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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藏工委领导对达赖、班禅及三品以上的官员和高级喇嘛,采取亲自做统战工作的方式,对四品以下的官员和上层喇嘛则由各地区分工委、军分区的领导亲自做统战工作。主要是通过拜访、请客、赠送礼品、联欢、庆祝重要节日等活动,联络感情、增加友谊、促进团结。另外,西藏工委从1952年至1957年,多次组织西藏参观团、致敬团、国庆观礼团、宗教参观团、青年参观团、妇女参观团等前往北京及祖国各地参观访问,使藏族同胞感受到祖国现代化建设欣欣向荣的局面,增加对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可以说,中央及西藏工委的上层统战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藏上层势力对《十七条协议》的疑虑,并为日后西藏工委与西藏伪“人民会议”的斗争,争取了一批西藏上层人士的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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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也通过发放布施、免费医疗、兴办教育和抗灾救灾等形式积极开展影响群众工作,赢得了广大藏族同胞的真心拥护。中央代表张经武刚到拉萨不久,带着高原反应就分别拜访四品以上官员,并向三大寺的僧众和拉萨街头的乞丐发放布施。进藏部队和随军医护人员一边进军,一边为沿途的藏族群众免费治病。1951年11月,进藏部队在拉萨建立了部队门诊所,免费为西藏贵族、官员、喇嘛和普通群众治病,影响很大。这些医务工作者被藏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毛主席派来的白衣天使”。1952年8月,正式成立了拉萨人民医院(后来的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选派了125名专业医务人员赴藏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据统计,到1959年初,西藏共有62个医疗卫生机构,480张病床,近800名卫生人员。从昌都解放后成立西藏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小学——昌都小学之后,1952年8月15日,拉萨小学正式成立,当年即有600多名儿童入学。1956年9月1日,西藏历史上第一所普通初级中学——拉萨中学成立,从此开启了西藏现代中级教育的先河。进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还组建了文工队、电影队等,结合西藏当地的文艺形式,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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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西藏自然灾害面前更加显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各族同胞的关心和支援。1952年藏北雪灾期间,刚刚成立不久的黑河分工委立即动员和组织当地头人和群众转移出灾区,并发放8.1万公斤青稞、3500公斤茶叶,贷款6.5万银圆,救济受灾牧民达数万人。[52]1954年7月江孜特大洪灾,导致170多个村庄被毁,6万多克土地被淹,1.7万多人受灾,闻讯后的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发电慰问,并拨出80万银圆和大批救灾物资,缓解了当地受灾群众的生活困难。一边是解放军官兵免费治病和抢险救灾,一边是西藏封建农奴主催粮逼租和严刑拷打,西藏人民心中的天平自然向共产党、解放军和中央人民政府倾斜,从而奠定了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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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进藏解放军应坚持“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方针,增强驻藏部队的物资自给能力,奠定了实施《十七条协议》的物质基础。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在解放军到达拉萨后,妄图通过不与解放军配合,不卖给解放军粮食和燃料,逼走或困住人民解放军。但是,人民解放军根据毛主席关于“部队进驻拉萨、日喀则后,应立即抽出兵力进行农业生产”的指示,从1951年11月开始,在噶厦指定的拉萨西郊河滩上开荒生产,仅用17天的时间就开垦出了2300多亩土地,奠定了后来著名的“八一农场”的雏形。进驻日喀则、江孜、太昭等地的部队也组织了开荒生产,从1951年冬至1954年冬,进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共开荒32250亩土地,修水渠20多千米,共收获粮食85.6万公斤、土豆76万公斤、蔬菜636.1万公斤[53],极大地缓解了驻藏部队和机关单位的粮油及蔬菜的供给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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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进藏部队的后勤补给困难和巩固西南国防,早在和平进藏之初,毛泽东就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据此,西南军政委员会、西藏军区、西北军政委员会等联系西藏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动员进藏部队指战员和西藏各族民工参与修筑从西康至拉萨、由青海至拉萨的公路,在1954年12月25日即毛泽东生日这一天,康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时通车至拉萨,从此结束了西藏没有正规现代化公路的历史,开辟了西藏现代交通运输事业的新纪元。据统计,1955年拉萨市场物价,比公路通车前的1954年平均下降了9.2%[54],这两条公路被藏族同胞们亲切地称为“通向幸福的金桥”。同时,这两条公路的修通,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强了驻藏部队后勤供给的保障能力,成为加强西藏与祖国内地联系的交通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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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赢得良好的政治环境。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和顽固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阿乐群则、桑多仓·洛桑根顿等人,纷纷跳出来,组织了一批流氓无赖,打着“人民代表”的旗号,在1951年11月下旬拼凑成非法的“人民会议”组织,反对改编藏军,拟订“请愿书”,要求人民解放军返回内地,阻挠和破坏《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公开叫嚣“西藏独立”。他们的分裂独立活动,获得了司曹鲁康娃·泽旺绕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等人的默许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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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11日,伪“人民会议”组织武装包围中共西藏工委驻地,13日在拉萨市区公开散发和张贴“不准改编藏军”和“解放军撤出西藏”的所谓“请愿书”。4月1日,这批暴徒竟开枪袭击西藏地方政府派往北京进行和谈的全权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人,多次要求噶厦制止伪“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张经武也曾多次通知十四世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下令制止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但是,因为策划这起政治骚乱者并非仅仅是伪“人民会议”或两位司曹,而是“达赖集团中的大多数”因不满《十七条协议》所做的反应。因此,4月8日,张经武不顾个人安危,仅带着翻译和警卫员各一人前往戒备森严的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喇嘛,要求他布告取缔伪“人民会议”,并惩办制造骚乱的首要分子。[55]最后达赖喇嘛也不得不承认“汉藏团结是一致的,武装骚乱是不对的”,但希望用和平方法解散伪“人民会议”。张经武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争取达赖喇嘛和中间派的支持,表示只要不再发起骚乱,除主谋者外,其他人一律不加追究。在张经武及西藏工委其他领导同志的严正要求和积极说服下,达赖喇嘛在4月27日下令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5月1日,噶厦发出布告,正式免除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宣布取缔非法的西藏“人民会议”组织。[56]阿乐群则等人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继续与祖国和西藏各族人民为敌,但在西藏,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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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驱逐帝国主义在藏势力,废除外国在藏特权,统一处理西藏涉外事务,这既是《十七条协议》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祖国统一、领土主权完整和反对分裂的主要任务。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不仅粉碎了美帝国主义者试图将西藏建成东南亚地区反共战略“桥头堡”的美梦,而且俘虏了英国在藏特务福特,驱逐了部分在藏印度特务,为统一处理西藏地方涉外事务创造了条件。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1952年9月15日,以杨公素任驻藏外事帮办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正式在拉萨成立,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统一处理西藏地方涉外事务,而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在推诿拖延一年后,不得不于1953年9月宣布撤销。至此,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收回了西藏地方的涉外交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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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印度1947年独立后全盘继承了英国在藏特权,即继续享有在藏派出商务代表、驻扎武装卫队、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帝国主义特权,中国政府在1950年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后,决定通过与印度政府协商谈判的方式废除印度在藏特权。1953年9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致信中国总理周恩来,亦提出中印双方谈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自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1954年1月4日,中印两国代表团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在北京开始谈判,至4月29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简称《中印协定》),同时互换照会。[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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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定规定:中印两国分别在对方国内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互开边境贸易市场,取消印度在藏治外法权,同时自互换照会之日起6个月以内,印度必须撤走在江孜、亚东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政府在西藏地方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租借地以及12个驿站及其设备折价交给中国政府。1955年4月1日,中印双方派员将印度在藏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和12个驿站清点估价后,正式交给中国,同时印度政府将其在中国亚东占用的地皮交还中国政府,从此彻底废除了印度从英帝国主义手中继承的一切在藏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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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856年尼泊尔强迫西藏签订的《西藏与廓尔喀条约》,西藏每年向尼泊尔交纳贡金1万尼币,直至1952年被中央代表制止,方停止向尼泊尔交纳贡金。中国与尼泊尔虽在1955年建交,而真正废止前述不平等条约则是通过中央政府与尼泊尔政府谈判签订协约实现的。1956年8月至9月,中尼两国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就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进行谈判,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58](简称《中尼协定》),同时两国代表团团长互换了照会。该协定与照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规定尼泊尔撤退在拉萨以及其他地方的武装卫队,互设领事馆,友好通商和正常来往朝圣等,从而废除了尼泊尔的在藏特权,为发展全面友好的中尼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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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外国在藏特权,签订平等友好的《中印协定》《中尼协定》,既实现了《十七条协议》规定的“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的历史任务,也充分保护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权益,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使西藏各阶层人士认识到了祖国的强大和温暖,增强了对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积极支持了西藏反分裂队伍的信心和决心。因此,当《中印协定》签订后,西藏噶厦、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向毛泽东主席致电,祝贺《中印协定》签字,从而为西藏的繁荣发展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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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西藏工委再次击败了伪“人民会议”残余分子的骚乱阴谋,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和1955年3月9日的《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适时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顽固坚持“西藏独立”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反动势力,不但极力抵制《十七条协议》的内容,而且反对依据协议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首先,陪同达赖喇嘛进京的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和达赖喇嘛副经师赤江·罗桑益西在返藏途中,分南北两路到理塘、甘孜一带,煽动当地土司、头人和活佛,反对民主改革,发动武装叛乱,声称叛乱不成,可以退到西藏,并可受到达赖喇嘛的赐福与支持,这就成为1959年西藏全面叛乱的祸源之一。其次,伪“人民会议”分子阿乐群则等人,再次跳将出来,在1955年9月15日向西藏工委提交了《前后藏、康区人民意见书》,公开叫嚣“西藏独立”,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遭到西藏工委有理有力的批驳。11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非法,严惩首恶分子,要求参加该组织的多数人痛改前非,并决定逮捕阿乐群则,严厉打击了伪“人民会议”分子的嚣张气焰。1956年2月,一批民族分裂分子又在拉萨街头散发反动传单,诬蔑人民解放军,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西藏工委的支持下,达赖喇嘛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彻底清查这一反动事件,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排除了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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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2日,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陈毅副总理亲自宣读国务院的命令,并代表国务院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鉴授予主任委员达赖喇嘛。陈毅副总理在大会讲话中指出:“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和人民解放军的进驻西藏,使西藏民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祖国各民族平等友好的大家庭里来。从此,祖国大陆上的领土得到了统一,祖国西南的国防得到了保障。”充分肯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及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伟大历史和现实意义。他强调:“今天,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这是西藏民族团结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又一次光辉的胜利。”[59]希望西藏各界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为契机,进一步做好西藏各方面的工作,为早日成立西藏自治区而努力奋斗。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并未等来《十七条协议》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没能等到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反而等来了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的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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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平息封建农奴主发动的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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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全面武装叛乱。这是西藏地方政府中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图谋“西藏独立”、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而发动的。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平息叛乱。平叛斗争从1959年3月开始,到1962年3月结束。叛乱发生后,中共中央为西藏制定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总方针,西藏工作的中心从过去八年执行《十七条协议》转变到平叛、改革的新时期。这三年,在西藏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使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彻底覆灭,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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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平解放后农奴主的零星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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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的叛乱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长期进行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虽然中央历来主张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中央软弱可欺,在分裂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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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策动邻省藏区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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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就号召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而以亲帝分子达扎摄政为首的上层反动集团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坚持分裂主义立场,拒绝和平谈判,陈兵金沙江以西,以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中央被迫进行了昌都战役,消灭了驻守昌都的藏军主力,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签订了《十七条协议》。1952年春,以代理司伦鲁康娃·泽旺绕登、本珠仓·洛桑扎西为首的上层反动集团趁人民解放军刚刚进驻拉萨,尚未站稳脚跟之机,擅自调动藏军,支持伪“人民会议”分子,阴谋在拉萨挑起武装暴乱,破坏协议,赶走解放军。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根据中央指示,与西藏上层民族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成功地制止了骚乱,迫使达赖喇嘛撤销了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人的司曹职务,西藏地方政府宣布解散伪“人民会议”,取得了反分裂斗争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伪“人民会议”名亡实存。1952年之后,西藏地方政府孜本(统计官,四品俗官)夏格巴·旺秋德丹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直在印度鼓吹“西藏独立”,配合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进行分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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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鉴于条件不成熟,中央决定西藏地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并不满足“六年不改”,而是要永远不改革,实现“西藏独立”。随着西藏邻省四川、青海藏区开展民主改革,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感到改革虽能推迟,但终究不能避免。他们为了永远保住封建农奴制度,搞“西藏独立”,便不顾中央的多次劝告,先是策动邻省藏区叛乱,继而在西藏发动局部叛乱,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以所谓“保护达赖喇嘛安全”为借口,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煽动群众、组织叛乱武装,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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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搞“西藏独立”活动,首先策动邻省四川藏区进行叛乱,破坏改革。1955年达赖喇嘛在内地参观之后返回西藏,途经四川藏区,伪“人民会议”分子阿乐群则赶到那里上书达赖,要求恢复伪“人民会议”,撤销对两司曹的处分,并在理塘召集甘孜南部地区20多个反动头人开会,确定在四川藏区搞武装叛乱,在拉萨搞政治斗争,互相配合争取“西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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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达赖去内地的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和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洛桑益西也在甘孜地区策动叛乱,赤江对接见的当地喇嘛、头人说:你们要千方百计拖延和阻止民主改革,阻止不成就发动武装“起义”。有困难,拉萨可以帮助,要与外国取得联系,方能实现“独立”。在他们的鼓动下,1956年初,甘孜州刚进行民主改革时,理塘寺、巴塘寺就首先发动了武装叛乱。不久,恩珠仓·公布扎西、夏格·朗加多吉便在甘孜地区发动叛乱,反对那里正在进行的民主改革。理塘寺总管、康南叛乱分子首脑丁雍阿臣供认,他曾先后派人十多次到拉萨请示汇报。在甘孜藏区叛乱期间,达赖喇嘛的大知宾(四品僧官)帕拉·土登为登派人与叛乱武装保持联系,并以商队名义给叛乱武装运送武器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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