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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刑的“犯人”，因囚粮有限又往往为狱吏贪污，因此多被交给市民或乞丐头子看管。给犯人上木枷脚镣，白天在街上乞讨，晚上则锁在土屋内，服刑期满才能开锁释放，也有被判终身枷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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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藏地方武装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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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上层集团为了维持其统治，除了利用政府行政机构司法之外，还豢养了一支地方武装——藏军。[68]有研究人员称藏军的确切定义应该是“中国西藏地方民族军”，简称“中国藏军”，系清朝中央的定制。藏军从乾隆时期正式成立之后，曾经参加过四次反侵略作战，即森巴战争时期阿里自卫反击战、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江浙宁波镇海阻击战、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过程中的隆吐山界碑争夺战、第二次侵藏战争中的江孜抗英保卫战。[69]1911年之后，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藏军开始发生质变，逐渐被亲帝势力掌控，成为分裂国家的一支地方武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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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经过几次扩充的藏军达到17个代本（团）[71]，总约17500人，按照藏文字母的排列（除了“四”之外，藏语“四”发音与“死”接近）编制排序。每个字母下又分为第一（队）、第二（队）……由于组建不完备，到和平解放前，每个字母下自设了一个大队叫“当”。如藏文第一个字母“Ka（噶）”，下设一个队叫“噶当”，即“噶”字第一队，这也是达赖的警卫队。每队虽然只有500人，但由于其领队地位较高，所以一般将其算作一个团，其队伍首领藏语称为“代本”，代本以下每250名士兵为一个“茹”，由1名茹本统领；茹本下面为甲本，领兵125名；甲本下面为定本，领兵25名；定本下面是纠本[72]，领兵12名。1949～1950年，藏军拥有各种火炮48门，步枪3800多支，冲锋枪298支，轻重机枪155挺。[73]藏军士兵是从农奴中强迫摊派征来的。西藏地方规定种“马岗”田地[74]的家庭要出一个兵，并供给这个士兵的全部衣食费用。到了年老体衰不能当兵或阵亡病故，由领种“马岗”地的人户另换新兵。种“马岗”地的人户可免除其他差役负担，但永远要负担兵差。此外西藏地方政府下设玛基康，设僧俗玛基各一员，通常都以大四品扎萨担任，或者噶伦兼任。玛基勒空管理藏军，但藏军的军粮又由别的机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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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的高中级军官——玛基、代本、茹本都由贵族子弟充任。平民子弟即使作战勇敢有功劳的最多只能升任茹本，农奴子弟升职的机会微乎其微。藏军中等级森严，与西藏社会一样，贵族军官可以随意欺压下级和士兵。藏军军饷在各级官兵中悬殊，早年代本有庄园一处做俸田，并每年发藏银9000两；茹本每年发粮食120克，藏银2510两，酥油15克，砖茶30块；甲本、纠本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军饷，而士兵的军饷与中高级军官相比，每月2克粮食和20两藏银仅仅能够糊口。1949年，西藏地方财政紧张，藏军玛基和代本年俸银各为900两，茹本600两，甲本300两，定本9两，其他的军饷以实物发放，纠本和士兵的年饷已经减少为不到5两藏银，粮食24克，由家里提供衣物和日常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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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士兵和下级军官虽然都是强征而来的，但一般农奴都不愿去当兵，很多由种“马岗地”的人家从失业的人群中雇人去顶替当兵，这些人流浪惯了，在官长的带动下常有打架、酗酒、赌博、抢人、杀人的现象发生。藏军如果下乡，当地头人要负责接待，士兵到老百姓家中去吃、喝、睡觉，甚至糟蹋妇女、偷抢东西，军纪很坏。[75]藏军各级建制不设副职也没有参谋，战前打卦问卜，选择吉日作战，军官士兵均不讲战略战术，身背“噶乌”（护身符），口念咒经乱冲乱打，胜则穷追猛打，败则各自逃命。[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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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发展处于极度停滞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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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前，共有1所官办学校和少量私塾，在校学生约千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1%左右。大部分教育基本上通过寺庙师徒相授。农奴们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社会文盲率高达99%。全西藏除了传统的“门孜康”（藏天文历算学院）能够为贵族、官员提供一点点医疗服务外，无任何现代意义的医疗机构和妇幼保健部门。民众没有任何卫生救治设施，传染病流行时只有听天由命。当时西藏的人均寿命为35.5岁，人口大约100万。[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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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西藏没有可称为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全境陆路皆为骡马道和崎岖的山路。全藏没有航空、汽车、管道、机器船舶等现代运输形式。全西藏没有成体系的现代工业厂矿和设施，仅在拉萨夺底沟有一个125马力（92.5千瓦）的水力发电站（后因经费不足停止发电），拉萨市北郊有一家用简陋设备仿制和修理枪炮的军械厂，后改为依靠手工操作设备的造币厂和印刷厂，以及几处零星的手工淘金点。全西藏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机构，仅有的天文历算也掌握在寺庙和藏医院之中，对事关民众生计的水利勘测、农业种植、畜牧防疫等研究一片空白。西藏首府拉萨当时城区面积不足3平方千米，周边沼泽水塘密布，城内除原地方政府、寺庙、贵族的少数宅院建筑外，几乎全是低矮破旧的房屋；城内根本没有供水供电设施，没有正规的马路，有一条从布达拉宫至罗布林卡的土路（供达赖专车使用，也是西藏唯一的一辆汽车行驶），还不足2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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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藏社会依然处于上千年的宗教氛围笼罩之中，任何新言行都会遭到打压，曾经有一些试图进行社会改良的人士都惨遭迫害[78]，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黑暗之中，宣扬新观念的人士甚至被迫害致死。西藏近代史上的人文主义先驱根敦群培[79]（也译为更敦群培、根顿群培）即是典型。根敦群培独立思考完成了从佛教神学史观转向人文史观、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并通过著述宣传启蒙思想和唯物思想，这些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中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根敦群培清醒地认识到进入垂暮之年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严重禁锢了藏民族的思想文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利于藏民族的发展。他敢于揭露佛教和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冲破非理性的禁欲主义的樊篱，向藏传佛教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挑战，对传统文化和佛教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被后人称之为“西藏的尼采”，与被称为“中国的尼采”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具有相同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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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敦群培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在门达旺地区绘制中国边境地图的爱国行为，引起了“麦克马洪线”的始作俑者英国人和原西藏地方政府部分人的强烈不满，根敦群培于1945年回到拉萨，几个月后，噶厦和英人黎吉生密谋，以伪造藏钞罪将其逮捕入狱，却不敢公布根敦群培的真正“罪名”——戳穿他们分裂祖国领土的阴谋，力图对政教合一制度进行变革。从根敦群培一生来看，他十分关注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反对民族歧视，主张民族平等；他揭露和抨击本民族的弊端，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不仅与西藏的分裂势力做斗争，反对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还与英帝国主义做斗争，拒绝与英国在西藏的代理人黎吉生合作，揭露其觊觎中国西藏的图谋。根敦群培欢迎人民解放军，拥护和平解放西藏。[80]最终，这位大师为西藏地方政府所不容，用卑劣的手段将他投入监狱，进而在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被置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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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中国各个地方包括西藏，阶级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帝国主义侵略渗透和国内各民族存在着矛盾这一历史大环境下，西藏地区整体上受帝国主义、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双重压迫以及国内民族矛盾的影响。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利用宗教、地方法律和军队统治人民，同时实行残酷的经济压榨，民众贫困，社会生产停滞不前。西藏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与国内其他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和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西藏问题极具特殊性的复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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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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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分析了中外形势及中共中央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毛泽东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的新阶段。随后提出：“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81]简称为“和平”“民主”“团结”口号的三大政治主张，这是当时饱受战争之苦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在提出建立新中国的三大政治主张之后，中共一直坚持并为之奋斗，直至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大陆完全实现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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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共中央决定尽早解放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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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和平建国”政治主张的思考是连贯的，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北平和平解放全过程中所积累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经验，为日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提供了普适性的范式，尤其是为解放西藏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一种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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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平解放是中共建国政治主张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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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纳入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中，而西藏地方势力与国内其他地方势力一样有着政治短视的局限性，在军事上更不可能与中央政权抗衡。在排除了外部势力的干扰之后，依靠进步力量的推动，完全可以在国家内部通过政治方式和平地解放西藏。[82]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北平的“和平解放”是震动中外的一个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平津战役中所创造的“北平方式”，影响到了全国，成为后来新生政权解决一些地方问题的范式。在北平之后，湖南、绥远、新疆、四川和云南等地相继和平起义或和平解放，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国进程中以“和平解放”范式处理的一系列大事件。“和平解放”事实上缩短了战争进程，避免了人民更多的牺牲和痛苦，为国家保留了更多的物质基础，为新中国能在短时期内尽快地恢复元气创造了条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西藏“和平解放”，从历史逻辑上看是中共“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政治主张的延续，是北平“和平解放”范式的延续，是新的执政党以最大诚意继续施行和平解决中央与地方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83]这个决策顺应了民心民意，展现出中华民族在完成国家统一进程中的大智慧，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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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9月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就相继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专门提出了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的承诺。[84]从新中国建国大业的历程看，西藏的和平解放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平统一国家的战略意义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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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势力加紧阻挠新中国对西藏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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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英美帝国主义加紧了策动“西藏独立”的步伐。英印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黎吉生[85]亲自出马，捏造谣言，唆使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分裂势力以“遣走一切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是“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为借口，在1949年7月8日封闭了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等机构，驱逐所有人员，试图以此割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同时又唆使噶厦草拟“西藏独立”宣言，派遣嘉洛顿珠和夏格巴·旺秋德丹率团跑到境外呼吁支持，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以阻止西藏的解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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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官员培坎（Ruth E.Bacon）就提出，由美国派出代表与西藏亲帝势力建立联系，阻止中国接管西藏。1949年6月16日，国务卿艾奇逊（Acheson Dean）[87]电告美国驻印大使，美英正在讨论“鼓励西藏抵抗共产党人控制”的好办法。同年8月，美国派出汤姆斯（Lowell Tomas）父子以“无线电评论员”名义赴藏活动。汤姆斯父子回国后向美国总统报告了西藏地方势力向美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的要求，“并在美报刊上报道：‘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88]尤其是7月8日驱赶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人员之后，美国外交官员在印度新德里接见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对西藏亲帝分裂势力表示同情和支持，以致索康当时认为“美国是‘西藏独立’的唯一希望”。[89]而独立不久的印度为了保持和继承原英国在藏的各种特权，也宣布延长黎吉生的任期，继续支持“藏独”分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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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新中国还面临着印度扩张的问题。继承了英国政治遗产的印度，对西藏的政策中心就是以反对他国控制西藏，保持西藏的缓冲状态来保障印度的安全。[90]印度在独立前夕就继承在藏权益与英国达成一致，英驻藏使团在印度独立时变为印度使团。为获得西藏地方对英印私相授受的认可，印度威胁要断绝印藏间一切交通往来，同时又答应满足西藏的部分贸易和外汇需求，欺骗西藏地方可以在印度派驻大使，此前可设商务处，再逐步改为大使馆。[91]此后，又向南京国民政府驻印大使声称视西藏为一自治地区，只承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宗主权。[92]鉴于印度和中国同样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如建设新兴的战后民族独立国家，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正式建交，但印度依旧把保持在中国西藏的利益作为其重要目标，在1950年8月12、22日，10月21、28日和11月1日，印度曾几次递交照会或备忘录给中国政府，以撤销其在联合国对我国的支持，威胁中国不要进军西藏。[93]其言行十分明显地与美国、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沆瀣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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