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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950年初，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堪穷土登结波、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二人率团赴印度要求中央派代表赴香港谈判。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5月28日复信道：“中央人民政府很关心西藏情况，欢迎你们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前来北京商谈有关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9月17日，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两次约见夏格巴·旺秋德丹等人，催促他们务于9月20日前赴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否则他们将要承担一切延误的责任和后果。但是，夏格巴·旺秋德丹秉承地方政府旨意，玩弄计谋，失去了及早谈判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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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1950年11月15日，在美国的指使下，拉美小国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赫克托·戴维·卡斯特罗（Hector David Castro）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讨论中国“入侵西藏问题”，请求秘书长以《联合国宪章》第一节第一款所规定的首要职责和义务——“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宁”为依据，将“西藏遭受外国武装入侵”加进现阶段的议事日程当中，并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可以采取的适当步骤”。参见〔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1994，第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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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福克斯（Feginld Fox），英国人，曾先后担任英国和印度在拉萨的代表处电台台长，在西藏居留十余年，从事间谍和支持“西藏独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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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夏格巴·旺秋德丹（1907～1989），旧西藏噶厦仔本（也称“孜本”），与英、美、印分离中国的势力交往甚密，主张分裂中国搞“西藏独立”，曾任1948年非法出行印、美、英等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后著有《西藏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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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文中披露了噶厦原有请印度做谈判中间人的打算，但尼赫鲁对此事根本不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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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原因是西藏三大寺一直认为班禅图谋代替十三世达赖执政，噶厦自1920年对班禅辖地要求增加徭役税负以及军费，九世班禅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于1923年逃亡内地。（参见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和第六辑，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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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是校友。1919年赴法国留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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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编《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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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虽然参照当时全国省级地区的行政机构将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写进了协议，但后来尊重西藏地方的意见也因各省军政委员会陆续撤销，西藏一直未设立军政委员会，一直等到1956年6月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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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参见张国华《十八军进藏纪实》，《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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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范明（1914～2010），陕西临潼郝邢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处长，骑兵第六师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十八军独立支队司令员，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一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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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朱德题写了《进军西藏，巩固国防》八条：“（一）进军西藏，巩固国防，是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二）要做好行军的准备工作，衣、食、住、行件件都计算得很周到。（三）不怕困难，不怕险阻，管你崇山峻岭、雪山草地，我们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没有人民解放军通不过的道路。（四）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大家动脑筋，大家出主意，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五）要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保持人民解放军纪律优良的传统。（六）帮助西藏人民是最光荣的，要尊重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学会藏语，并且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藏族同胞亲密相处。（七）要有长期建军的思想，练好武艺，保卫国防，搞好生产，保证给养。我们是一支战斗大军，又是生产大军。（八）学会和自然作斗争的本领，多想办法，多出主意，多种粮食，多养牛羊，用我们辛勤的劳动逐步地把高原变成沃土。同志们！努力吧！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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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刘广润，《从拉萨入城式回忆进藏部队先遣团》，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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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的军人和老一代进藏工作过的人们，展现了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优秀品德。“老西藏精神”在革命斗争的锤炼中产生，并具有“爱国主义、自力更生、吃苦耐劳、边疆为家”等基本内涵。199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考察西藏期间，在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后，提出并强调了要大力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其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两句是进藏部队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是“老西藏精神”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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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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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编《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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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本章作者在撰写的过程中特意学习了毛泽东写于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等多篇文章，体会到毛泽东对于解决在世界大变化背景下的中国革命问题、中国的历史问题、中国民族问题早已有了极其深邃的思考，有了相当准确的表述。《十七条协议》的整个内容都可以说是这种思考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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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后因藏军所存的大部分军官挟持士兵顽固坚持对抗中央、分裂祖国的立场，整体改编未得到施行，但有功人员担任西藏军区职务，在1955年被授予军衔，昌都起义的九代本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直至1972年才撤销。（参阅廖立《中国藏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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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梅·戈尔斯坦认为，《十七条协议》的最后一条“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西藏代表已拥有缔结并签署一项条约的全权”。（〔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第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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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章 西藏地方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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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之前的西藏地区，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抑止了西藏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使西藏地方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实现了和平解放，为西藏地方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十七条协议》肯定了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强调“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但是，考虑到西藏地区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以极大的耐心、宽容和诚意，劝说、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但是，在帝国主义势力策动和支持下，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面对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要求，根本反对改革，顽固坚持“长期不改，永远不改”，企图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不变，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各族人民一道彻底平息了武装叛乱。同时，在西藏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使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彻底覆灭，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新时代。这是西藏地方发展史上一场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西藏社会发展和人权事业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和世界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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