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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藏落实干部政策，西藏“文革”虽遵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开展一些活动，但基本上都是局限于传达和贯彻文件的方式，大规模的“文攻武斗”基本上停止了。其实，从1971年上半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党委就陆续解放林芝学习班的干部学员，并重新分配工作。截至1972年4月，西藏全区原有的167名地级干部，已解放任职的有138人，占该级干部总数的82.6%；原有的1004名县级干部，已解放任职的有921人，占该级干部总数的91.7%。1973年9月，林芝学习班彻底结束。这些干部的解放和重新走向工作岗位，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革”的破坏作用，并结合“批林整风”运动，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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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24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四人帮”集团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又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在西藏都影响不大。西藏虽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于1974年2月18日在拉萨举行了有18000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拉萨街头也再次出现了大字报，但由于大批干部已经解放并回到单位主持工作，一些干部内调或从区外调入，减轻了原有派系之间的矛盾，加之人民群众厌恶了“文革”内斗，这些运动在西藏没有形成大气候。总而言之，西藏地区“文革”后期的各种活动虽然仍在进行，但多数是被动地贯彻中央文件，失去了“文革”初期进行政治活动的热情和动力，更多的是将精力放到恢复生产和进行经济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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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藏在“文革”时期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使一些进步干部和上层爱国人士蒙受了冤屈，但中共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军西藏自治区党委等仍千方百计地保护了大批上层爱国人士和进步干部，也反映了当时西藏“文革”的政治氛围相对宽松一些。据“文革”之初遭受冲击的阿沛·阿旺晋美回忆：“9月27日，西藏军区负责同志通知我说，接到周总理的电话，第二天中央派专机来接我和爱人才旦卓噶去北京，要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到达北京后，接机人员把我们直接送到北京饭店二楼的一大套房间里，说是按周总理的指示安排的。当时和我住在同一楼层的还有赛福鼎、朱德海和辽宁省委书记，都是按周总理指示保护起来的。”[44]周总理及时、妥善的保护措施，使“文革”时期“尽管大墙外边波浪滔天，阿沛一家的生活比较安定，可以到街上散散步，去大专院校看看大字报，或踏动缝纫机，为儿女们缝缝补补”[45]，过着远离“文革”喧嚣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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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西藏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开会，遵照中央指示搞大联合。周恩来总理亲自派人了解会场情况，并要秘书通知阿沛前去做检讨，以便他解脱出来，且亲自安排阿沛担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办副主任倪扶汉认为：“阿沛的被解脱，推动了西藏‘解放’干部的工作，使一批受迫害的干部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46]在那个年代，阿沛不仅未受“文革”的较大冲击，反而担任了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这其中虽有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和帮助，但也反映了西藏“文革”时期的政治环境较内地而言比较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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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西藏自治区党委及西藏军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革委会，能够及时、妥善地保护班禅大师及其他西藏上层爱国人士，也说明当时西藏的政治环境并未恶劣到内地“文革”的程度，这一点还可以从西藏“文革”经历者对西藏“文革”的评价中获得印证。班禅大师因1962年的《七万言书》曾在西藏受到批判。“文革”爆发后，西藏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自然地要揪斗班禅大师。1966年8月下旬，少数不听劝阻的红卫兵擅自闯入班禅住处，把班禅转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去制止，并指示：“决不能允许红卫兵对班禅采取侮辱性的斗争方式……要保护好班禅。”[47]于是，徐冰、刘述周及北京卫戍区的指战员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将班禅大师转移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因此，“文革”结束后获得“解放”的班禅大师，“每到总理祭日，他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献上花圈，双手合十，对着总理亲笔书写的碑文，两眼含泪，默默祈求佛祖超度总理高尚而伟大的灵魂。这种祭祀，年年不断，直至大师圆寂为止”。[48]由此可见，周恩来总理高尚的人格以及保护和关心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的决策，切切实实地赢得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仰，这是实现民族团结与和谐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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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文革”时期的“斗、批、改”运动中，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办了一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其他各种学习班，以劳动教育的方式，改造学员们的思想。但是，鉴于西藏特殊而复杂的情况，有的学习班主要成员是统战人士，与外界隔绝的学习班恰恰起到了保护上层爱国人士的作用。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次旺俊美，就“文革”的劳动改造评价说：“党当时集中这些政协委员，到现在的西藏党校附近进行思想学习和劳动改造，其实是保护了他们。如果他们不被集中学习，将可能遭到批斗，甚至丧失性命。如阿沛·阿旺晋美当时被接到北京，并不是软禁，而是进行特殊保护；否则，在西藏的阿沛很可能会遭到批斗或丢了性命。当时，我父亲作为政协委员就在现今西藏党校附近进行劳动改造。我就经常去那里给他送饭，可以感受到与其说是改造，不如说是进行保护。正是因为我们党保护了这些政协委员，才为我们赢得了无论何种情况都肯站在一起的朋友，也才为西藏政协保留了一脉相承的人员和基础。所以，‘文革’结束后西藏政协才能得以恢复。因此，不能仅仅根据字面理解‘文革’，或像现在一些书中所写的‘文革’时期黑暗一样。应该说，西藏的‘文革’与内地不同，党当时极力保护了西藏政教界的大批人士，现在应该好好看清楚。也只有从几十年来，党对西藏各界人士的保护、关心政策，才能体现党的西藏政策的一脉相承性。”[49]虽然次旺俊美的父亲，在“文革”时期曾被集中学习和参加劳动改造，但他恰恰肯定了党的集中学习和劳动改造政策，肯定了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西藏“文革”与内地“文革”既有相同又有很多的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央针对西藏地方的特殊性，做出了很多特别的指示，西藏地区党政机关领导也能够审时度势，尽最大的力量及时补救偏差，使得西藏地方在“文革”时期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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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对西藏地区“文革”运动的观察，在西藏地区是比较普遍的，并非仅仅存在于个别人眼中。在一些经历过西藏“文革”，甚至是在“文革”时期遭受批判和折磨者，他们大都持有相对肯定“文革”或对“文革”某些方面进行肯定的观点。西藏“文革”亲历者的不同评价，为大家深入探讨西藏“文革”的特殊性留下了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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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西藏地方经济的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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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完成了对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西藏在民主改革之后仍处于个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前后，互助组形式的合作社发展得也不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到来，为西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机会。中央在“文革”时期就批准西藏地方试办人民公社和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文革”期间，西藏地方的农牧区逐步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西藏地区城镇中存在数量有限的个体工商业，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文革”运动虽给西藏地方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在“文革”时期仍取得了不少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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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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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9年民主改革之后不久，西藏有的地方出现了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苗头及实践，由于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水平，结果引起了刚刚分到土地、房屋及生产资料农户的恐慌，有的地方出现了暗地分吃牲畜和粮食的现象，对此中央提出了“五年不办合作社”和“稳定发展”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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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1月15日，中央对西藏工委的工作安排批示说：“西藏地区几年内不应试办生产合作社。”[50]11月20日，西藏工委紧急通知各地不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牧业、手工业合作社。1960年底和1961年初，西藏工委检讨了在指导试办农业合作社问题上过急，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违背西藏地区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错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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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0月18日，西藏工委在第四季度工作的安排中指出：“今冬进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点试办，有条件的县可以试办一两个，分工委可以试办一两个，不要再扩大。边境地区目前暂不试办。”[51]初步提出了试办合作社的要求，反映了西藏工委急于改变西藏目前相对落后状况，以早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良好想法，但并不符合西藏地区的实际。因为刚刚经历平叛改革的西藏广大翻身农奴，正在享受分得土地、房屋、生产资料的喜悦，要集中生产资料以试办合作社，不能为他们所理解和接受。密切关注事态的各级领导的意见也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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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21日，中央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今年算起，五年以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的农奴群众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当前主要的问题是防止‘左’和急，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52]这就提出了“五年不办合作社”和“稳定发展”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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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五年期限已过，中央同意西藏工委可以试办人民公社。1965年3月22日，张经武从北京打电话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在2月15日会议上关于西藏试办人民公社的决定说：“西藏农业合作化原定在5年内不搞，现在已经过了5年，同时情况又已有了变化，可以着手搞一点人民公社的试点。第二步如何办，待试点后再定。”[53]即西藏地方可以先搞些人民公社的试点。接到中央指示后，1965年7月18日，西藏工委工作组就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通噶乡试办了一个人民公社；7月20日，又在达孜县邦堆乡试办了人民公社。[54]随着人民公社试点工作的进行，西藏工委亦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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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复示》，指出：“同意在西藏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试办人民公社（先办初级社），但暂时不要在报纸上宣传，也不必提到这次自治区代表大会上作决定。”强调“在建立人民公社的时候，宁可时间用得长些，准备得充分些，搞得稳些。因此，要特别注意防止一哄而起，打被动仗，应该先在专区领导下和少数领导能力强的县领导下搞少数试点”[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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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批准山南地委《关于当前试办人民公社问题》时指出：“不经批准，一律不准办社；不准轻易合并互助组，搞公共积累；牧区从1966年起，3年内不办人民公社。”[56]这反映了在“文革”前夕，中共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对试办人民公社问题仍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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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了全区三大教育工作会议。会上制定的《关于三大教育运动中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中，强调“三大教育运动的根本目的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本身不要求也不可能改变所有制，只是为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开辟道路，扫除障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经步骤”[57]，指出三大教育运动只是为人民公社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随着试办人民公社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受“文革”中急躁冒进情绪的影响，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向中央上报了人民公社化方案，并获得中央原则上的同意。随着试办人民公社和公社化运动的开展，截至1970年6月10日，西藏地区已经有34%的乡建立了人民公社，全区共有666个人民公社，可以说“县县都有了人民公社，其中13个县已实现公社化”[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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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西藏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现有基础，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向中央报告了关于实现西藏人民公社化的问题。中央指示农村工作部部长沙风同西藏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前往成都，同中央指定负责西藏方面工作的张国华[59]研究具体方案并上报中央。中央在接到他们的报告后，再次派遣中央农村工作部人员到西藏地区调研相关情况。因此，中央农村工作部、成都军区、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共同组成调查组，在西藏一些农村牧区蹲点调查，并召开地（市）、县、区和基层干部座谈会，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草案）》[60]，以掌握西藏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真实态度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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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1月3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党的核心小组联合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呈报了《关于西藏地区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简称《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主要有以下三点内容。1.强调西藏已经具备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条件。《请示报告》指出：“经过平叛斗争、民主改革，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牧更加向往公社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61]2.划分阶级成分。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指导下，《请示报告》批评民主改革时期牧区没有公开划阶级，农区没有划富农的阶级成分，提出在这次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牧区划出牧主、富牧、中牧、贫牧几个主要阶级成分，农区把富农从富裕农奴中划出来”[62]。3.扩大了打击面。《请示报告》提出了“彻底打倒富农牧阶级”的错误政策，将打击面从民主改革时不到总户数的5%扩大到了“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八”。显然，这一《请示报告》未能切实反映当时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受到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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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一《请示报告》，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原则上同意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公社化。”但是，西藏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规模“要因地制宜”，可以是两级，也可以是三级，生产队的规模可以大一点，也可以小一点。总之，西藏社会主义改造“应当把步子放得稳一些，把工作搞得扎实一些”。[63]同时，提出“在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必须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牧，巩固地联合中农牧，消灭农奴主、牧主和富农牧阶级的剥削制度”。至于“打击面，要切实控制在以县为单位的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八以内”。还要“把办社同认真搞好斗、批、改结合起来”。[64]这一指示，造成在农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因打击面过宽，伤害到一些富农牧民的利益和感情，但也同时加快了西藏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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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5日，西藏地区90%以上的乡建立起人民公社，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65]到1975年底，西藏地方全区1929个乡（不含阿里），先后建立了1921个人民公社。至此，西藏基本上在农牧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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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藏农牧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1975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全区对城镇私营商业、民族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然而，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基本上还是封建农奴制度，在城镇有一些工商业，但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因此，西藏的城镇商业和民族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在拉萨、日喀则等几个城镇补划成分，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合并一些工匠店铺，组建数量不多的小商业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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