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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必须注意从积极参加斗争的藏族劳动人民中，培养和提拔大量的藏族干部”。[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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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10日，毛泽东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介绍说：“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162]肯定了培养藏族干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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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西藏工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帮助和培养藏族干部，关心藏族干部政治上的进步，关心和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把藏族干部放在适当的领导岗位上，使他们有职有权”[163]。到了1960年4月，就“培养了近5万名藏族干部和积极分子”[164]。到1964年初，西藏有藏族干部120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民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全区还培养出本地民族技术干部1000多人，另外有3000多名青年正在内地学习各种专业知识。[165]这些民族干部和积极分子虽然未必都是中共党员，但他们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至少也接受了社会主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这一时期，西藏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陆续改组了原来的爱国统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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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15日至5月23日，西藏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改名为西藏自治区青年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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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8日至6月15日，西藏正式成立了自治区妇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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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3日至21日，共青团西藏自治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和部署了近期共青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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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15日，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正式成立，协绕顿珠（杨东生）当选为总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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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先后，西藏自治区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反映了这些进步组织的建立，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发展党员、团员和队员提供了组织条件，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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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除了普通学校、业余学校、职业学校教育培训民族干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外，电影、报刊中也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和内容。到1963年12月，西藏全区共有121个电影放映队。[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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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7日，揭露封建农奴主残酷、落后、黑暗的著名影片《农奴》在拉萨公映，获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一直影响了几代人。《人民日报》这时也公开发表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全国各族人民前进的道路，它引导着西藏人民在革命的征途上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下，西藏人民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一步加强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取得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167]随着民主改革的顺利完成，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成了报纸杂志、电影广播和文艺节目中经常出现的内容，一定程度上符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的全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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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各种形式使先进思想得到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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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文革”时期的快速传播，验证了古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说。西藏的“文革”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但也为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文革”运动兴起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持续开展，《毛主席语录》普及到千家万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开办，内地大中专院校在藏招收工农兵学员，基层党组织的普遍设立与少数民族党员的增加等，都使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传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具体说来，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普及教育，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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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持续十年之久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使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语录》普及到西藏的家家户户。其实，早在1966年初的“三教”“四清”运动中，就已经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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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规定1966年努力完成的六项任务中，第一项就是“狠抓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活学活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文革”爆发后不久的1966年10月下旬，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把我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通知。该通知决定：“每星期四上午为西藏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带着问题学、带着问题讨论的时间。机关一定要保证每天早晨有一个小时的自学时间，每星期四讨论学习，要雷打不动。开会时要根据会议内容选有针对性的语录会前读，印发文件根据文件内容印上毛主席语录。并要认真物色培养典型、树立样板。力争明春前后，使家家户户有《毛主席语录》，充分发挥语录牌的作用，逐步做到‘到处有、到处带’，等等。”[169]这一规定使西藏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常态化、规模化、程式化和社会化。为方便藏族同胞学习，藏汉对照的《毛主席语录》和翻译成藏文的毛泽东著作及诗词，陆续运往西藏各地，分发给西藏各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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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25日《西藏日报》报道，第一批藏汉文对照的《毛主席语录》30万册，已于6月上旬运往西藏各地发行。[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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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1月25日，《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五篇毛泽东著作的汇编本，已翻译成藏文出版[171]，不日将分发给各地藏族同胞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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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22日，来自各条战线的工农兵代表和文艺工作者以及参加西藏军区和拉萨市业余文艺会演的代表1000多人在拉萨集会，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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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7日，毛泽东亲笔题字的《西藏自治区画集》正式出版发行，该画集“形象地反映了24年来，西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所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辉煌胜利”[173]。这些有关毛泽东著作的纪念活动、题字画集和藏文《毛主席语录》等书籍或刊物，极大地便利了藏族同胞学习和了解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向西藏基层社会普及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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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委会不仅组织、发动各族人民去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且树立典型，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推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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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8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发出《关于开展向丹增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区军民认真学习丹增同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觉悟的英雄事迹，迅速掀起一个学英雄见行动的热潮”[174]。将丹增树立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代表，供全区军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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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20日至6月5日，西藏军区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会议要求，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会议期间，“代表们广泛深入交流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决心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和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运动提高到新水平，为保卫祖国边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175]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不仅是个人学、集体学，而且开展学习竞赛活动。这种运动似的宣传教育，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中才能实现，才能将马克思主义普及到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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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创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文革”中不仅各个机关单位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在工厂农村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同时针对西藏实际，开办统战人士的学习班，在劳动和改造中，使马克思主义在西藏上中层人士中获得快速传播。西藏自治区较早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不在西藏，而是于1968年2月26日在北京创办。当时，该学习班是一个有军队干部、群众组织领导人和地方干部300多人参加的西藏“三结合”性质的学习班，是为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作准备。[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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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西藏自治区将全区大部分机关干部、职工约5000余人，集中到林芝、松宗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即“五七干校”），一边劳动改造，一边清队、整党，进行思想改造。当然，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就是清除封建农奴主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次学习班直到1973年9月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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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藏其他一些地方或单位也举办了一些毛泽东思想培训班或学习班，以改造西藏上中层人士的旧思想，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不过，因为这种改造与“斗、批、改”运动结合在一起，也曾伤害了部分上层爱国人士的情感和利益。但总的说来，一部分上层人士通过集中学习，探知到过去从未深入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学者在后来的写书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运用于其研究分析问题。出身于活佛的东噶[177]教授就是突出的例子。作为现代藏学研究的杰出学者，他在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其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在很多地方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是东噶教授经过多年学习研究，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发生、发展直至消亡之历史的论著。书中还引用了一些不易见到的藏文史料，叙述了西藏地方和祖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史，从而展示了西藏和祖国不可分离的关系，并就藏族史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提供的丰富史料，对研究西藏社会政治、宗教制度的发展和封建农奴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书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后来的藏学研究人员启发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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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内地援藏，从外部向西藏传播马克思主义。“文革”期间少数内地红卫兵进藏，后来更有内地大中专院校在西藏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及援藏医疗队、教师等，从外部向西藏传播马克思主义，也对“文革”时期西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熟读毛泽东著作或《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开始不久就有一小部分串联至西藏，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大院内开展大辩论。同时，内地大量“文化大革命”运动传单也寄到了西藏。据西藏自治区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的《全国各地寄来我区的传单及处理情况》称：截至1966年11月22日，传至西藏的传单已达1400余种，约11万份。[178]这些打着“毛泽东思想”或“毛主席语录”为旗号的辩论活动和传单，虽然其活动本身未必符合马克思主义，或者就是极左思想下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无疑在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中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度”。特别是“文革”期间，一些内地学生在上山下乡运动和响应毛主席建设边疆的伟大号召中，也曾来到西藏“插队”或安家落户。例如，1976年3月1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举行大会，欢迎北大、清华等院校来藏的工农兵大学毕业生和北京首批来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些青年学子的行为，但在他们心中确实是在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他们的行为确实感染了不少西藏群众，并向周围的藏族同胞传播了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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