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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02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当时西藏制定了修缮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计划，由于资金未及时到位，相关的修缮工作往后拖延了几年。由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明确表示支持修缮大昭寺、布达拉宫及西藏其他一些重要的寺庙建筑，遏制了部分群众对宗教寺庙和历史文物的拆毁活动。正是中共中央、周恩来总理及西藏自治区党委及时干预激进的藏族群众对寺庙建筑和历史文物的拆除和毁坏活动，从而在疯狂的“文革”年代仍然保留了一批著名的、在群众中有重要影响的寺庙和历史文物，保留了西藏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的物质载体，不仅成为今天西藏各族人民群众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场所和精神寄托，而且为繁荣西藏历史文化和发展西藏各地的旅游事业保留了基础，使来自西藏自治区内外以及国内外的旅游者、友好人士在赞赏新时期西藏建设成就的同时，亦能回味西藏古老而神秘的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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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04 三 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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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06 中国内地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西藏地方特殊的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民族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都使西藏各族人民在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变得比较漫长，经历也比较复杂。具体说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传播，经历了1950年前的有限接触，1950至1959年间的间接传播和1959至1969年间的积极传播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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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08 （一）对先进思想的有限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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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10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究竟何时传入西藏，至今未有定论，只能说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之前，西藏少数人（如根敦群培等）已零星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十三世达赖喇嘛从1912年开始，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分赴英国、印度、日本等国学习，也曾与西藏驻北京雍和宫、山西五台山的堪布喇嘛保持着联系，很难说擅长政治的他完全不知道当时中国内地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活动。最迟至红军长征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了藏区。徐万发、钟金慧就以为：“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传入藏区是在红军长征时期，主要是在藏区东部。”[121]应该说，这个“藏区东部”并不属于西藏，而是在川、黔等地彝、藏民族聚居区。当时，“红军官兵在长征的流动作战中，以其自身的革命行动在宣传着马克思主义。……红军各部队成立有专门的宣传队，他们采用‘宣传鼓动棚’、快板顺口溜、歌诗等各种简单适用的形式，鼓励士气，做群众工作，宣传着马克思主义”[122]。中共中央总政治部创刊于1935年6月10日的《前进报》，在第2期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这个公告的对象不仅包括康区东部，而且也包括整个西藏，只是目前尚不知公告的内容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传入西藏。1936年初，以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成立后，在更广阔的藏区范围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一些藏族青年要求参加红军，并随红军完成了长征。如曾参与西藏和平解放工作并在“文革”时期担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天宝，就是当年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之一。因此，徐万发和钟金慧认为：“红军长征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使藏区少数民族开始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支援红军长征，有些藏族青年直接加入了红军，使红军顺利地通过藏区，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长征时在藏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受长征影响的许多藏族红军战士是和平解放西藏时的翻译和向导，有的直接参与和平解放西藏的领导工作，如和平解放西藏时曾任西藏工委委员的天宝，还有受红军影响的宗教界人士，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奔波，甚至献身的，如西康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等等。”[123]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没有全面传入西藏之前，就已经在部分川、黔等地的藏族青年中生根发芽，并为向西藏传播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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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12 西藏青年中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是以根敦群培为代表的原西藏革命党部分成员。根敦群培是一位博学的僧人，也是近代西藏著名的思想家。他曾在印度游学12年，期间他“醉心于马列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反对殖民主义者入侵西藏，从而逐渐认识到必须对西藏进行重大改革甚至发生一场革命”[124]。后来他结识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虔诚信仰者、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邦达·绕噶，联络曾被噶厦流放而逃至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土登贡培、江洛金等人，从1939年开始筹划和组建了“西藏革命党”。他们这一帮人虽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并表示：“我们必须首先把‘三民主义’和蒋介石总统的命令付诸行动。我们必须在一切言论和行动方面同‘三民主义’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而且，“不论中国政府是否帮助，我们都应该顺应国际发展，像中国和其他国家那样，在西藏推行民主制度”[125]。但是，他们党的徽章却与苏联共产党的徽章标记惊人地相似，应该说这是他们中一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模仿苏联共产党的党徽标识。正是这个原因，极为警惕的英印殖民政府在1946年6月勾结西藏噶厦镇压了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西藏革命党，阻止了西藏革命党成员向西藏地方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敦群培因此被引渡回西藏关押了三年。今天，从根敦群培的著作中，仍依稀可辨马克思主义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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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14 当然，西藏上层封建农奴主中也有一些人，在帝国主义分子的蛊惑下，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不良印象。如英帝国主义特务分子黎吉生在1949年6月频繁与西藏封建农奴主中的亲英势力接触，阴谋阻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黎吉生先是造谣拉萨的汉人中有“共产党员”，继而又擅自拟定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和住址，蓄意挑拨藏汉民族关系。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局长的柳霞·土登塔巴和摄政达扎·阿旺松绕等人对此情况非常吃惊。黎吉生遂鼓动达扎·阿旺松绕说：“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时期，我们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西藏，如不这样，势必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126]亲帝的达扎·阿旺松绕立即召集全体噶伦和重要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阻止共产党入藏，应立刻驱逐在拉萨的一切汉人。噶厦甚至聚集僧俗人员举行以诅咒汉人、共产党为目的的“扣锅”“驱鬼”等宗教仪式。因此，在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入藏前，帝国主义势力和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就已经向他们进行了妖魔化宣传，为西藏和平解放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设置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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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16 （二）社会变革使先进思想间接传播到西藏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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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18 从1949年中央正式做出解放西藏的决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与西藏各族人民之间逐渐建立直接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紧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虽然以各种方式和途径为西藏各族人民着想，践行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本质，但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身份，没有在社会上发展党员，只是通过实际行动的展示，间接地向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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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20 首先，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及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各阶层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秀品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1949年9月8日，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藏族干部天宝（桑吉悦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西藏全体同胞，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的文章，揭露西藏地方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制造“七八事件”的阴谋，控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罪恶历史，呼吁西藏人民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9月21日至30日，他还与多杰才旦一起作为藏族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在青海境内的班禅代表接触、与川滇等处的藏族同胞接触，班禅大师消除了对解放军的顾虑，并于1949年10月1日从青海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西康各地的藏族知名人士派出代表前往北京，要求尽快解放西藏。因为西藏地方政府拒不和谈，中央政府不得已发起了昌都战役，以战促和、以战促谈，正是在战争中的共产党人的优秀表现，赢得了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的支持，初步认识到了共产党人的品质。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克服高寒缺氧的高原气候，开荒生产，支援地方建设。特别是在1952年的藏北雪灾、1954年的江孜洪水期间，人民解放军抢险救灾，舍己救人的英勇表现，不仅赢得了民心，更赢得了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对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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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22 其次，招收培训藏族学员，补充到进藏部队，间接地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西藏。为进军西藏早做准备，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办了藏族训练班，西北军也开办了藏民训练班。1950年1月24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中说：“据德怀（彭德怀）同志说西北局藏民干部训练班有数百学生受训……望西北局注意检查督促，在三月间结束学习，以便能在四月间派到十八军随军前进。又，北京现有藏民训练班二十余人，已经开学，两个月毕业，亦准备在毕业后送西南局分配工作。”[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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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24 为做好培训班事务，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这些培训学员，给他们传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1950年4月27日，周恩来会见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的藏族训练班学员时，指出：“《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最主要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凡少数民族在各地都有自治权力，在统一法令之下，自己管理自己。……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改善少数民族经济。……西藏实行政教合一，我们要逐步使政教分离……工作要避免过早过急。”[128]周恩来还教导学员们将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提出：“大家要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的理论就是要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合乎中国的道理，把它发挥了，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129]从1950年六七月以后，一批批的藏族训练班学员都赶往四川甘孜、德格等地以及甘肃、青海两省，参加进藏部队，将学习的理论转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的实践。作为藏族人，他们在语言交流、社会活动中更具有优势，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付诸实践，影响到藏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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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26 再次，成立爱国团体，培养上层爱国青年，组织去内地的“参观团”“致敬团”等，直接到内地感受社会主义。为加强青年工作，增加上层爱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和联系，1952年5月4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藏工作委员会成立，首任书记为乐于泓。为争取、团结藏族青年，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53年1月31日，成立了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主任为达赖的哥哥洛桑三旦。为便于加强上层爱国妇女之间的联系和开展相应的统战工作，1954年3月8日，成立了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主任为达赖的姐姐尧西·泽仁卓玛、阿沛·才旦卓噶等人。为了进一步扩大统战范围，1956年9月28日，又成立了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会长为洛桑三旦；1956年11月22日，成立了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筹委会。这些爱国组织的主要领导大多为西藏上层人物，但发挥主要作用的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解放军干部。在这些爱国统战团体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组织下，西藏还向内地派遣了一些参观团、致敬团等。1952年8月7日，西藏派出了和平解放后第一个赴内地的参观团，共有40多人，团长为欧希·土登桑却。1952年8月21日，西藏和平解放后向北京派遣了第一个致敬团，共12人，团长为柳霞·土登塔巴。1953年9月28日西藏国庆观礼团抵达北京。1956年8月27日，西藏组织的第一个妇女参观团到达北京，并受到毛泽东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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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28 这些“参观团”“致敬团”“妇女团”到达北京，一般都会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在全国各地的参观中获得对祖国内地社会主义建设的直观感受。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接见西藏地方致敬团代表时发表谈话，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130]向他们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1952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指示：“依据各民族地区和西藏致敬团参观团的经验，有计划地分别组织各方面的人到内地来参观，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方式。”此外，“如有愿意到内地入学的，应帮助他们来”。[131]1954年4月，毛泽东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中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132]再次肯定了参观团、致敬团到内地参观、学习的这种方式。例如，西藏地方参观团代表之一的悦希凭卓在1955年10月23日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说：“今天能有机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是我一生最光荣的一天。今后我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带动广大青年参加祖国建设，并希望社会主义早日实现。”[133]由此可见，西藏地方“参观团”“致敬团”“妇女团”的一些成员，在受中央领导接见和参观祖国内地的过程中还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概念，受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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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30 最后，创办学校，培养民族干部，为发展党团员做好组织准备工作。随着西藏和平解放，在中央驻藏机关和进藏部队的帮助下，西藏开始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小学、中学。虽然当时在学校中并未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但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进藏教员，在教育中自然而然地将马克思主义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了所传授的知识中。同时，为促进进藏人员的藏语学习，进藏部队藏文藏语训练班于1952年1月12日开始上课。教师有于式玉教授等，还有西藏学者擦珠·阿旺洛桑、江洛金·索南杰布、唐麦·公觉白姆和10多位进步的上层人士。在这所学校中既有教学，也有交流，还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一种方式，间接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给了这些西藏学者和上层爱国进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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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32 1952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培养民族干部五年计划的指示中指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昌都、日喀则地区可以办理短期的政治训练班或学校，吸收当地在职人员带职学习，其教学和管理方式，均须适合于争取他们逐渐乐于学习的目的。此外，还可考虑办理不脱离生产和不妨碍生产的业余学校。”[134]通过这些学校的在职教育，培养了一批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西藏民族干部。1954年4月，毛泽东致信班禅额尔德尼说：“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135]建议同时由内地院校培养西藏的民族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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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34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指出：“将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改为西藏地方干部学校，并予扩建，以加强培养训练藏族及其他民族干部的工作。”[136]总之，从西藏和平解放至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西藏“全区培养藏族干部1600多名”。[137]西藏的民族干部培训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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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36 1957年9月15日，为了培养藏族干部和为将来民主改革储备藏族干部，经中央批准的西藏公学，在陕西咸阳正式开学。该校当年即招收3000多名已经参加工作的藏族青年入校学习。与此同时，西藏团校也在咸阳开学。西藏工委还送了一批藏族干部到北京、兰州、成都的民族学院学习。[138]正是这些普通学校、业余学校以及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批西藏的各族青少年和民族干部，并间接地教给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为西藏的建团建队工作做好了组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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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38 西藏和平解放后，鉴于当时西藏地区特殊政治形势，不仅没有立即开展建团建队工作，而且在最初的几年内，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身份都是秘密的，这也是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只能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由于帝国主义妖魔化共产党的宣传和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在和平解放初期，西藏的党组织没有对社会公开，对外均以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名义。例如，西藏工委称“独立支队”，拉萨市委称“先遣支队政治部”，江孜分工委称“52师师部”，日喀则分工委称“52师指挥所”等。[139]直到1955年4月14日，中央才同意西藏工委和各分工委可以对外公开，但“公开方式不必正式发通知，可利用‘七一’党的纪念日召开一次座谈会，由党委书记出面讲话”。[140]即使党组织对外公开，也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未大张旗鼓地宣传。1955年7月1日，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各地分工委，正式结束了以军队番号为代号的情况。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西藏地区的建团、建队自然也是相对较晚的事情，至于建党工作则明确提出不在社会上发展党员，以稳定西藏封建农奴主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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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40 1956年5月20日，拉萨首批521名少先队员举行建队仪式。虽然西藏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在1952年就已经建立，但直到1956年5月21日，拉萨第一批221名藏、回族青年方举行入团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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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42 1956年10月19日，西藏工委在《1956年第三季度工作综合报告和第四季度工作安排》中说：“在9月29日有610人参加的西藏第一届青年代表会上，已有270余名优秀藏、回族青年被吸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培养藏族干部已冲破了保守思想，正在大力吸收，建团、建队工作已顺利地展开，社会上建党工作已经开始。在第四季度……完成在1956年培养15000名藏族干部的计划，同时要完成发展2000名藏族党员和5000名藏族团员的计划。”[141]这一大胆、冒进的计划显然不符合当时西藏的实际情况，也将激起西藏上层农奴主的恐慌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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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44 1957年5月14日，中央对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的批示中指出：“不在社会上发展党员。”[142]西藏工委遵照中央指示，不在社会上发展党员，只是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悄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暗中发展党员。到1958年11月13日，西藏和平解放八年来仅“吸收和培养6128名藏族干部和学员，发展了1190名藏族党员，1934名藏族团员”[143]，人数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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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46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西藏也只是进行了比较模糊的宣传。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已经提出了西藏要进行改革的问题，但和平解放后西藏进行什么性质的改革，对于西藏上层仍是很迷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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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48 1955年9月4日，中央对西藏工作做出的指示中，只是说“西藏民族同国内其他先进民族一样，是一定要走上而且能够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西藏民族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通过自己的道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44]，间接回避了当时在西藏进行社会改革的性质问题，相对模糊地强调西藏将要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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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83150 1957年5月14日，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经过各种适当方式，向西藏上层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45]班禅大师在1958年4月22日的拉萨各界代表座谈会上，直接说：“要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到底，坚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146]反映了当时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是紧密相连的，而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总体上还是比较模糊的，这也是当时中央鉴于西藏特殊的形势，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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