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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确立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于1981年草拟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六五”计划草案,提出了在“六五”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继续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狠抓农牧业基础,加快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促进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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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安排和发展目标上,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力求做到积极稳妥、留有余地。计划到1985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86亿元,比1980年增长18.4%。1982年6月,自治区召开全区农牧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精神,重点研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六五”计划指标和2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经济发展战略设想及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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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号召,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这对西藏制定“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是最大的鞭策。1982年12月,西藏自治区为贯彻党的十二大会议精神,进一步研究和提出了20年的发展战略设想与“六五”期间经济发展计划,为了把战略发展目标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决定把20年的战略目标分成两步走,即前10年为第一步,后10年为第二步。前10年又分为“3年一小变”、“5年一中变”(后合并到“六五”计划)、“10年一大变”三个具体实施阶段。[43]“3年一小变”即从1980年的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的185.90元至1982年达到220~230元;“5年一中变”,至1985年即“六五”计划完成时达到280~300元;“10年一大变”,至1990年达到400~500元。前10年为后10年做准备、打基础,后10年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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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二大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给西藏人民以极大鼓舞和促动,思改革、谋发展、奔小康成为全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各行各业围绕“六五”计划的实施,拉开了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帷幕。西藏自治区党委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下,率领全区各族人民努力实现“六五”计划的近期目标,即到1985年底也就是“六五”计划结束时,社会总产值从1980年的9.71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22.27亿元(含中央补贴);工业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7.46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8.90亿元;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从1980年的185.90元增长到1985年的361.13元;粮食总产量达到5.3亿公斤,超过了历史上最好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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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较快发展,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大目标。翻两番战略目标的要点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总产值到20世纪末达到3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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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底确定的20年发展战略设想,在最后审定时,西藏地区实行免征免购、休养生息政策已经整整进行了3年,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经济基础薄弱,社会起点较低,自然灾害频繁,但是由于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援助和内地各省市的支援,加上西藏自身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及自治区坚持从西藏实际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使西藏地方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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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牧区各项政策的全面落实,农牧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到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全面增长,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300多元。全区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成倍增长,勤劳致富的典型大批涌现,工业、副业、运输业、商业、建筑业、旅游业迅速发展。据1984年底的统计,全区从事加工业的有1.25万户,农牧民从事营运的汽车、拖拉机达7800多台,仅那曲地区副业收入当年就达到8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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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农牧民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步伐,西藏自治区党委于1985年2月召开了全区勤劳致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经验交流大会[44],传递致富信息,介绍致富经验,探索劳动致富、富了再富的新路子,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重奖了69个靠劳动已经致富的重点户和先进个人。这是一次动员全区人民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敢于致富、勇于冒尖的鼓劲大会,是催人上进、劳动致富的大会,对当年的农牧业生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再加上43项工程陆续竣工,全区主要城镇一幢幢新落成的学校、医院、宾馆、饭店、厂房拔地而起,各族人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党政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全区政通人和,各行各业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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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纠“左”和落实政策的过程中,中央出于团结的目的,允许境外“流亡藏人”派代表回来看看。达赖集团借中央政府同意派人到西藏参观访问之机,派出五批“参观团”到西藏和其他藏区参观,各级政府对“参观团”回祖国参观给予了热情的接待。但他们却借此在拉萨等地进行“西藏独立”的煽动活动。由詹东·丹增朗杰率领的“参观团”,下了汽车便到大昭寺门口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讲,又在甘丹寺组织非法集会,公开煽动搞“西藏独立”。[45]一段时间,达赖分裂主义集团以派人回藏参观、探亲为名,制造混乱,煽动分裂,宣扬“西藏独立”,进行渗透等非法活动,企图搞乱西藏。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中央支持下,对达赖集团派回来的代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至驱逐第二批代表出西藏,使他们的阴谋受到遏制。然而,这些活动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西藏地区的一些人趁机对政府表示纠“左”不够的意见,分裂主义的言论开始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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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形势下,清“左”是把在正常工作中可以纠正解决的问题,拔高为指导工作方针,使干部群众的思想离开经济工作中心,用了大量精力去开展清“左”、批“左”活动,对许多复杂的事物,用“左”或“右”去套,客观上导致否定过去,甚至连“文革”前取得的成就也作为“左”加以批判,出现了各部门、各行各业都要检查“左”的不正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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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实政策上,除极少数遗留问题外,应该落实政策的人和经济赔偿范围等大部分在1985年以前已经解决,但后来又不顾已经做过的大量工作,制订了一个很大的赔偿计划,而对拉萨一部分人在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情况掉以轻心,对有可能发生的骚乱又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从1985年下半年起,放松了对西藏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形势发生变化之后,西藏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全局性的负增长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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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深化农牧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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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这场改革开放一开始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同时改革开放开始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逐步扩大到了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从而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第一个伟大转折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三个伟大转变,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转变命运的关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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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藏地方的特殊性,在1980年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对西藏工作指示的中心内容,就是从西藏的实际出发,采取特殊政策让广大农牧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尽快富裕起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治穷致富的具体政策[46],西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从农牧区开始逐步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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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给农牧区生产队、组、户下放生产经营自主权。从1980年起,各级政府对农牧区不再下达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和种植计划,由生产队、组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群众需要和社会需要安排作物种植,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种多种少,采取什么生产措施,全由农民自主决定。在牧区积极扶助牧民发展个体牧业,自留畜养什么、养多少全由牧民自己决定;对集体畜群实行借本还本,公有私养,仔畜归己政策。在林区,下放林山经营权,将一部分国有林山划归集体经营,收入归队所有;凡县、区经营的国有林场,下放给社队经营,收入归社队所有。在边境地区,开放边境贸易,允许境外边民和境内边民出入境易货交换,取消原规定的贸易金额限制。在流通领域,开放集市贸易,允许社、队、组、户的农、牧、副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上市自由议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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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免征农牧业税收,取消一切形式的派购任务。从1980年起,在全区范围内免征农、牧业税两年(后陆续确定延长到20世纪末),取消向社队计划派购、收购粮食、油菜籽、酥油任务,免征城乡集体经营的民族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性行业和群众个人产品上市交换营业税收,使免征农牧业税收比全国提前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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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废除一切形式的用工摊派任务,减轻群众负担。政府规定在没有战争支前等特殊情况下,国家建设项目需要劳动用工的,禁止摊派,采用合同承包,按工付酬。原由社队负担的部分民办小学教师,绝大多数改为公办教师待遇,少数未转入公办教师的,工资费用从1980年7月起,也全部改由国家负担,这就极大地减轻了农牧民群众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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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保障城市职工、居民必需的商品供应。在粮油、农副产品实行议价购销后,为确保不降低城镇居民职工生活水平,原计划供应口粮标准不变,价格不变,价格上涨和进销差价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免征农牧业等税收以后,各地、市、县财政包干减收部分,完全由自治区财政补贴,确保了广大城镇居民的商品供应,也稳定了开放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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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休养生息政策的全面落实,农牧区的生产关系和经营体制逐步得到改革和调整。从1980年起,西藏各地便开始实行以承包为主导的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到1982年,全区各地就有93%的生产队不再坚持集体出工,平均分配,有82%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各自经营。在牧业生产上,已不再限制牧民自留畜数量,放宽了自留畜经营的范围。政府通过贷款,对公有牲畜借给牧民实行喂养仔畜归户等形式,帮助牧民发展自有牲畜,后来又对公有牲畜推广家庭承包,把生产队经营时期注重牲畜存栏数量改变为质量、数量并重,提倡合理淘汰宰杀以提高牲畜出栏率,提高大牲畜和母畜比例,增强畜产品的商品生产。农牧区经济体制的初步改革和调整,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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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重点扶持贫困地区、贫困户,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改善生活。西藏经济基础薄弱,生产落后,是全国最穷的省区之一。为保证西藏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国家每年都要拨出巨款开展救济性的扶贫工作,农牧区的部分贫困社、队长期依赖国家救济生活。免征农牧业税收,减轻群众负担政策实施以后,一部分较贫困的地区和社队,一时还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境地,自治区人民政府每年继续拨出巨款,向群众提供启动资金,扶持农牧副业、乡镇企业。从1979年至1985年,共支付扶贫款8075万元,发放农牧业生产、生活无息或低息贷款2.66亿元。同时,政府对散居在全区的孤寡老人实行“五保”(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制度,对孤幼儿实行社会救济。全区建立了福利院8所,敬老院60多所,使农牧区的7300多位“五保”老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得以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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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过程中,还大力开展了救灾工作。在西藏,山高地阔,气候变化异常,每年都有局部地区遭受干旱、洪涝、风雪、冰雹、病虫害等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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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西藏遭受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农业受灾面积达236万亩,占当年播种面积的75.4%,其中35万亩颗粒无收,56万亩减产50%,145万亩减产20%,全区粮食比上年度少收1亿多公斤。牧业区因长期干旱,牧草返青期推后了一个月,后来又遭受大面积黑毛虫危害,不少地方因缺水、缺草,幼畜成活率比正常年景下降25.5%,当年成畜死亡率高达牲畜存栏数的7.8%。因畜产品大量减产,仅酥油一项就比上年减产35%。灾情发生后,正在内地休假的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听到西藏发生特大自然灾情后,提前返藏视察受灾地区,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杰才旦一起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救灾任务。会后,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带头,组织工作组深入灾区指挥抗灾。自治区机关和各地、市先后派出800多个工作组,6100多人次奔赴灾区组织群众抗灾自救,发放生活救济款1040万元,生产扶持款2750万元,给16万灾民发放口粮150万公斤,给受灾较重的牧民扶持牲畜12万头(只),有力地支援了灾区群众的抗灾斗争。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援和精心组织下,灾区人民全力投入抗灾斗争,减轻了灾害带来的损失,大灾之年不仅没有发生饿死、冻死人的现象,而且通过开展生产自救,战胜灾害,顺利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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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充分证明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有的地方农田水利建设抓得不好,群众饮用水都发生了困难,农畜损失严重。年楚河沿岸的江孜等县,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在抗旱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灾之年不但没减产,在县委强有力地组织领导下,夺得了当年粮油大丰收。自治区党政领导和各地、市、县领导从对比中总结教训,当年秋冬和第二年春天,组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再次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为以后的农牧业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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