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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解放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西藏社会文化在社会制度发生巨变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遇，社会文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内外所公认，社会文化呈现出繁荣景象。在社会主义的新西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都得到了同步发展，文化成为各族人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各族人民充分享有了各种文化权利，有了新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成员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的标志。和平解放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西藏各族人民真正享有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过上了自由、幸福、充实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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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地方工作。西藏自治区是一个资源丰富、地广人稀、民族众多、宗教复杂且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地区，因而国际反华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觉得有机可乘，企图利用这种情况实现其分裂中国的目的，这就更加加剧了西藏问题的复杂化、长期化；同时也因持续百年之久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影响和地理环境的制约等因素，导致目前西藏与祖国内地相比在不少方面仍相对落后。鉴于此，自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从政策制定到经济援助，从中央领导的运筹帷幄到召开专门会议，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导，也有方方面面的具体安排部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连续召开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制定西藏的工作方针和确定对口援藏的政策，这就为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广泛的发展机遇、持续不断的发展后劲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它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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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开始新中国建设的新时代。在对待西藏工作方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充沛的革命精神、坚强的革命意志，为“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和“解放西藏各族人民”而兢兢业业、努力奋斗。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演变，为了尽量减少中国人民的战争损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适时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战略，并“以战促和”，高度重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和平谈判工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即使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以后，毛泽东也再三要求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凡涉及西藏的事情均需向中央汇报，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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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不仅亲自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伟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而且成为“文革”结束后带领中国大胆地走向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人物。因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以自信、开放的心态，与“达赖集团”保持接触，即使在达赖集团勾结国内外反华分裂势力发起骚乱的情况下，仍未关闭与达赖集团接触、谈话的大门，反映了中共中央通过谈话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态度；经济上，抓住时机，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使西藏开始走向了改革开放之路；在民族宗教文化上，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群众和寺庙的正常宗教活动受到切实保护，保障了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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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关于当前西藏工作的汇报。会议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立足西藏实际，综合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为西藏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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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研究西藏工作的重要会议。会议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围绕西藏的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明确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落实加快发展和维护稳定的各项措施，努力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在会上江泽民指出：决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决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在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中共中央都及时做出了重要决策。为了帮助西藏自治区解决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国务院决定继续对西藏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同时，中央还确定了由中央国家机关和中直企业以及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始实施“分片负责、对口援藏、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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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江泽民再次强调了西藏的重要性和特殊地位，指出：西藏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事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祖国统一和安全，也事关我们的国家形象和国际斗争。要求全党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大力支持西藏工作，增强西藏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维护西藏稳定和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是西藏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2001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世纪初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并指出：要进一步做好全国支援西藏工作，全国支援西藏是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要继续坚持“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办法。要求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要把西藏受援地区和部门作为本省市、本部门的一个特殊地区和部门对待，认真总结援藏工作经验，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促进发展和维护稳定等关系，援助的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和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通过援藏工作，有力地促进支援省市和受援地区的经济文化合作，增强西藏与内地的关系，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西藏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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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央对西藏工作的关心与指导，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投身西藏的现代化建设，谱写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辉煌篇章，为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增添了新的光彩。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上均实现了重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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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几代领导人和党中央都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对西藏的特殊关怀，是最大的相同点。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困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探索阶段，或者是民族复兴的攻坚阶段，虽然各个时期的中国国情不同，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领导西藏地方战胜敌对势力和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各个历史阶段中央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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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5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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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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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章 以和平解放为转折的西藏历史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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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100多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过去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比拟的。在这个时期，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突飞猛进，新发现、新发明层出不穷，并以爆炸式的方式推广开来，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人类的思想及实践以社会制度巨大变革的形式，改变着世界各国的政治形态，同时也改变着各国人民的命运。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世界各国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重新布局。这种新的布局在人类整体的文明进步之中，推进着社会制度的演变，使全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解读中国西藏自1888年之后的百年历史，必须看到世界文明进步浩浩荡荡的潮流，必须看到中国总体变化趋势对西藏地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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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百年史的中间节点正好处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形势的大变化给中国整体也带来了大变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地方，必然随着全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尽管这个变化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但总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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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正式签订，是西藏和平解放的标志，协议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一个文献，其主要内容正确回答并解决了中国与西藏地方历史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重大原则问题，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完全符合全中国各族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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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和平解放前夕世界、中国与西藏地方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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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上，新中国成立的前后是历史进程中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段。世界格局在此之前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重组，各国在这段时间被“冷战”格局划分到不同的范围之内，由此影响到了后来几十年的历史。1949年前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所有的进步力量以及被争取的中间力量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国大业之中，共同创造出这段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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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充分运用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外交的各种方法，审时度势地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在各种力量博弈的格局下，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提出并实践了“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政治主张，尽可能地减少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调动最大力量保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三年的时间里，以和平方式解决局部问题，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方针，发生在北平、湖南、绥远、新疆、四川、云南和西藏的和平解放或和平起义，成为一种事实上中央新政权与地方旧势力之间解决问题的最佳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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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走向两极对立的世界冷战格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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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百年间发生变化的所有外部条件，都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强力的介入，并且对西藏地方的各种内部因素产生很大的影响，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内外部交流的局面。西藏地方维护祖国统一派和投靠帝国主义的分裂分子的矛盾日益突出，主张社会制度改革与封建农奴制不变的两种力量激烈对抗。西藏地方近代很多历史事件的表象后面，都可以追溯其所发生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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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雅尔塔体系的产生及其在“二战”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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