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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21世纪初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一加强、两促进”的历史任务。中央第三次、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确定了对口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成为西藏工作的两个重要里程碑。1994～2004年，中央政府对西藏直接投资达504.41亿元，用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18个省市、61个中央国家部委和17个中央企业为西藏提供援助资金约64亿元，援建项目1698个。对口支援西藏的中央部委、省市、中央企业，先后派出援藏干部2892名（其中专业技术干部289名），援藏教师187人次。通过资金、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援，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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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成立之后，西藏地方逐步建立起电力、矿业、毛纺、制革、建材、建筑、化工、造纸、印刷、食品加工、制药等十多个行业。在国家的大力扶植下，传统民族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到自治区成立40周年前的2004年，全年工业企业实现产值和增值分别为28.42亿元和15.43亿元，分别比1965年增长31.6倍和32.5倍。其中，轻工业和重工业完成产值分别为11.99亿元和16.43亿元，分别比1965年增长56.4倍和24倍。[49]西藏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达500家，实现产值25.74亿元。全区第二产业增值达到57.61亿元。交通运输状况大为改善，拉萨市区内的公路全部铺上了柏油路面，全区98.9%的县和77%的乡通了公路，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公路交通运输网。这个公路交通运输网有干线公路15条，支线公路315条。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前，公路里程达4.2万千米，开辟了拉萨至成都、北京、上海、广州等的国内航线及拉萨至加德满都的国际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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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农牧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自治区成立以后，国家不断加大对西藏的投入力度，开展农林牧渔业基本建设，积极普及农牧科学技术，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极大地改善了西藏农牧业的生产条件，改变了农牧业生产方式。西藏自治区刚成立时，农林牧渔业产值仅为2.64亿元，到2004年达到62.74亿元，增长了23.8倍。“粮食总产量由1965年的29.7万吨增长到2004年的96万吨，增长了2倍多。2004年，西藏人均粮食产量达360公斤，比1965年增长68%；人均占有油菜籽19.82公斤，肉76.56公斤，奶96.35公斤，分别比1965年增长了29%、32.1%和2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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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时候，“第三产业已成为西藏第一大产业。现代商业、旅游、邮电、文化娱乐、IT等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尤其是旅游业快速发展。2004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者122.31万人次，其中，接待国内旅游者112.73万人次，接待海外旅游人数9.58万人次。2004年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5.32亿元，创汇3660万美元。通信事业实现了超前发展，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覆盖全区，由光缆、卫星传输，集程控交换、卫星通信、数字通信、移动通信于一体的通信网络。兰州—西宁—拉萨光缆，拉萨至各地区光缆均已贯通，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连接西藏各地的卫星地面站，形成了区内卫星通信骨干网，开通了国际国内长途自动电话，西藏所有县都进入了全国长途自动交换网，无线通信覆盖了所有乡镇，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28.6部。2004年，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13.5亿元，比1965年的0.03亿元增长449倍。其中：邮政业务总量1亿元，增长157.7倍；电信业务总量12.5亿元，增长2154.2倍。到200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110.6亿元，在西藏生产总值中位居首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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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与祖国其他地区相比，固然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已经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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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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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西藏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都十分落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西藏只有学习经文的寺院以及少量供贵族、官员子弟读书的私塾馆所。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文盲、半文盲约占人口95%以上。《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根据这些规定，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改变西藏教育事业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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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解放初期，建立了拉萨小学等一批学校，聘请原地方政府官员和寺庙中的活佛、喇嘛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和教师，设立学校董事会，对学生实行供给制式的人民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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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陕西省咸阳市建立了西藏公学，1962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西藏民族学院。到1965年，西藏已有小学1800余所，在校学生7万余人；普通中学4所，在校学生千余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大学各1所，在校学生2700余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大幅度增加了对教育事业的投资，仅1989年，西藏安排教育经费1.8亿元，占当年西藏地方财政总支出的15%。国家还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对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的政策；拨出专项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派遣援藏教师，对口支援西藏教育，在内地举办西藏班和西藏中学，加快藏族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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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持续快速发展，到自治区成立40周年时，“已形成了一个涵盖幼儿教育、义务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内的较为完备的民族教育体系，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2004年底，全区已有各级各类学校1010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4所，中等职业学校10所，中学110所，小学886所，另有教学点1850个。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达486352人，其中硕士研究生117人；普通高校本专科生14731人，比1965年提高40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1.4%；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8549人，比1965年提高4.5倍；普通高中在校生26740人，高中阶段入学率达到27.5%。初中在校生109148人，初中入学率达到70.7%。中学在校生比1965年提高128倍；小学在校生327067人，比1965年提高4.9倍，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4.7%。全区已有63个县普及六年义务教育，31个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46.2%。有49个县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脱盲县人口覆盖率达到70.8%，全自治区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22%，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4.5年”[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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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藏的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到2004年，“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卫生机构1326个，其中医院、卫生院764个，卫生防疫、疾病预防控制机构79个，妇幼保健院、所、站55个；病床床位6413张。卫生技术人员8569人，其中执业医师3447人；每千人病床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达到2.34张和3.13人。2004年，我区人口出生率为17.4‰，死亡率为6.2‰，自然增长率为11.2‰，人均寿命由35.5岁增加到67岁。西藏总人口为273.68万，40年间总人口增长139万，人口总量翻了一番”[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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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继承和弘扬西藏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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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尤其是自治区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发展文化方面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重视继承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科学地、批判地加以继承，是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对继承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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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藏学研究是从和平解放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起，西藏陆续组建了以西藏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过去的几年里，西藏社会科学院先后完成了《西藏简明通史》（藏、汉文）、《夏格巴·德丹旺秋〈西藏政治史〉批注》、《西藏古代近代交通史》（汉文）、《藏族哲学的理智》（藏文）、《简明西方哲学辞典》（藏文）、《藏学文献目录索引》等一批重要专著的编写，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西藏研究》已成为全国中文期刊社科类百种优秀期刊之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西藏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获得了空前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很多科研成果不断地填补藏学研究领域各专业的重大学术空白，为整理、发掘、抢救藏民族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弘扬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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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民间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的搜集整理工作卓有成效，现已编辑出版了《八大传统藏戏》、《西藏民间故事选》、《西藏民歌选》、《西藏谚语》和有关西藏音乐、舞蹈的专著。起源于15世纪的藏戏，是一种载歌载舞，有伴奏、伴唱的综合性表演艺术。过去藏戏的剧目和演唱词主要靠口授传承，经过收集整理，编写出版了规范剧本，易于学习普及。藏戏得到了普及，传统剧目得到继承和发展。现在，不仅有专业藏剧团，而且有分布于农村、牧区的业余藏戏团或藏戏队。近年来恢复的“雪顿节”，已从传统的藏戏演出节发展成为西藏的民族艺术盛会。唐卡是随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绘画艺术，它形似卷轴画，画面内容有宗教故事、各种佛像等，制作方法有绘画、刺绣、堆绣多种。此外，《格萨尔》的挖掘、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格萨尔》是一部结构宏伟、卷帙浩繁、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是一部描写和反映藏族古代部落分立，互相征战掠夺，最后走向军事联盟性统一的鸿篇巨制。这部史诗提供了研究古代藏族人民的生产情况、经济生活、风俗民情、宗教信仰、道德风尚、文化活动、政治结构、军事组织、阶级关系、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等古代藏族整个社会风貌的丰富材料。《格萨尔》是靠民间艺人以说唱的形式广泛流传的，并且是通过他们以口授心记方式世代传承下来，没有系统、规范的文字记载，只有一些大同小异的手抄本和少量木刻本流传于世。所以，整理、研究和出版《格萨尔》的工作，带抢救的性质，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有关部门成立了专门机构，现已整理出版藏文版70多部，使这一长期零散传唱的口头文学变成了一部系统、完整、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文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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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藏药得到继承、发展和提高。藏医藏药是中国医药学宝库中的璀璨的瑰宝，也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对藏医藏药高度重视，把它列入国家医药科学发展计划，采取了继承、发扬、整理、提高的方针，加强了发掘整理和研究提高工作，先后整理出版了20多种上百万册藏医书籍。其中，分别用藏、汉、英三种文字出版的《四部医典》，用藏汉、藏英文出版的《西藏医典系列挂图全集》有较高的教学、科研、临床价值，并荣获中国最高图书奖。整理、出版了几十种藏医教材和著作，如《新编西藏中草药》《新编藏医学》，制定了《藏医院工作条例》、《藏医病历规范》和《藏医护理操作规程》。对1000多种药用植物的名称种属、药理成分、功能和作用、用法用量等做了定性定量的科学分析，使古老的藏医药走上了标准化、科学化的轨道。近年来，藏医药的研制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珍珠七十味丸”“敞觉”等藏药对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和萎缩性胃炎等疾病有独特而显著的疗效，获得国家卫生部的奖励。经过30多年的努力，藏医藏药科学得到迅速发展。现在自治区建起了设备齐全的藏医院住院部和门诊部，创办了用现代机器制药的藏药厂和藏医研究所、藏医学院。全区有12个藏医院，70多个县医院的藏医科，共有361张病床，1500多名医护人员。藏医这门古老而独特的医药科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医疗体系，正以崭新的面貌成为中国医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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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工作成效卓著。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考古发掘，为中外文物界所瞩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西藏进行了多次文物考古发掘，发现了新、旧石器时代的多处人类生存的遗迹，逐步揭开了西藏社会历史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神秘面纱。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开展的全区文物普查，调查和发现文物点1700余处，采集、征集和发掘出土各类文物数千件，初步整理文字资料600多万字，线图670余张，拍摄照片3万多张，临摹碑文、石刻造像和壁画400余幅，从而勾勒出西藏从古至今的演变和发展轮廓，揭示了藏族与汉族以及周边各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为当代和后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加强西藏文物的保护和考古工作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目前，西藏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3座，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4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余处。近年来，西藏在日本、法国、意大利、阿根廷等国成功地举办了西藏文物展览，促进了藏民族文化与国际上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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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西藏藏文文献档案数量巨大，门类繁多，在中国仅次于汉文文献档案。1959年6月，根据国务院的指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颁发了《关于加强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并着手整理、抢救、收集、保管原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属各个部门的文件档案材料以及各寺庙和贵族收藏的文件档案，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馆藏档案。1984年，中央人民政府拨出巨款，新建了功能较为齐全，设施较为现代化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极大地改善了档案的管理条件。目前，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达300多万卷。由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辑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铁虎清册》等大型图书的出版，成为一部部“铁券文书”。西藏各级各部门共收藏纸质、缣帛和木、金属、石、叶等质地的档案400余万卷，除90%多的藏文外，还有汉、满、蒙、印度、梵、尼泊尔、英、俄等10余种文字，档案内容上起元朝，下至当代，是一个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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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藏历作为西藏传统历法一直沿用下来，自治区每年编印历书和挂历，供藏族人民使用。在自治区藏医院专门成立了天文历算研究所。西藏的文物古迹丰富多彩，保护民族文物古迹是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前提。1959年，中共西藏工委决定成立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工作方针。西藏文物管理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对全区古籍做了妥善保护；对部分古迹进行了修缮，并搜集、整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大量文献档案资料。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公布了全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1个，其中8个属于国务院公布的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此外，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还先后举办了5个佛学研究班，着手整理浩如烟海的西藏佛教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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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拨出3600万元专款，修复了“文革”期间被破坏的一批文物古迹，逐步维修一批年久失修、自然磨损的文物古迹。先后对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大昭寺、罗布林卡、扎什伦布寺以及桑耶寺、夏鲁寺等11座著名寺庙、宫殿进行了维修，总修复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整修壁画1500多平方米。国家还拨出专款，对西藏古藏王陵墓、江孜抗英城堡等遗迹进行了整修。在现有的宫殿、寺庙中，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有13个，自治区重点保护的有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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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中央有关单位组织专家对闻名世界的布达拉宫年久残损情况进行实地勘察，并向国务院呈报了考察报告。1984年10月，国务院下达《关于维修布达拉宫的批复》，决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担任布达拉宫维修领导小组名誉组长，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布达拉宫维修工程，在正常维修经费的基础上，由国家财政再拨出3500万元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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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李铁映率专家、工作人员到西藏视察工作，同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现场办公会，与西藏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和文物、古建筑专家共商维修布达拉宫事宜，提出了“精心设计，精细施工，加强领导，万无一失”的要求，确定了“保持原貌”“修整如旧”的原则，并提出维修中要尊重科学、尊重传统、尊重民族风格、尊重宗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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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西藏是藏学的故乡，中国有条件建立起世界上最有权威的藏学研究机构，也应当在藏学学术研究方面做出更多贡献。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1986年5月成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协调全国的藏学研究，积极开展自身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大力培养藏学研究人才，全面搜集、整理藏学文献资料，广泛进行国内和国际藏学学术交流。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的主要课题是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经》，整理研究中国现存梵文贝叶经，研究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研究西藏农奴制社会形态并编辑出版《藏文历史大辞典》，西藏经济战略研究方面也已经出版一批西藏知识小丛书。此外，《中国藏学》杂志藏汉文版也于1988年2月创刊发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各项工作，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藏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对继承西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发展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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