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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研究西藏工作会议，实现了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接着于1994年和2001年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和“一加强、两促进”的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并做出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开创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为西藏在21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成为21世纪西藏工作的新起点。由于西藏地区地处“世界屋脊”，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恶劣，也由于脱胎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发展起点很低等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西藏的经济总量小、发展水平低，农牧业生产技术落后和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教育落后，缺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现代化发展程度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给西藏经济发展带来了光明前景，为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实现了西藏地方经济发展的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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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使西藏地区农牧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益大幅度提高，西藏地方农牧业和农牧区经济发展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西藏现代工业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带动西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建立起以优势矿产业、建材业、民族手工业、藏医药业为支柱，包括电力、农畜产品加工、饮食品加工制造等在内的富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给工业经济加快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社会文化事业和物质文化生活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尺度，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要想赢得进步和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物质文化实力。所以，西藏地方几个主要行业的现代化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昔日贫穷落后的面貌，为西藏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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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西藏的民族、宗教工作。在当今世界，民族是构成国家的主体，绝大多数国家都由一个或多个民族组成，而每个民族都是信教的，不信教的民族是不存在的，只是信教人数有多有少之分。所以，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存在民族、宗教问题。目前，随着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民族、宗教问题对世界各国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目前民族、宗教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最普遍、最突出的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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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比较集中居住的地区之一，除了藏族之外，还居住着汉族、门巴族、珞巴族、回族、蒙古族、纳西族、僜人、夏尔巴人等40多个民族。宗教在西藏地方有着久远而深刻的影响。西藏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而且是具有鲜明民族、宗教特点的区域。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字，当天下午毛泽东接见张国华时就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必须慎重稳进。”所以，民族、宗教工作在西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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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禁止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于是，我国开展了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识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工作。全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完成，恢复、更改民族成分和族称的工作于80年代基本完成，这就为执政党制定一系列民族宗教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实现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使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农奴制度、封建地主经济等众多社会制度下的各民族，共同携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由此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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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新型民族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平叛和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地方经历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并于1965年9月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它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从此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西藏地区的民族关系在先前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从1980年到2001年，中央连续四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加大了对西藏地方支援的力度，这是新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从1980年到2005年，国家对西藏的投资建设力度又进一步增强，国家对西藏地区的投资，使西藏地区在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制约方面得到了极大缓解。国家决定投资建设青藏铁路，一条“钢铁动脉”横穿“世界屋脊”，直抵拉萨，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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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西藏地方的投资与建设不仅带动了西藏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增进了全国各族人民与西藏各族人民的感情，进一步加强了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中央关心西藏，全国各族人民支援西藏地方建设，充分体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时期新型民族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在西藏地区的充分体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指引下，民族、宗教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民族之间呈现出从未有过的亲密关系，各族人民空前地认同伟大的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社会主义制度。从祖国四面八方进藏工作的各族干部、各类技术人员与西藏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和伟大的祖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创造了“人间奇迹”，一个文明、民主、团结、富裕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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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西藏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现代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除了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之外，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文化的全面繁荣，都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属于历史的范畴，每一个社会都有和自己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伦理道德等，都具有显明的阶级性、民族性和区域性。西藏地区和平解放，是西藏社会文化发展的转折点，从此西藏社会文化逐渐由传统走向现代。新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构成了西藏社会文化的繁荣局面。文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观念形态文化的发展是物质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同时又是制度文化的体现。西藏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全国社会主义文化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也是在自身社会制度发生变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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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内容，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所用。对于藏语言文字、文物典籍进行了有效保护和积极利用，对于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自由给予了充分尊重和保护，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给予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还大力开展了藏学研究，开发藏医藏药事业。西藏的和平解放，迎来了现代文化诞生和发展的曙光，也使西藏逐渐由传统社会文化走向现代社会文化。在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上，西藏的制度文化发生质的变化，物质文化获得巨大发展，精神文化也获得巨大的飞跃。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变化反映的是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变化。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文化发展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条件，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形成了新西藏新文化的浓厚氛围，改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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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教育、科技、卫生以及文艺事业等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教育从垄断式贵族教育转向普及性大众教育，使社会全体成员平等地获得了受教育的文化权利。在中央的关心和帮助下，西藏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奠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科学技术从落后走向先进，先进的科技进入西藏，并应用于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发展面貌，不断地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向现代化发展。卫生事业从简陋状况向建立系统的保障体系发展，在弘扬传统医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医学，医学学科理论与技术的应用，大大改变了西藏地区人们的健康状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进步。文艺从宫廷式向大众化发展，使文艺的权利归属于人民群众，由此人民群众的文艺积极性被空前地激发出来，创造出了辉煌的现代文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从此，现代社会文化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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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主改革摧毁了包括封建制度在内的封建农奴社会制度，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过程中，西藏依据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建立了新政权，逐渐确立了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新的制度文化。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新的法律文化。西藏新的法律文化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内容，它为新制度的确立，为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它既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标志，也是新西藏文化事业发展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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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以来，西藏新型传媒文化事业包括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为西藏社会的变革、发展与进步创造了舆论、思想和社会条件，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推动西藏社会走向了现代文明。新闻出版文化既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也是现代文化的内容。旧西藏没有真正的出版业。和平解放后，西藏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出版业诞生，在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西藏社会整体面貌的变化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并将新西藏以新闻出版的形式传播至外界，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的对外开放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国内外塑造了新西藏生机勃勃的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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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解放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西藏社会文化在社会制度发生巨变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遇，社会文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内外所公认，社会文化呈现出繁荣景象。在社会主义的新西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都得到了同步发展，文化成为各族人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各族人民充分享有了各种文化权利，有了新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成员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的标志。和平解放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西藏各族人民真正享有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过上了自由、幸福、充实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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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地方工作。西藏自治区是一个资源丰富、地广人稀、民族众多、宗教复杂且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地区，因而国际反华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觉得有机可乘，企图利用这种情况实现其分裂中国的目的，这就更加加剧了西藏问题的复杂化、长期化；同时也因持续百年之久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影响和地理环境的制约等因素，导致目前西藏与祖国内地相比在不少方面仍相对落后。鉴于此，自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从政策制定到经济援助，从中央领导的运筹帷幄到召开专门会议，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导，也有方方面面的具体安排部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连续召开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制定西藏的工作方针和确定对口援藏的政策，这就为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广泛的发展机遇、持续不断的发展后劲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它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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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开始新中国建设的新时代。在对待西藏工作方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充沛的革命精神、坚强的革命意志，为“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和“解放西藏各族人民”而兢兢业业、努力奋斗。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演变，为了尽量减少中国人民的战争损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适时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战略，并“以战促和”，高度重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和平谈判工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即使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以后，毛泽东也再三要求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凡涉及西藏的事情均需向中央汇报，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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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不仅亲自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伟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而且成为“文革”结束后带领中国大胆地走向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人物。因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以自信、开放的心态，与“达赖集团”保持接触，即使在达赖集团勾结国内外反华分裂势力发起骚乱的情况下，仍未关闭与达赖集团接触、谈话的大门，反映了中共中央通过谈话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态度；经济上，抓住时机，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使西藏开始走向了改革开放之路；在民族宗教文化上，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群众和寺庙的正常宗教活动受到切实保护，保障了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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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关于当前西藏工作的汇报。会议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立足西藏实际，综合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为西藏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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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研究西藏工作的重要会议。会议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围绕西藏的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明确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落实加快发展和维护稳定的各项措施，努力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在会上江泽民指出：决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决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在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中共中央都及时做出了重要决策。为了帮助西藏自治区解决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国务院决定继续对西藏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同时，中央还确定了由中央国家机关和中直企业以及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始实施“分片负责、对口援藏、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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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江泽民再次强调了西藏的重要性和特殊地位，指出：西藏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事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祖国统一和安全，也事关我们的国家形象和国际斗争。要求全党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大力支持西藏工作，增强西藏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维护西藏稳定和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是西藏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2001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世纪初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并指出：要进一步做好全国支援西藏工作，全国支援西藏是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要继续坚持“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办法。要求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要把西藏受援地区和部门作为本省市、本部门的一个特殊地区和部门对待，认真总结援藏工作经验，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促进发展和维护稳定等关系，援助的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和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通过援藏工作，有力地促进支援省市和受援地区的经济文化合作，增强西藏与内地的关系，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西藏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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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央对西藏工作的关心与指导，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投身西藏的现代化建设，谱写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辉煌篇章，为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增添了新的光彩。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上均实现了重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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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几代领导人和党中央都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对西藏的特殊关怀，是最大的相同点。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困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探索阶段，或者是民族复兴的攻坚阶段，虽然各个时期的中国国情不同，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领导西藏地方战胜敌对势力和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各个历史阶段中央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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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5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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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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