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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医疗卫生事业一直都是稳步前进的。从十八军部队进藏时免费为西藏各族同胞看病、治病，到西藏各地相继建立人民医院、诊疗所等，西藏各族人民在改革之前一直享受着完全免费医疗。中共中央、国务院卫生部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卫生医疗机构，积极支援西藏的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派遣援藏医疗队，支援医疗器械、药材、设备等，而且帮助培训西藏当地的医生，建立医药卫生学校，提高西藏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促进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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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地医疗卫生部门的支持下，“文革”时期西藏的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没有中断，继续保持了稳步发展的态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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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央及全国各地一如既往地派遣援藏医疗队，给西藏各族同胞看病、治病，培训当地医务人员，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能力。例如，为解决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就医问题，卫生部先后于1969年9月、1973年9月、1974年12月、1975年5月、1976年4月等，多次选派中国医学科学院及各省、区、市的医务、科研人员，深入西藏各地进行医疗援助并培训当地医生。其中，1973年9月6日，由上海、江苏、湖北、河南、山东、辽宁、四川等省（市）445名医务人员组成的中央赴藏医疗队到达西藏。这支医疗队由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中医、放射、检验、药剂和卫生防疫、药品制造、医疗器械修理以及教育等专业的医务技术人员组成，是一支医疗技术力量比较全面的医疗队。至1974年8月17日工作结束，共计治疗病人40多万人次，还协助西藏自治区创办了4所卫生学校，开展了多期训练班，培训了1200多名藏族等当地医务人员，促进了西藏卫生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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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5日至17日，西藏自治区在拉萨召开八省市赴藏医疗队工作座谈会，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在大会讲话中赞扬说：“一年来，各省市派医疗队进藏，帮助我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落实国务院有关文件提出的任务。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热情支持下，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团结战斗，作出了很大成绩，涌现出很多好人好事。”[107]肯定了八省市赴藏医疗队对促进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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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全国的支援和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的支持下，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明显进步，在综合性医疗事业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据统计，截至1973年12月，西藏全区已有84家医院，346家卫生所，除县所在的一些区未建立区卫生所外，区区都有了卫生所，并已建立起375家公社卫生室，45座小型制药厂，并在八省市赴藏医疗队的帮助下，建立了西藏医疗器械修配所、西藏药品检验所和两所中级卫生学校。[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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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7月，新华社报道，西藏已有藏族医务工作者1200多人，“赤脚医生”6400人，分别比1973年增加了25%和58%[109]，初步形成了农牧区医疗卫生网。与“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相比，“文革”结束之初的1979年，西藏自治区的卫生机构从193家增至817家，从业人员从2422人增至6606人，床位从1631张增至4295张，卫生经费从520万元增至2274万元[110]，均比“文革”前有较大幅度增加。从“文革”时期中央及全国各地支援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力度，以及西藏自治区医疗卫生事业的从业人员增加将近3倍，医疗机构增加4倍多，床位增加近3倍，卫生事业经费增加4倍多的具体情况看，可以说，“文革”时期西藏的医疗卫生事业保持了稳步前进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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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西藏地区的社会文化事业并不仅仅局限在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方面，还包括出版印刷、文化艺术、语言文学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在“文革”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例如，十八军进藏开始，就带着自己的放映队，沿途给西藏同胞播放影片。到1970年，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为西藏提供了300套放映设备，相继建立300个以“区”[111]为单位的电影队[112]，使得西藏电影队深入农牧区成为可能。1971年12月，西藏人民出版社成立。筹备于1969年的西藏新华印刷厂也于1971年底和1972年初正式建成投产，印刷出版大量藏、汉两种文字的各种书刊。为加强对出版文化事业的管理，西藏自治区革委会还于1974年建立了西藏自治区出版局。[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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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14日至25日，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五省区第一次藏文协作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决定了两项主要内容：1.由五省区和民族出版社共同抽调人力，组成藏文《水浒》翻译小组，尽快地把《水浒》翻译成藏文；2.成立藏文协作小组，尽快出版中小型藏语词典。[114]还有文艺、舞蹈、绘画、诗歌等，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绩。例如，著名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的诗歌构思、创造，大都是在“文革”后期完成的。“文革”运动虽然给西藏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不能因此就否定这一时期西藏社会文化事业所取得的成绩，西藏社会文化事业仍然保持了曲折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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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西藏地方思想领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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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看，在“破四旧”和“砸烂旧世界”的年代里，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四旧”代表的宗教寺庙和历史建筑很难避免“文革”运动的冲击。尽管西藏地方的“文革”运动不如内地那样轰轰烈烈，尽管在“文革”之初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都提出了尊重宗教信仰和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建议，但翻身农奴出身的藏族同胞怀着对封建农奴主的憎恨，怀着对逃亡国外的达赖的藐视，以及出于某种拆庙建宅的经济动因，开始了拆除和破坏寺庙的活动，直至中央强力制止并派兵保护宗教寺庙以及历史文物，方才阻止了一场历史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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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拆毁寺庙行为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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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西藏宗教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同时也有本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文革”开始之后，中央仍然下发通知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并非一般人通常所想的——在“破四旧”中拆除寺庙是自上而下的运动。在这一时期，由红卫兵和激进群众主导的“破四旧”运动，包括拆除和破坏寺庙是全国范围内的，并非仅仅针对当时的藏传佛教寺庙。“文革”前夕，中央已经接到了西藏地区废除传召活动和藏族群众拆除寺庙建筑的报告，并不完全赞同群众的拆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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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10日，中央统战部批复西藏自治区党委《关于废除1966年传召活动》的请示报告时指出：“甘丹赤巴已去世，可以废除这一活动，但为了安定在寺喇嘛和尊重群众的传统习惯，可由自治区民政厅在藏历年前，先到三大寺向喇嘛发一些救济粮款。同时在藏历年期间，搞一些新内容的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并加强市场供应，加强治安工作。为稳妥起见，今年可既不举行传召，也暂不宣布从此废除传召，先这样做一次看看，有何反映以后再说。”[115]中央对废除传召活动是非常谨慎的。经过民主改革和“文革”开始后的政治运动，激进的群众对执政党的宗教政策了解不多，有更加急切地废除传召活动和拆除寺庙的情绪，在“文革”前夕已表现出坚决“破四旧”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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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2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向西南局和中央统战部报告了群众要求拆庙的问题。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在报告中就群众拆庙问题提出：1.对于保留寺庙和边境、城镇、交通要道上的寺庙应该说服群众不要拆掉，群众愿居住的可分给群众居住；2.对于非保留的偏僻寺庙或将要倒塌的寺庙，如实在无用，多数群众又积极要求拆的，经县委批准，可由贫协负责，有组织地拆；3.对于拆庙问题，应从严掌握，防止形成拆庙风，不能公开拆庙；4.对于有价值的文物资料，要注意保护，一般经书、佛像不要乱扔，应集中管理，以免造成不良影响。[116]对此，西藏自治区党委原则上同意在群众确实自动要求拆庙时，可以按上述意见办理，但强调国家干部不得以任何形式授意群众拆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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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15日，西南局批复原则上同意西藏自治区党委的意见，并就寺庙问题做出以下三点指示：1.凡是可供群众居住或办集体文化、生产、仓库和办公的，应尽量加以利用。这样既废除了寺庙，又解决了部分群众和公用房屋的困难，同时又可避免因到处拆庙被反革命分子借机造谣破坏，在群众中和国外引起不良影响。2.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西藏自治区党委意见与此批复精神，只告地委一级掌握，不要再往下传达。3.最好是派人到个别群众迫切要求拆除寺庙的村寨，听听群众反映，看究竟如何处理好。[117]由此可见，当时西南局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只是原则上同意当地村寨藏族群众的“拆寺庙”要求，但所拆寺庙仅限于交通不便和规模较小的寺庙，大寺庙和交通便利之处的寺庙还是要予以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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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西藏的红卫兵、群众组织以“砸烂旧世界”为口号开展“破四旧”运动，并很快突破了西藏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和限制，一些本该保留的寺庙建筑和历史文物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当时，不仅一些地处偏僻和交通不便的寺庙遭到了拆除和破坏，拉萨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也遭到相当大的破坏，直到“文革”结束后国家又拨款修复。大昭寺、色拉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寺庙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些佛像被推倒，一些经幡被扯裂，一些佛器被毁坏和遗失等，确实给西藏的寺庙、历史文物和历史建筑造成了一些无法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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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西藏的拆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翻身农牧民对长期遭受寺庙领主的压迫和剥削的愤怒。不过，这也是藏民族宗教文化的心理使然。藏民族认为旧神一旦被打倒，自然就要挪其位，理所当然地要拆除其寺庙；新神一旦被扶起来，自然就要拆旧迎新并为其建造寺庙。西藏历史上屡屡出现这种事例，已成为历史惯例。因此，1959年达赖集团叛逃出国，在国外从事分裂活动，从而使其在藏民族心中的地位荡然无存。藏族同胞尤其是翻身农奴们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太阳，照在了贵族的身上；而毛主席的太阳，照在了我们农奴的身上”。如果说西藏是一个不能没有宗教信仰的地方，藏族是一个不能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那么，“文革”时期的西藏和藏族就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视为了必须坚守的信仰，毛主席是比达赖更加尊贵的神灵。1959年民主改革之后，在丰收的时刻、庆祝的日子里，到处都能看到毛主席的巨幅照片，至今在不少藏族同胞的家里仍然挂着毛主席像。既然达赖这尊旧神被打倒，要“破四旧”，藏民自然而然地在西藏开启了拆毁其寺庙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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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拆除或破坏寺庙的原因有“文革”时期“破四旧”运动的冲击，也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动因。西藏民主改革之后，翻身农奴虽然分得了土地、房屋和部分生产资料，但毕竟房屋和生产资料有限，翻身农奴占到了西藏人口的95%以上，当时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文革”兴起之后，西南局对西藏有关群众要求拆庙的请示件的回复，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基层。在此之前，一些居住条件困难的群众早已搬进寺庙居住。但西南局的回复意见为拆庙开了一个口子，在新建和翻盖房屋的时候，不少翻身农奴看到了“破四旧”运动带来的经济利益，即通过拆除占用大量建筑材料的寺庙，改善自己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在几乎没有内地人员参加的拆毁寺庙运动中，藏族同胞尤其是翻身农奴们发挥了异乎寻常的积极主动性。群众组织和翻身农奴的基层干部以及普通群众，纷纷投入以“拆寺庙”为主的“破四旧”运动之中。据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发现，当时很多被拆除或破坏的寺庙，基本上没有了建筑木料和条形石块等主要建筑材料，仅仅剩下了一些地基或土墙。其主要原因就是，当地群众用这些木料与石块修建自家的住宅和庭院，并将极具文物价值的寺庙唐卡当作防风避雨的苫布来盖牛粪。由于部分群众认为撤除寺庙是菩萨移位的活动，在拆毁寺庙的过程中，不少人举着毛主席像对着佛像念念有词，意思是大佛来临，小菩萨要让开。也有不少人不懂得寺庙建筑结构，不从寺庙的顶层开始拆除，而是从寺庙建筑的中部拆除，结果在寺庙倒塌时受伤或被砸死。于是，也就有人造谣说是得罪了寺庙供奉之神灵所致，需要祈祷毛主席大佛的保佑。[118]总之，藏族群众积极参加拆寺庙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迷信说法，也反映了西藏“文革”时期以“拆寺庙”为主的“破四旧”运动中所蕴含的经济动因，拆庙事件并不完全是政治因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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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寺庙、文物的保护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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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群众积极拆毁寺庙的活动，突破了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限制，直接冲击影响较大的寺庙和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建筑。因此，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直接干预西藏“文革”的“拆寺庙”运动，采取特殊措施保护西藏重要的寺庙建筑和历史文物。例如，派遣部队进驻寺庙直接保护，或将寺庙临时作为政府机构所在地，或暂时将寺庙改造为库房、粮仓等，以免群众破坏或拆除寺庙。将寺庙中的佛教经书、唐卡、宗教器皿等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物及时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或交由相关文物部门保管，以免被焚毁或遗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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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西藏军区“派出一个连的兵力进驻大昭寺，对该寺重要佛像实施了严密的保护，对其他在群众中影响较大的寺庙，均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使许多寺庙及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119]。因此，大昭寺虽然遭到了冲击，但并未被破坏。据大昭寺导游所讲，当时大昭寺不仅驻有军队，而且一些珍藏佛像的洞窟或房间内存有军粮。所以，大昭寺才能幸免于难，我们今天才能看到精美绝伦的佛像和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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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除“四旧”和清除封建迷信思想极为敏感的“文革”年代，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仍保护了一些在群众中较有影响的重要寺庙，而且提出了修缮布达拉宫、大昭寺以及一些年久失修的著名寺庙的计划，并获得了中央的首肯和支持。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日复交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些国家尤其是佛教国家的元首有访华计划，并向中国领导人探询访问拉萨的可能性。然而，“文革”时期拆毁寺庙的运动和部分寺庙建筑的年久失修，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于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陈明义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杨东生在参加197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准备对大昭寺进行维修，请求中央先拨款60万元。在当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仍当即指示转告有关部门照办，并嘱咐我们，对其它一些年久失修的寺庙及文物古迹，也要有计划进行必要的维修和保护，要把保护寺庙及文物古迹的工作常抓不懈，始终不渝地贯彻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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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当时西藏制定了修缮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计划，由于资金未及时到位，相关的修缮工作往后拖延了几年。由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明确表示支持修缮大昭寺、布达拉宫及西藏其他一些重要的寺庙建筑，遏制了部分群众对宗教寺庙和历史文物的拆毁活动。正是中共中央、周恩来总理及西藏自治区党委及时干预激进的藏族群众对寺庙建筑和历史文物的拆除和毁坏活动，从而在疯狂的“文革”年代仍然保留了一批著名的、在群众中有重要影响的寺庙和历史文物，保留了西藏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的物质载体，不仅成为今天西藏各族人民群众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场所和精神寄托，而且为繁荣西藏历史文化和发展西藏各地的旅游事业保留了基础，使来自西藏自治区内外以及国内外的旅游者、友好人士在赞赏新时期西藏建设成就的同时，亦能回味西藏古老而神秘的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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