之前的1965年就批准西藏试办人民公社和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文革”期间，西藏农牧区逐步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西藏城镇本来就很有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文革”运动虽给西藏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西藏的社会经济在“文革”时期仍取得了不少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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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内地上山下乡运动、科技下乡活动，也影响到了西藏。西藏地区也有教育的“大跃进”、科技下乡活动和上山下乡运动。这些“文革”中的活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社会文化事业的正常发展，却带来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医疗卫生更加直接服务于西藏各族人民的结果，使西藏在“文革”时期的社会文化事业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持续发展。中国内地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西藏地区特殊的宗教信仰、民族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都使西藏各族人民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变得比较漫长，经历也比较复杂。具体说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潮阶段以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传播，还经历了1950年前的有限接触、1950年至1959年的间接传播、1959年至1965年的积极传播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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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西藏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也影响到了千家万户，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思想水平和政治认识，进一步推动了西藏地方的党建工作。当时，不仅农牧民家中悬挂毛泽东画像或绣像，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单位、生产厂矿的各族工作人员，甚至普通的孩子都在胸前别上了毛泽东像章。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深厚感情；不管西藏各族人民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多高，至少这种行为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普及到了西藏的家家户户，形成了西藏全区、全社会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成了当时很多西藏同胞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截至1974年7月1日，西藏自治区的党员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加了118%，西藏新的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党员。随着少数民族党员队伍的持续成长壮大，到1975年8月，在全区的党员中，藏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少数民族党员占63%，这更进一步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广泛传播。正是这些共产党人的模范带头作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普及，加之国际上美苏争霸和中美关系的缓和，使西藏社会出现了难得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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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西藏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探索。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多次强调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就会葬送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2月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意气风发地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在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的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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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基础上，组织全区各族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西藏实际相结合逐步进行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认真学习会议精神，认识不断深化，思想逐步统一，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下逐步走出了一条加快发展的成功之路。但是，由于西藏长期实行供给制的经济体制，广大农牧民缺乏商品意识，西藏的改革步伐难以迈进。为了帮助西藏地方全面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0年3月14日、1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确定了西藏地方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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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这场改革开放一开始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同时改革开放开始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逐步扩大到了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1980年3月以后，西藏虽然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执行西藏工作座谈会给西藏制定的方针和特殊政策，使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西藏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再加上连续3年（1981～1983）的自然灾害，使农牧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了严重制约。中央为使西藏社会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加快改善人民生活，于1984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的发展制定了方针政策，进一步放宽了政策范围，并对西藏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初步探索。同时，1984年8月19日，中央领导人胡启立、田纪云到西藏视察工作。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把西藏地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概括为“一个解放”“两个为主”，“两个转变”“两个长期不变”，并以此作为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中央于1984年10月23日以正式文件批转了该报告，认为报告提出的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建议及采取的措施，是对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补充和具体化，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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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开始，西藏地方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在中央先后召开第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指导下，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就。但是，由于西藏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保持社会稳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使西藏工作在国际、国内大小气候的影响下遇到一系列的特殊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来自西方反华势力的渗透和达赖分裂集团的干扰破坏。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把所谓的“西藏问题”作为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战略的突破口，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东欧演变，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就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了中国，把西藏作为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切入点，并把1959年发动叛乱、逃亡国外的达赖民族分裂集团作为在西藏制造骚乱的工具，支持其多次制造骚乱闹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秩序，给西藏地方工作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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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虽然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受到了西藏爱国僧俗的普遍欢迎和支持。但是，在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各界上层中仍有相当一批人对《十七条协议》半信半疑，甚至一些顽固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拒不承认《十七条协议》，或明或暗地抵制协议的执行和落实。因此，执行和维护《十七条协议》就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及驻藏机构和驻藏解放军部队、西藏爱国统一力量与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斗争的主要内容。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在中央的领导下，西藏军民不仅彻底平息了叛乱、实施了民主改革，并在1965年9月，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掀开了西藏社会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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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重要一环，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妄图借助“东欧剧变”的“有利形势”和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伺机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妄图实现其“西藏独立”的梦想。十四世达赖在国际上大肆进行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了肆意歪曲西藏历史和攻击中国政府的演讲，抛出了所谓的“五点和平计划”。第二年，尝到了一点“甜头”的十四世达赖，于1988年6月15日提出了所谓的“七条新建议”。在此基础上以达赖为首的民族分裂集团，试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频繁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向国际社会兜售其“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策略”，以争取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同时，还加紧与“疆独”、“蒙独”、“台独”以及“民运”分子的勾结，这是达赖集团实施分裂破坏活动的又一险恶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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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达赖集团扬言“控制一座寺庙就等于控制了共产党的一个地区”，妄图将寺庙变成分裂主义势力从事分裂活动的堡垒，西藏自治党委、政府在中央支持下，从1990年6月以拉萨三大寺为突破口，对69座寺庙进行教育整顿试点，1997年初在全区全面铺开。从1998年到1999年，西藏在全区范围内抽调干部，组成寺教工作组，对寺庙和僧尼分批进行了教育整顿，清除了一批混在寺庙里的分裂主义分子和不法分子，建立健全了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组织，积极稳妥地对寺庙核定额员，改变了一度存在的乱建寺庙、滥招僧尼的混乱状况。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粉碎了达赖擅自非法宣布“班禅转世灵童”的阴谋，圆满完成了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和坐床这一佛教盛事，基本上维持了西藏政治局势的稳定，从而提供了制定西藏进行跨越式发展战略的良好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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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先后召开的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新时期、新世纪初西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集中力量解决事关西藏经济发展和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了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了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这既是在21世纪全面推进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是必须实现的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的两大宏伟目标的基本要求。其实，这两大目标相辅相成，基本一致，即只有实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也只有长治久安才能为西藏持续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这是基于对西藏基本社会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后得出的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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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西藏地方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跨越。关于“现代化”的定义，目前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一般地说，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化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不仅是以科学技术革命为推动力，而且在实行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变过程中，必然对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进而引起全社会迈向文明进步的社会为基本目的，形成人类社会向先进文明的发展态势。在西藏地方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是在促进西藏地区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提下，现代化有“使西藏从原始的经济社会状态脱离出来以达到先进的文明水平”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西藏经济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从全方位、多角度赶上全国先进的发展水平，这也是西藏地方全面向先进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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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正当西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西方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尤其是他们把西藏作为搞垮中国社会主义的突破口，把达赖民族分裂集团作为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政局不稳的重要工具，在拉萨制造了多起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严重地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干扰了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为此，中央先后召开了政治局西藏专题会议和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局势和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确立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发展格局。至此，实现了西藏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伟大历史进程，这才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下，掀起了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一轮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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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民族地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藏地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二是西藏地区民族构成的特殊性，三是西藏地区宗教信仰的特殊性。在帝国主义者看来，西藏在我国有三个方面的薄弱环节：第一，由于历史、社会、地理等方面原因，西藏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于全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薄弱环节；第二，由于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远离内地，是中国国家安全方面的薄弱环节；第三，由于民族、宗教方面的特殊性，西藏是我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的薄弱环节。加上达赖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其政治集团的分裂活动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和影响力，正好可资利用。因此，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在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连连得手，“演变”的矛头转向中国，于是西藏问题就成为帝国主义“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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