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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藏北牧区三十九个部落的总称。亦称霍尔三十九措、霍尔德。三十九族在清朝时直接属于中央驻藏大臣管辖。民国时期，三十九族拒绝噶厦的领导；在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三十九族鲜明地站到了中央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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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波密的地理位置古代即属康区，元朝、明代均在康区设立“朵甘”行政区进行统治。自清道光年间波密地区头人甘结归顺后，波密王一直承认波密“本来就是中国大皇帝的属民”；1914年西藏地方政府要求波密王向噶厦缴税，并接受管辖。但波密人自恃其勇，久轻藏人，再加噶厦对波密人亦有歧视，波密部落所在地区拒绝西藏地方政府对其管理。（参见杨一真《波密史料札记》，《西藏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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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1883～1937），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简称曲吉尼玛，中国前藏即日喀则达布地方噶夏村人，伟大的爱国主义人士。1912年，十三世达赖回藏以后与班禅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1923年因受到达赖系统的迫害出走到祖国内地，长期奔波流离。1937年九世班禅回藏受阻后，于12月1日在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54岁。后十世班禅被民国中央确认，但亦是不能返藏，当时与达赖系统矛盾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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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在涉及西藏近代史的一些著述中有“西藏民众大会”或“人民议会”的说法，我们经过请教著名藏学家恰白先生，旧西藏地方政府有三种议会形式：一是西藏全体官员会议。参会者包括全体僧俗官员、准官员、三大寺的堪布和卸任堪布以及大小执事、康参教师、僧人代表、寺内达赖寝殿管理员、藏军的营连排长等，但是绝对没有一名“民众”参加。二是精选官员扩大会议。参会者包括四名孜本（统计官）、四名译仓的秘书长（僧官）、四品官员、三大寺的在任与卸任的堪布和执事、三大寺僧人代表、藏军司令、达赖警卫团团长、达赖知宾或摄政的知宾、僧俗官员代表等。三是精选官员会议。参会者包括四名孜本、四名秘书长、四品官代表两名、扎萨台吉代表两名、僧官代表两名、俗官代表两名等。在资料查询中，由西藏政协文史委编辑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二十一集中，在恰宗·其美杰布的撰文中也说“西藏官员大会”，而没有讲“西藏民众大会”。藏语中几种会议都没有“人民”的含义，为何有翻译者加入了“人民”二字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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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噶雪·曲吉尼玛，《回忆热振事件》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拉鲁·次旺多吉的回忆录也证实了噶雪·曲吉尼玛有关热振事件前后诸多叙述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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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呼图克”意为“寿”，“图”意为“有”，全称的意思为“有寿之人”或“长生不老之人”。系清朝中央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大活佛的封号，其位仅次于达赖、班禅。西藏的大呼图克图，具有出任地方摄政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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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陈谦平：《热振事件与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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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黎吉生（H.E.Richardson）（1905～2001）又译为理查逊，20世纪40年代英印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谋划和策动分裂中国西藏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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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厦尔孜·益西土丹：《我当过监禁前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狱卒》，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第2辑，民族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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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蒙藏委员会为报热振被捕围攻色拉寺及拉萨秩序等情事致蒋介石等代电》（1947年5月1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76～2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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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950年3月，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与西藏顽固的分裂主义分子夏格巴·旺秋德丹首度接触，密商提供武器事宜，决定将武器储存在锡金、尼泊尔、不丹靠近西藏边境地区，以便藏方随时取用。5月，美国与印度达成协议：美国将大批援藏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及弹药等在印度加尔各答卸下，免受检查，经大吉岭由美士兵武装护送运往西藏。（李晔、王仲春：《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西藏问题”的由来》，《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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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夏（谢）扎·甘丹班觉：《1949年西藏上层及反动集团发动的“驱汉事件”的来龙去脉》，载《西藏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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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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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949年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美国将会认真看待共产党向西藏发动进攻的任何一种新证据。（FRUS，1950，Ⅵ，China Area，p.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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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书此节的论述，参考了《藏族简史》；吴从众选编《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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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本书所引用的“克”是西藏地方的一种计量单位，可用于土地面积和容积的计量。用于土地面积计量单位，1克相当于1亩；用于容积计量单位，1克就是1藏斗，1藏斗的粮食重量约14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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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本书所引用的这组数据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现代化发展》白皮书，2001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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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本章作者研究对比世界和西藏近代社会经济结构，认为可以发现最基本的地租形式不仅有着很多不同，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关键的在于近代西藏的地租形式残存有奴隶社会人身依附的特征，不准剥离劳动和劳动力的关系；而世界近代多数地方已经消除了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劳动和劳动力的关系是可以剥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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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西藏百年史研究》子课题《西藏口述史》课题组在采访当中，向曾担任西藏地方官吏的恰白先生询问这些数据，其结果是，这些数字很难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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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下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第343～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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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清中央册封的西藏地区四大呼图克图为：济咙、策墨林、热振、第穆。以上四大活佛一般驻锡拉萨“四大林”：功德林、策墨林、锡德林和丹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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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作为政教合一的首领，历代达赖都设有专管自己放债的机构“孜布”和“孜穷”，把每年对达赖的部分“供养”收入作为高利贷放给民众以牟取暴利。据1950年这两个放债机构账本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81两，年收利息30385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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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现代化发展》白皮书，2001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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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1951年8月，中央代表张经武到拉萨不久，经请示中央和毛主席批准，决定向三大寺的喇嘛和拉萨的乞丐进行一次布施。中央指示发放的数额一定要高于国民党时期。为此，请噶厦给开一份名单告知三大寺喇嘛的人数及拉萨贫民和乞丐的人数，以便准备布施数额。不久，噶厦开了一张单子：哲蚌寺8000人，色拉寺6000人，甘丹寺4000人，拉萨市内乞丐500人。据史料记载，五世达赖喇嘛规定：常年各寺居住的僧侣人数为，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甘丹寺3300人。然而，噶厦开列的名单大于历史上法定的人数。张经武指示说：“就按噶厦开列的人数准备。不过拉萨市乞丐和贫民可不止500人，我们就按800人准备吧。”从10月18日到11月11日，张经武在三大寺、小昭寺、上下密院、藏医院以及拉萨，为僧众和乞丐布施。三大寺布施的金额为：普通喇嘛每人1份，1份为藏银20两（折合银洋2圆）；寺内的堪布、铁棒喇嘛每人20份；达赖喇嘛一人40份。最后对拉萨市内乞丐布施实际人数为1500人。噶厦提供给张经武的单子，肯定扩大了人数，但可视为地方政府当时供养僧人的一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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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藏军的供应不是一视同仁的，正规部队尤其是“贵族营”（仲扎马岗）供应有保障，但有的部队士兵还得自带口粮。（参见巴桑罗布《藏军若干问题初探》，《中国藏学》1992年第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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