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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书此节的论述，参考了《藏族简史》；吴从众选编《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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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本书所引用的“克”是西藏地方的一种计量单位，可用于土地面积和容积的计量。用于土地面积计量单位，1克相当于1亩；用于容积计量单位，1克就是1藏斗，1藏斗的粮食重量约14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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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本书所引用的这组数据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现代化发展》白皮书，2001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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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本章作者研究对比世界和西藏近代社会经济结构，认为可以发现最基本的地租形式不仅有着很多不同，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关键的在于近代西藏的地租形式残存有奴隶社会人身依附的特征，不准剥离劳动和劳动力的关系；而世界近代多数地方已经消除了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劳动和劳动力的关系是可以剥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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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西藏百年史研究》子课题《西藏口述史》课题组在采访当中，向曾担任西藏地方官吏的恰白先生询问这些数据，其结果是，这些数字很难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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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下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第343～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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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清中央册封的西藏地区四大呼图克图为：济咙、策墨林、热振、第穆。以上四大活佛一般驻锡拉萨“四大林”：功德林、策墨林、锡德林和丹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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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作为政教合一的首领，历代达赖都设有专管自己放债的机构“孜布”和“孜穷”，把每年对达赖的部分“供养”收入作为高利贷放给民众以牟取暴利。据1950年这两个放债机构账本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81两，年收利息30385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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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现代化发展》白皮书，2001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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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1951年8月，中央代表张经武到拉萨不久，经请示中央和毛主席批准，决定向三大寺的喇嘛和拉萨的乞丐进行一次布施。中央指示发放的数额一定要高于国民党时期。为此，请噶厦给开一份名单告知三大寺喇嘛的人数及拉萨贫民和乞丐的人数，以便准备布施数额。不久，噶厦开了一张单子：哲蚌寺8000人，色拉寺6000人，甘丹寺4000人，拉萨市内乞丐500人。据史料记载，五世达赖喇嘛规定：常年各寺居住的僧侣人数为，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甘丹寺3300人。然而，噶厦开列的名单大于历史上法定的人数。张经武指示说：“就按噶厦开列的人数准备。不过拉萨市乞丐和贫民可不止500人，我们就按800人准备吧。”从10月18日到11月11日，张经武在三大寺、小昭寺、上下密院、藏医院以及拉萨，为僧众和乞丐布施。三大寺布施的金额为：普通喇嘛每人1份，1份为藏银20两（折合银洋2圆）；寺内的堪布、铁棒喇嘛每人20份；达赖喇嘛一人40份。最后对拉萨市内乞丐布施实际人数为1500人。噶厦提供给张经武的单子，肯定扩大了人数，但可视为地方政府当时供养僧人的一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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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藏军的供应不是一视同仁的，正规部队尤其是“贵族营”（仲扎马岗）供应有保障，但有的部队士兵还得自带口粮。（参见巴桑罗布《藏军若干问题初探》，《中国藏学》1992年第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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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肖怀远：《半殖民地时期的西藏地方货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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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周润年、喜饶尼玛译注《西藏古代法典选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牛绿花：《试论西藏政教合一体制下相关法律框架及其特点与启示》，《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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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陈炳：《藏军史略》，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巴桑罗布：《藏军若干问题初探》，《中国藏学特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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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廖立：《中国藏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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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1911年以后，以达桑占堆为司令的藏军万余人，围攻拉萨、日喀则、江孜的川军，且进扰川边地区。在亲英分子的操纵和蛊惑下，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藏军，竟成了破坏祖国统一的工具；1914年英国协助西藏地方政府成立藏军总司令部，以亲英分子达桑占堆为司令，噶伦赤门为副司令，计划将原有3000人的常备军扩充到万人以上。英国还在江孜开办了一所军官学校，为藏军训练军事指挥人才；并选派一批西藏贵族子弟去英国、印度学习军事；又在拉萨的札什设立了一所机器厂，由印度技师帮助制造枪械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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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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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有的文章将“纠本”翻译为“久本”“觉本”“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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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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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马岗地”是西藏地方专门规定的一种用于支兵差人户领种的“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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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参见江中·扎西多吉、降村班觉《西藏解放前夕三大寺代表和藏军在工布江达、拉日廓的暴行》，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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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陈炳：《藏军史略》，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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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西藏于公元13世纪成为元朝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之后，中央派员清查户口约为100万。1737年，清朝中央政权清查户口时，西藏人口约为100万。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西藏地方政府提供的人口数为近100万。这也就是说，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前的数百年间，西藏人口几乎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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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唐洪波：《龙夏与“龙夏事件”》，《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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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根敦群培（1903～1951）是20世纪藏族史上的佛门奇僧、启蒙思想家，是西藏人文主义先驱和爱国主义者。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说：“就是他的一两首偈颂……都有开启智慧的特殊作用。”所以，对于我们研究西藏社会和历史的人来说，根敦群培“犹如在黑暗中亮起一盏明灯，使人心智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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