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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地区也曾出现过三次自上而下要求改革的浪潮。第一次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之后。此次改革是由清朝中央政府的皇帝，授权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来具体实施，主要是减轻差役，招抚流亡农奴，救济贫困，恢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西藏地方的民生压力，但是并没有触及农奴制度本身。第二次是清朝末年由驻藏大臣赵尔丰、张荫棠、联豫等在西藏推行的新政改革。张荫棠意识到“藏中差徭之重﹐刑罚之苛﹐甲于五洲﹐应一律废除﹐以纾民困”，并试图进行资产阶级近代化改革。尽管相关措施已经触及西藏地方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本质，但是由于清朝政府随即被推翻，这次近代化改革也被迫终止。第三次是民国时期由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的所谓“新政”改革。十三世达赖喇嘛意识到西藏地方封建农奴制度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希望通过资本主义近代化改革来避免农奴制度走向灭亡。但是，他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改革遭遇到的阻力远远大于推动改革的动力，而他本人也没有勇气和毅力动摇封建农奴制度本身。而且他的改革没有取得当时中央政府的支持，其本人在改革中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分离倾向，这是造成他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从而使这次新政改革同样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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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也就是1948年12月10日，备受全人类瞩目的联合国大会，第一次通过了第217A（Ⅲ）号决议并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其中的第四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这一宣言原则的颁布，无异于向仍然还存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的国家或地区，宣布了最后的通牒。在中国的西藏地区，作为中国境内也作为世界东方最大的一个存在着封建农奴制的地方，在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中，必将面临一个被彻底改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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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肯定了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强调“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但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以极大的耐心、宽容和诚意，劝说、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但是，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在帝国主义势力策动支持下，面对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要求，根本反对改革，顽固坚持“长期不改，永远不改”，企图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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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及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人民一起坚决平息了武装叛乱。与此同时，在西藏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使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彻底覆灭，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新时代。这是西藏地方发展史上一场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西藏社会发展和人权进步的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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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第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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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尹建新、苏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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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尹建新、苏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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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冯其友等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内部），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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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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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民日报》（海外版），《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反动本质》2008年4月17日。这一数据的时间问题经本课题组考证，应为晚清。参见本书上册第一章。另见朱文莉、毛阳海在《简析西藏噶厦时期差乌拉制度》（载《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中指出，对《铁虎清册》（1830年，藏历铁虎年）应税土地面积汇总统计，除扎什伦布寺土地之外，共有1188677克，其中，政府差地占44.21%，寺庙差地占23.2%，贵族差地占30.77%，其他占1.82%。亦即清中期的西藏耕地面积不足120万亩。课题组认为：至清末，经过大量开垦后，西藏的耕地面积才达到30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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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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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俄〕崔比科夫：《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王献军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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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白皮书：《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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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李凡斌、张道要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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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宣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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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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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内的部分学者认为，西欧封建社会与领主制经济具有“典型”性质，而中国封建社会与地主制经济只是一种变态和畸形。“如果我们不抱偏见，不存忌讳的话，就应该承认，在封建时代，西欧和日本所走过的道路是典型的、正常的；而中国、拜占庭、印度等国的封建主义的历史则由于外部因素的干预和作用，出现了畸形和变态。惟其如此，两者在历史的道路上就显出发展的快慢和时间的长短来”。（参见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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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忠：《西藏领主经济与西欧领主经济之异同》，《民族研究》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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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另先：《西藏农奴制与西欧农奴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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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杨慧君：《农奴制在俄国的起源发展》，《新课程》（教育学术版）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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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吴清修、王玲：《俄国废除农奴制原因的再思考》，《历史教学》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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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青：《美国废奴运动的形成及其主要派别》，《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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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韩琦：《论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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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方幼封：《古巴独立战争三十年》，《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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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周世秀：《巴西奴隶制长期延续和最终废除的原因》，《拉丁美洲研究》198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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