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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藏学研究是从和平解放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起，西藏陆续组建了以西藏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过去的几年里，西藏社会科学院先后完成了《西藏简明通史》（藏、汉文）、《夏格巴·德丹旺秋〈西藏政治史〉批注》、《西藏古代近代交通史》（汉文）、《藏族哲学的理智》（藏文）、《简明西方哲学辞典》（藏文）、《藏学文献目录索引》等一批重要专著的编写，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西藏研究》已成为全国中文期刊社科类百种优秀期刊之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西藏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获得了空前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很多科研成果不断地填补藏学研究领域各专业的重大学术空白，为整理、发掘、抢救藏民族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弘扬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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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民间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的搜集整理工作卓有成效，现已编辑出版了《八大传统藏戏》、《西藏民间故事选》、《西藏民歌选》、《西藏谚语》和有关西藏音乐、舞蹈的专著。起源于15世纪的藏戏，是一种载歌载舞，有伴奏、伴唱的综合性表演艺术。过去藏戏的剧目和演唱词主要靠口授传承，经过收集整理，编写出版了规范剧本，易于学习普及。藏戏得到了普及，传统剧目得到继承和发展。现在，不仅有专业藏剧团，而且有分布于农村、牧区的业余藏戏团或藏戏队。近年来恢复的“雪顿节”，已从传统的藏戏演出节发展成为西藏的民族艺术盛会。唐卡是随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绘画艺术，它形似卷轴画，画面内容有宗教故事、各种佛像等，制作方法有绘画、刺绣、堆绣多种。此外，《格萨尔》的挖掘、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格萨尔》是一部结构宏伟、卷帙浩繁、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是一部描写和反映藏族古代部落分立，互相征战掠夺，最后走向军事联盟性统一的鸿篇巨制。这部史诗提供了研究古代藏族人民的生产情况、经济生活、风俗民情、宗教信仰、道德风尚、文化活动、政治结构、军事组织、阶级关系、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等古代藏族整个社会风貌的丰富材料。《格萨尔》是靠民间艺人以说唱的形式广泛流传的，并且是通过他们以口授心记方式世代传承下来，没有系统、规范的文字记载，只有一些大同小异的手抄本和少量木刻本流传于世。所以，整理、研究和出版《格萨尔》的工作，带抢救的性质，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有关部门成立了专门机构，现已整理出版藏文版70多部，使这一长期零散传唱的口头文学变成了一部系统、完整、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文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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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藏药得到继承、发展和提高。藏医藏药是中国医药学宝库中的璀璨的瑰宝，也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对藏医藏药高度重视，把它列入国家医药科学发展计划，采取了继承、发扬、整理、提高的方针，加强了发掘整理和研究提高工作，先后整理出版了20多种上百万册藏医书籍。其中，分别用藏、汉、英三种文字出版的《四部医典》，用藏汉、藏英文出版的《西藏医典系列挂图全集》有较高的教学、科研、临床价值，并荣获中国最高图书奖。整理、出版了几十种藏医教材和著作，如《新编西藏中草药》《新编藏医学》，制定了《藏医院工作条例》、《藏医病历规范》和《藏医护理操作规程》。对1000多种药用植物的名称种属、药理成分、功能和作用、用法用量等做了定性定量的科学分析，使古老的藏医药走上了标准化、科学化的轨道。近年来，藏医药的研制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珍珠七十味丸”“敞觉”等藏药对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和萎缩性胃炎等疾病有独特而显著的疗效，获得国家卫生部的奖励。经过30多年的努力，藏医藏药科学得到迅速发展。现在自治区建起了设备齐全的藏医院住院部和门诊部，创办了用现代机器制药的藏药厂和藏医研究所、藏医学院。全区有12个藏医院，70多个县医院的藏医科，共有361张病床，1500多名医护人员。藏医这门古老而独特的医药科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医疗体系，正以崭新的面貌成为中国医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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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工作成效卓著。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考古发掘，为中外文物界所瞩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西藏进行了多次文物考古发掘，发现了新、旧石器时代的多处人类生存的遗迹，逐步揭开了西藏社会历史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神秘面纱。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开展的全区文物普查，调查和发现文物点1700余处，采集、征集和发掘出土各类文物数千件，初步整理文字资料600多万字，线图670余张，拍摄照片3万多张，临摹碑文、石刻造像和壁画400余幅，从而勾勒出西藏从古至今的演变和发展轮廓，揭示了藏族与汉族以及周边各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为当代和后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加强西藏文物的保护和考古工作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目前，西藏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3座，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4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余处。近年来，西藏在日本、法国、意大利、阿根廷等国成功地举办了西藏文物展览，促进了藏民族文化与国际上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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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西藏藏文文献档案数量巨大，门类繁多，在中国仅次于汉文文献档案。1959年6月，根据国务院的指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颁发了《关于加强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并着手整理、抢救、收集、保管原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属各个部门的文件档案材料以及各寺庙和贵族收藏的文件档案，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馆藏档案。1984年，中央人民政府拨出巨款，新建了功能较为齐全，设施较为现代化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极大地改善了档案的管理条件。目前，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达300多万卷。由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辑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铁虎清册》等大型图书的出版，成为一部部“铁券文书”。西藏各级各部门共收藏纸质、缣帛和木、金属、石、叶等质地的档案400余万卷，除90%多的藏文外，还有汉、满、蒙、印度、梵、尼泊尔、英、俄等10余种文字，档案内容上起元朝，下至当代，是一个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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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藏历作为西藏传统历法一直沿用下来，自治区每年编印历书和挂历，供藏族人民使用。在自治区藏医院专门成立了天文历算研究所。西藏的文物古迹丰富多彩，保护民族文物古迹是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前提。1959年，中共西藏工委决定成立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工作方针。西藏文物管理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对全区古籍做了妥善保护；对部分古迹进行了修缮，并搜集、整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大量文献档案资料。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公布了全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1个，其中8个属于国务院公布的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此外，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还先后举办了5个佛学研究班，着手整理浩如烟海的西藏佛教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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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拨出3600万元专款，修复了“文革”期间被破坏的一批文物古迹，逐步维修一批年久失修、自然磨损的文物古迹。先后对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大昭寺、罗布林卡、扎什伦布寺以及桑耶寺、夏鲁寺等11座著名寺庙、宫殿进行了维修，总修复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整修壁画1500多平方米。国家还拨出专款，对西藏古藏王陵墓、江孜抗英城堡等遗迹进行了整修。在现有的宫殿、寺庙中，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有13个，自治区重点保护的有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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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中央有关单位组织专家对闻名世界的布达拉宫年久残损情况进行实地勘察，并向国务院呈报了考察报告。1984年10月，国务院下达《关于维修布达拉宫的批复》，决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担任布达拉宫维修领导小组名誉组长，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布达拉宫维修工程，在正常维修经费的基础上，由国家财政再拨出3500万元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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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李铁映率专家、工作人员到西藏视察工作，同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现场办公会，与西藏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和文物、古建筑专家共商维修布达拉宫事宜，提出了“精心设计，精细施工，加强领导，万无一失”的要求，确定了“保持原貌”“修整如旧”的原则，并提出维修中要尊重科学、尊重传统、尊重民族风格、尊重宗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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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西藏是藏学的故乡，中国有条件建立起世界上最有权威的藏学研究机构，也应当在藏学学术研究方面做出更多贡献。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1986年5月成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协调全国的藏学研究，积极开展自身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大力培养藏学研究人才，全面搜集、整理藏学文献资料，广泛进行国内和国际藏学学术交流。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的主要课题是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经》，整理研究中国现存梵文贝叶经，研究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研究西藏农奴制社会形态并编辑出版《藏文历史大辞典》，西藏经济战略研究方面也已经出版一批西藏知识小丛书。此外，《中国藏学》杂志藏汉文版也于1988年2月创刊发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各项工作，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藏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对继承西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发展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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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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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员。公元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了全中国，也结束了西藏地区内部近300年来分裂割据和战乱不休的局面，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全面行使了主权和行政管理。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元朝时期的管辖制度，并实行多封众建、优于贡市之利的政策，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清朝中央政权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逐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和治理，废除藏王制度，建立了噶伦公所（即噶厦），设置了驻藏大臣，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治、军事、外事、财政和宗教制度，使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几千年来，中国各族人民都把国家统一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统一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历代王朝都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特殊的治理政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创建了带有自治色彩的管理制度。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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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多民族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一个普遍原则，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条件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省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所以，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原则，积极主张并具体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历史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特点，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国家，2000多年来，中华各民族在长期交往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格局，建立了相依共存的密切关系，造就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共同心理，并转化为一种巨大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聚居。这种民族分布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不宜实行联邦制，在统一的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则有利于各民族互助互济、取长补短，在经济上形成整体优势，共同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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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与宗教问题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就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经过各民族和各民主党派代表充分讨论和协商，一致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历史抉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集中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国家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载入了宪法，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4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的民族区域自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是吸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的新鲜经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不仅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法律化，而且标志着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新阶段。2001年，根据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和民族地区的新变化，对198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修订和补充，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实际，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藏自和平解放以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建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和稳定发展，于1965年9月成立西藏自治区，从此西藏各民族走上了在祖国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康庄大道，这是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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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平、李佐民、蒋坚永编著《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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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华各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入主中原的各族政权，都以统一中国为荣，以统一中国为己任。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从来不得人心。为维护统一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历代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都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进行治理。所以夏、商、周三代时期就有“五服”制度，秦汉时期实行“边郡”“边县”制度，唐宋时期实行“羁縻”“和亲”制度，元明清时期实行“土司”“伯克”等制度。这一治理方式，可以用《礼记·王制》中的一句话“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来概括，这既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同时也允许民族地方保持其原有的地方制度、宗教、习俗等。只要不违反政治上的统一，完全没有必要强迫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的统一。这一政策对于稳定边疆地区、维护民族和谐共处意义深远，始终是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略，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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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力、郭胜利：《从朱绣入藏观北洋初年对西藏之经营》，《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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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藏族简史编写组编《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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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藏历水鸡年（公元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经西藏地方政府打卦问卜，决定摄政人选，呈请中央国民政府批准，册封五世热振强白益西活佛为摄政，掌管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在五世热振摄政期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和加强。在寻访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一事上，他多次向中央呈报并获得批准。参谋本部次长、致祭专使黄慕松赴藏祭奠十三世达赖喇嘛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主持转世灵童坐床仪式，都得到热情接待并按历史定制办理。五世热振活佛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曾在抗战时期领导三大寺僧众诵经，祈祷中国抗战胜利。他亲近祖国，扶植爱国力量，打击亲帝分子，深得民心。这一切，也引起了亲帝分子的仇视，1947年5月7日，民族分裂势力将五世热振强白益西活佛秘密毒死在布达拉宫夏钦角牢房中，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热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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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曲晓丽、程早霞《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驱汉事件”的历史剖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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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近代史上，西藏地方发生的所谓“驱汉事件”，实质上是驱逐中央官员和驻藏部队，每次事件的焦点都是针对中央官员以及驻藏部队的，而拉萨市内的汉族居民尤其是商人不是驱逐的重点。1951年和平解放时，拉萨市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商人仍然在此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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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江平、李佐民、蒋坚永编著《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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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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